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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未成为叛军领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却是策划此次行动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直到政变显现出必胜把握，他才加入为之出谋划策的行列之中。为了弥补先天不足的身高（5英尺4英寸[3]）和丝毫不似行伍出身的肚腩、双下巴以及尖利的嗓音所带来的形象缺陷，他很早便因对细节的极端掌控和严酷治军而闻名，即便有时，这些意味着对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下令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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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被广泛认为是军中最有能力的将军。作为国家军事学院——该学院已被共和国政府下令关闭，这令军方大为光火——的院长，他被上百名年轻军官所熟知。作为西班牙军队中的精英——外籍军团的缔造者，他是一名清教徒似的人物，并且富有野心，一直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所驱使：自己命中注定要将西班牙从共产党员、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危险阴谋中解救出来（尽管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其实在1492年已经通过异端裁判所审判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土地，从此犹太人几乎再未踏上西班牙半步）。人民阵线政府将他与其他右翼军人分别发配到加那利群岛与其他边远据点驻守的决定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只会使他们更加方便地隐瞒自己的叛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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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叛变的组织者都在各殖民地度过了他们军旅生涯的大半时光。他们是一群“非洲通”，一群曾在1920年代与反叛的柏柏尔人（Berbers）在西属摩洛哥利夫山区（mountainous Rif）进行过血腥战斗的老兵。在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本身便出生在驻扎于殖民地的军旅家庭。他们自视为保护传统的西班牙价值观不受殖民地叛乱者和现代世界侵蚀的坚忍不拔、久经战阵的捍卫者。佛朗哥曾经宣称：“要是没有非洲，我甚至无法说得清自己是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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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将殖民者心态带回了西班牙本土：一名杰出的将军将贫穷的西班牙农民轻蔑地称为“利夫部落民”[5]。在摩洛哥度过的十多年中，有一次，佛朗哥曾骄傲地从一场针对叛军游击队的远征中带回了12颗人头。其他与摩洛哥叛军作战的“非洲通”们有时会在战斗中使用一战结束后购自德国的剧毒芥子气炮弹和芥子气炸弹。当佛朗哥和他的同谋者发起这场与在非洲的战斗同样残忍的叛乱以控制西班牙时，他们手中掌握的最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恰恰是这支非洲军团，其中就包括了恶名远扬的外籍军团。尽管名字里有“外籍”二字，这支部队中的多数人其实都是西班牙人，其中很多都是为减刑而应征入伍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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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军团大多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新兵，或者说是摩尔人——西班牙人叫他们摩洛人（moros）。军队中的穆斯林会被指挥的西班牙军官告知，他们将同妄图废黜真主安拉的异教徒及犹太人作战。讽刺的是，他们将要投入的，却是一场与头戴红色软帽、战斗口号是“我主基督万岁”（iViva Cristo Rey）的西班牙君主主义军人一起进行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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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自英国的支持者的帮助下，政变领导者们雇用了一架英国飞机用于秘密将佛朗哥从加那利运到摩洛哥，在那里，他取得了非洲军团的指挥权。这批人数超过4万、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是政变策划者最倚重的力量，但此时他们却陷于摩洛哥无法脱身。由于众多在西班牙海军战舰上服役的水手拒绝加入叛军，还杀掉了领导他们的军官并对共和国政府效忠，原定将这批部队快速运回西班牙本土以使国民军顺利夺权的计划遭到破坏。政变领袖们对此感到十分忧虑，因为他们试图取得局势控制权的努力遭到了意料之外的抵抗，而他们最强有力的军队此时却只能被困在地中海的另一侧作壁上观。没有几架飞机能被用来将部队运到本土，因为大多数属于共和国势力的飞机都拒绝与政变产生瓜葛。接下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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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迅速向两个欧洲国家派出了使者，他有信心，它们的领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将会向他伸出援手。希特勒在拜罗伊特（Bayreuth）举行的歌剧节上观看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演出后便接见了到访的使者。元首穿着他褐色的纳粹冲锋队制服；他的随行人员穿着晚礼服，在希特勒与佛朗哥的代表们会谈期间等待晚宴开始。代表们向希特勒当面递交了一封佛朗哥的亲笔信和一张地图，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多数时间都是希特勒自说自话，此时的他仍因西班牙在一战当中保持中立而恼怒——这位独裁者同意向佛朗哥提供他所需的一切。