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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长相俊美、受人喜欢的年轻夫妇迅速成了当地美国人社区中的红人。鲍勃因其出众的桥牌和扑克技巧而备受人们欣赏，由于能够前往那些不对外交官开放的区域旅行，他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朋友也常常从他那里获取相关信息。一位领事在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指出，梅里曼对于苏联的热情非比寻常，他“愿意与来访的美国人展开对话，说服他们回国后要求美国就对苏政策做出改变。他甚至还向一些来访的旅行团发表过正式演说”[12]——很可能是那些由费舍尔带领的旅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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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向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左翼小报《太平洋周报》（Pacific Weekly）发回了一系列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文章：莫斯科建成了72所新学校和新的地铁交通系统；苏联的领袖们获得了“来自人民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未曾得到过的”；工人们的休息室既宽敞又干净；9.9万台新拖拉机和2.5万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给予了苏联农民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的机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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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一场苏联农民从未想到会成为现实的史上最具灾难性的饥荒才是实际上发生的。饥荒发生在1932～1933年之交的冬天，是由一场梅里曼来到的两年以前、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引发的。富农们先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在配备了机关枪的军队的监视下，被货运车厢送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边缘地带。其他农民则从自己耕种的小块私人土地上被驱赶到了大型集体农庄——当局信心十足地认为这一举措将迅速地提升食物生产效率，以满足人口快速膨胀的城市所需。如意算盘并未打响。农民们也并没有坐等牲畜成为新生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他们杀掉了超过7000万头牲畜，然后将它们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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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和随后的春天，饥荒至少造成500万人死亡。白雪覆盖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倒在村路两旁的尸体。就像在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人口出生率亦直线下降。后来，当初步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苏联的实际人口比预期数字少1500万时，斯大林的做法是下令将有关的统计官员枪毙。果然，下一轮的数据就显得好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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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鲍勃·梅里曼曾经察觉到过任何饥荒的迹象，他也从未在笔下流露蛛丝马迹。他唯一一次提到饥荒，是在一篇谴责的文章中，指责赫斯特报业集团[14]旗下沙文主义倾向严重的报纸对苏联饥荒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谎言”。[15]和其他经历过黑暗往事的苏联人一样，饥荒的幸存者们肯定知道，向一名外国人诉说任何带有批评现政权意味的事实都是很不安全的行为。要是梅里曼曾就关于饥荒的种种流言咨询过路易斯·费舍尔这位记者朋友的意见的话，根据后者就这一问题写作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费舍尔一定会告诉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事实的严重程度被极大地夸张了，这场集体化运动绝对是自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农奴改革以来俄国历史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一个伯克利的明星毕业生竟然能够就这样无视一场在他正在求学的土地上发生的人间惨祸，放在今天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在当时，许多人就是在以非黑即白的二分视角感受这个世界的：如果你因西方世界发生的饥饿、失业潮和不平等而愤怒，那么苏联道路就一定是通往更美好的制度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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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莫斯科的新朋友那里，梅里曼夫妇听到了更为消极的观点，在二人的下一段人生经历中，这位朋友将是他们的同路人。时年37岁的米利·贝内特（Milly Bennett）出生于旧金山，19岁那年，她成了一名报社记者——在那个年代，这在女性当中是很罕见的。很快，她凭借一系列描写体验女佣生活的文章受到了瞩目：“新岗位上，‘米利’打翻了汤碗”，“在伯克利之家，‘米利’讨厌戴女士帽”，“‘米利’辞职了”。另外一个系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体验：“米利·贝内特与工厂的女孩们混熟了”。[16]随后的五年中，她为火奴鲁鲁（Honolulu）的一份报纸工作，结了一次婚又离婚了，然后到中国做了几年记者，深入当时中国革命的旋涡之中。1931年，她开始在苏联为一份叫作《莫斯科每日新闻》（Moscow Daily News）的政府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并在不久之后嫁给了一名苏联芭蕾舞演员。由于她的自信以及对组织表现出的不敬，有一次她还丢了工作。当时苏联官方认为，她在为一本美国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对来到莫斯科的美国移民表现出的天真情绪进行了过分的嘲讽。不过，最后她还是成功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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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见如故。”玛丽昂·梅里曼回忆道，靠着贝内特的帮助，她在同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玛丽昂写道，米利“是个长相很平凡的女人，但……她的好身材会惹得不少男士回头行注目礼……从她的脸上，你就能够看到她过往的丰富经历，她脸上皱纹不少，面容粗糙。不论是在报社，还是在很少有女性光顾的记者们聚集的咖啡吧里，她在男性中都‘吃得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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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记者使用的手动打字机配套的新闻纸上都会印上大写字母，但贝内特的信中却很少使用。