随后，他叫来了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向后者下令派出比佛朗哥所要求的数量更多的飞机前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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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首批飞机便启程前往西属摩洛哥，并在不久之后开始大批运送佛朗哥的军队。随后，这些飞机又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把将军本人送回了国内。在纳粹高层观看过那场歌剧演出——描写无畏的齐格弗里德英雄般地穿过火焰之中唤醒了沉睡的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之后，这次德国运输机开展的行动被命名为“魔火行动”[6]。对于希特勒来说，自从他三年半前开始执政便被西方民主国家鄙弃，这次能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向他求助，他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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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也同意为佛朗哥提供帮助，他比希特勒更希望被国民军们视为头号大救星，这将给他提供一个为意大利在地中海这个有时会被他按古罗马人的说法称为“我们的海”的地区提升影响力的机会。他为佛朗哥派出了一个飞行中队的萨沃亚-马尔凯蒂（Savoia-Marchetti）三引擎轰炸机，并特意让国民军来访使者中的一人乘坐在飞机上的尾部机枪操作舱内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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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则派出了更多飞机：20架容克52运输机（Ju-52）——一种拥有三引擎、被西班牙人昵称为“三个玛丽亚”（Three Marías）的大功率运输机。尽管每架飞机正常情况下能够容纳17名乘客，可一旦将座位拆掉，它就能装下最多40名浑身文满刺青的外籍军团士兵，或是身穿长袍、头戴头巾或毡帽的摩尔士兵，只不过，他们得成排坐在机舱地板上，膝盖紧贴着胸部。许多摩尔人一生当中从未见过飞机，更没有几个人坐过飞机。数天之内，1.5万名士兵被运至塞维利亚，这里是国民军向北进攻的起点。这次运送行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军事空运行动，没有这次行动的帮助，政变也许早就被轻松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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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叛乱爆发之前，纳粹高层便曾和这些西班牙将军有过交集。威廉·卡纳里斯[7]是希特勒手下会说西班牙语的军事情报局长，他认识并且很喜欢佛朗哥，二人是在后者几年前到德国参观德军军事设施时相识的。何塞·圣胡尔霍[8]是政变中的关键人物，曾在1936年早些时候到访柏林，住在高档的凯瑟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不过，当时他做了什么以及见了什么人却是个谜。虽然希特勒本人此前显然并不了解政变一事，但事实证明，政变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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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这个就在西班牙隔壁的由右翼独裁者统治的邻居，同样在不久之后向叛军提供了帮助，并允许国民军以葡萄牙国土为起点发动了一场攻势。约8000名葡萄牙人加入了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葡萄牙政府还允许国民军从里斯本港口向葡萄牙海岸运送部队和补给，向叛军提供电台、军火、国民军空军起降的基地，甚至还将共和国方面的难民交到叛军手中任其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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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班牙正在恐惧地战栗，因为国民军整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进行杀戮。仿佛是欧洲在几年后所经历灾难的先兆，当穿着日常服饰的被俘者排成令人压抑的队列，将双手举过头顶列队走过时，指挥官的嘴里说出了“肃清”或者“大清洗”的字眼。一些射击队在晚间执行任务，受害者们在汽车发出的刺眼灯光的照射下排成一排，工会领袖和包括40名来自人民阵线议会代表在内的共和国政治家被刺死或枪杀，同样遭到不幸的还有部分拒绝加入叛乱队伍的军官。军衔并不是军队中异议者的护身符——七名陆军上将和一名海军上将同样因为不愿参与政变而被枪决。家庭纽带也在此时被弃置角落：一名军官拒绝国民军接管一座军事机场，发出处决该军官命令的正是他的大侄子和童年玩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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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韦斯卡（Huesca）发生的事情为例。在当地一座城镇，命令里的人数只有十来个，却有一百人被当成共济会成员遭到枪决。有人枉死也没关系，这些无关紧要：由此引发的恐慌依然能够激起恐惧。（西班牙共济会之所以进入叛军决策层的视线，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反对教会干政。）不论国民军是否会在进军路上遇到抵抗，类似的屠杀行动依然在各地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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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最初阶段的领导者，“非洲通”埃米利奥·莫拉[9]将军宣称：“散播恐怖情绪十分必要，我们应通过毫不犹豫、毫无顾虑地消灭异己树立权威……任何帮助共产党、协助他们藏匿的人，以及人民战线的支持者都将被执行枪决。”[10]尽管西班牙共产党被右翼宣传渲染成巨大的威胁，可实际上，共产党员数量并没有多少。不过，人民阵线倒是的确拥有数百万支持者。莫拉的命令被以令人战栗的方式得到了彻底执行。