尽管贝内特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丰富多彩，我们却经常能在她当时的书信中发现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渴望。有时候，她渴望了解家庭生活。她会写信给刚刚生完孩子的朋友，腼腆地询问人家：“生孩子疼吗？”[18]有时候，她认为自己缺乏这个时代似乎正要求她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我正在上讲授列宁主义的课程；还有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课程……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试图弄懂恩格斯书中的一个章节……我想说，只有书中的一小部分，哦，应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才是我能看懂的。”[19]有时候，她所渴望的仅仅是新闻行业中的一个稳固的位置。尽管她有能力为杂志不定期投稿，退稿信却还是来得比好消息更多，似乎只有当正式的通讯员需要帮手或恰巧去休假时，她才能从美国国内的报纸得到分配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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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圈子里只是个边缘人物，贝内特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头发像南非的霍屯督人（Hottentot），戴着厚厚的眼镜，大眼睛，有着浓密的眉毛。”一名新闻记者这样写道。他说，贝内特“能够驾驭任何故事类型的写作，敢于同任何反对她激进理念的人开战，面对枪口能面不改色，既能骂得你狗血淋头，也能凭她貌似粗鲁实则热心的性格让你着迷。只消被那透过像墙壁一样厚的镜片的目光直直地盯上一盯，你就能被她弄得浑身不自在。然后她会对你说：‘我讨厌英俊的男人。’直到你根本分不清她是在夸你还是损你为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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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贝内特的俄国丈夫，那个名叫叶甫根尼·“叶尼亚”·康斯坦丁诺夫（Evgeni “Zhenya” Konstantinor）的芭蕾舞演员因为犯了同性恋的“罪”而被当着她的面抓走，并被投入西伯利亚一处劳改营后，她在莫斯科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到底是一开始她丈夫身上独特的气质使她突然着迷，还是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他同性恋身份的一种掩护，人们并不清楚。无论如何，贝内特似乎的确很爱她的丈夫，这从她在1934年写的一封信中便略见端倪：“要不是为了叶尼亚和他的母亲，我就买明天的船票回国了。我深爱着我那年轻的丈夫。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刚从集中营探视他回来——一切令我几乎彻底绝望了。”[21]尽管这段婚姻破裂了，可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她依然会给前夫的家人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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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令贝内特眼中苏联的形象比鲍勃·梅里曼眼中的更加冷酷无情。按照玛丽昂的说法，“他们俩在美国大使馆酒吧的辩论非常有名”。多年以后，玛丽昂向人们再现了一段这样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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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鲍勃，’米利以她那通常会伴随着对上帝不敬的尖刻口吻说道，‘从那些农民身上，你怎么可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跟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现在的处境根本没有一点儿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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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鲍勃的声音有些恼怒，‘这个国家正处于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巨大变革当中。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见过的俄国农民们正在为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而努力，毫无疑问，这是种全新的、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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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胡扯吧，’米利边说边咂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也亲眼看过，他们倒是把几架木犁换成铁的了，不过又能怎么样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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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名朝圣者，贝内特其实更像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到苏联的。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朝圣者的情愫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即便亲自参观过劳改营——这对一名外国记者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体验——这种感情也从未彻底消失过。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很苦涩……黑暗，无法理解。可是，面对苏联，你要做的，和面对其他‘信仰’时要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你要一心相信他们是正确的……然后，当你再次看到那些令人战栗的景象时，你就闭上眼，然后对自己说：‘事实并不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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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拥有信仰的人来说，只要看一眼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对任何苏联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1936年，当梅里曼夫妇到西方旅行过暑假时，他们看到的是人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景象。他们在维也纳发现，人们害怕奥地利将在不久之后落入希特勒的魔爪。他们游览了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在这位社会主义标志人物的生前居所，他们在墙壁上发现了两年前一场袭击中右翼分子、警察和预备役士兵发射的子弹甚至炮弹留下的累累伤痕。很显然，这样的场景所展现出的阶级斗争远比旧金山海滨罢工要激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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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二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24]不久之后形容的一样，他们也感觉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之翼已笼罩欧洲，遮天蔽日”。[25]在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德国被禁止在其西部莱茵河两岸的莱茵兰地区部署军力。可是，希特勒却在1936年公然违背和约派军队越过莱茵河，并在那里建起了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各民主国家仅仅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不痛不痒的抗议。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层社会，希特勒也拥有一群十分有影响力的崇拜者。对希特勒十分狂热的加拿大时任总理W.L.麦肯齐·金（W.L.Mackenzie King）将在来年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终有一天，‘元首’将因其领导人民的功绩而获得与圣女贞德这样的人物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26]不管苏联犯下了什么错，对于像梅里曼夫妇、路易斯·费舍尔、米利·贝内特以及其他数百万人来说，面对不断发展壮大的法西斯，大国当中，能与这股地球上最危险的力量相抗衡的，唯有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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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美国，法西斯的早期拥护者们也在通过各种运动彰显其存在感。2万名德裔美国人加入了“德国人-美国人同盟”（German-American Bund），穿着褐色的纳粹冲锋队制服参加军事夏令营活动。他们还效仿纳粹，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等地举办大型集会。大多数意大利裔美国人开办的报社和各类组织团体都是墨索里尼的狂热支持者，几百名意大利裔美国青年甚至漂洋过海回到母国加入了意大利军队。仅亚特兰大一地，就有2万名白人加入了黑衫军，该组织也被称作美国法西斯党，经常对有色人种实施恐吓。当年，曾有1600万美国人收听过“电台牧师”查尔斯·E.库格林（Charles E.Coughlin）神父的演说，这位激情澎湃、拥有一副金嗓子的反犹演说家的听众大部分都不是天主教徒。曾有记者亲眼见过他演讲的场景，当时，台下有一大群听众，打着绑腿、身穿军服的年轻男性追随者将会场团团围住。这个记者写道：“他特别善于感染听众，他能消灭听众原有的情绪，然后随意操纵他们。他听起来就像个在歌剧舞台上演唱的、嗓音清澈的男高音，他说出的每个句子，都能让人感到一股被压抑过的野蛮气息。他常常会像猛地刺出匕首一样挥动手臂，打断自己的讲话。”[27]库林格神父最早是个左派，不过，当时间来到1930年代以后，他却发现自己其实更钦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罗斯福总统也曾因为“受犹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银行家的双重操控”遭到过他的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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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股邪恶力量在大西洋两岸势如破竹之时，一则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意外出现了。这则消息来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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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凭借微弱优势，由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组成，被称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联盟在议会中击败了拥有庞大财力支持的右翼反对党，赢得了多数席位。令人诧异的是，这样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胜利竟然会在西欧各国当中最接近封建制度的西班牙上演，毕竟在当时，不论经济水平还是国民财富的分配状况，西班牙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终于，这一次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样一个国内最强大势力由富裕的实业家、一度拥有超过75000英亩土地的大地主和天主教廷——其主教曾警告信众要将票投给右翼势力——所组成的国家似乎变得可能了。纽约的《国家》周刊为此欢欣鼓舞：“要想找到上一次欧洲传来的、像西班牙议会选举这样令民主备受鼓舞的新闻，真不知要追溯到多久之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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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间积聚的紧张情绪在西班牙彻底爆发，其烈度无他国能出其右：大规模罢工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左右双方发动了数百起政治谋杀，银行被起义者劫掠一空，当局滥用酷刑，大规模逮捕行动、越狱以及街头斗殴也是家常便饭。只因偷吃猪食槽里的橡树果实充饥，饥饿的农场长工就遭到了预备役部队士兵和穿着黑色斗篷的骑警的肆意殴打，他们还与起事造反的城市工人展开了激烈冲突。大选结束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罢工和骚乱持续不断，数百人因政治迫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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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尽管获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来自人民阵线的政府成员们所面临的处境却险象环生。他们许诺过大规模改革，然而，军人们却对新政府提出的将部分军事预算拨给救济贫困人口项目的方案十分愤怒。大胆的左翼人士占领了各地工厂，并在这些工厂里挂满了红色或黑色的标语。等不及正式立法的无地农民私自占据了部分大块耕地并已经开始耕种，欢腾的群众烧掉了教堂（这一行为是过去西班牙民众起义的“特色”之一），并捣毁了右翼报社的办公室。不待特赦法令签署，那些积极分子便奔赴监狱，将自1934年矿工暴动以来关押的数千名政治犯放出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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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束不久，路易斯·费舍尔便来到西班牙进行报道。一位工会领袖告诉他：“除非发动政变，否则，反动派休想重获政权。”[29]费舍尔发现，为消除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那些以极右政治立场而著称的将军被重新分配到了边远省份或者是殖民地驻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就是一例。他曾在1934年参与镇压矿工暴动，如今，他被解除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被发配至距离西班牙本土800英里之遥、地处非洲沿岸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在一座军事基地担任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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