在北部的纳瓦拉省，根据粗略统计，1/10曾为人民阵线投票的人遭到了处决，该地一位年长的神父由于反对杀戮而被砍头。自由主义与左翼报社纷纷被关。工人若上街游行将被执行死刑。有时候，根据受害者的不同，恐怖的定义也会发生残酷的变化。在哥多华，一名身患糖尿病的社会主义者议会代表竟被国民军狱卒强迫喂食食糖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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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1]是“异见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曾宣称“我将永远站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边”，还在最贫困的乡村进行过巡回戏剧表演。他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Granada）被枪杀，仅此一地，约5000人与他一同遭此厄运。大量的尸体甚至使当地墓地看守精神崩溃而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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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有关素食主义的活动、学习世界语的活动、在蒙台梭利[12]学校教书还是加入“扶轮国际”[13]，一旦你涉足过任何不那么“西班牙”的活动，都将立即受到怀疑。光是戴红色领带，就可能因被怀疑具有共产主义倾向而遭到逮捕。在莱昂（León），一名男子被告密者告发，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场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演讲活动，并在会上提出了几个听起来显然对此颇有研究的问题，结果该男子被实施了枪决。[14]在梅里达（Mérida），一名国民军军官带着他的一名犯人在街上散步，此人是一名拥护共和国的医生，他将和这名医生打招呼的人一一记录下来，以此作为他识别逮捕目标的凭据。随后，他枪毙了这名医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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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德、意敞开供应的武器弹药支持，仅仅几周时间，国民军便几乎控制了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占西班牙国土面积1/3的区域。他们的杀戮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这远远超出了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夺权时造成的后果。作为对其他人恐怖的警告，共和国支持者遭到屠杀后，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街道上、广场上和十字路口。然而，杀戮并不全都是国民军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社会对立情绪也在此时爆发，人们心中的怒火化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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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西班牙爆发军事政变、城镇一个接一个落入国民军之手的消息时，鲍勃和玛丽昂与世界上的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感到惊骇。在玛丽昂担任校对的《莫斯科每日新闻》报社，雇员们开始募集食品救济金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平民。由于自己和妻子无法做到更多，鲍勃感到很懊恼。不过，他们的朋友路易斯·费舍尔很快便启程前往了共和国控制区。对像他这样的记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欧洲目前最大的事件。他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正在报道的冲突“比过去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任何冲突都更激烈、更有故事、更有趣”。[16]在巴塞罗那着陆以后，他看到身背步枪的工人们控制了机场。他的下一站是巴伦西亚（Valencia），当他在机场餐馆示意要结账时，人们放声大笑：外国同志吃饭一律免费。他乘坐火车一路向马德里进发，途中经过了一个大型汽油贮藏站，因为德国飞机的轰炸，那里正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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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国家》杂志撰稿，费舍尔也为一系列欧洲和美国的日报写稿。尽管也曾目睹过破坏，但他更多的还是被所见所闻所鼓舞着。装备虽然是老旧过时的双翼式战斗机，共和国依旧展开了对叛军据点的进攻。来自法国的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还组建了由来自多个国家志愿飞行员组成的空军中队。政变策划者原本的快速夺取西班牙全境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持久战将会把他们从未停止思考过的补给问题摆上桌面。比如，国民军要从哪里为军队获得燃油？作为他们的盟友，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是原油进口国，不是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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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费舍尔比以往更进一步地跨越了记者身份，不断向政治人物建言献策。他曾给共和国总理写信：为何不停止一切民用工程的施工，在马德里城外30公里处构筑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什么不在敌后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一次，他在见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时向对方提出，既然国民军控制着西属摩洛哥，“共和国方面不妨宣布其正式独立，这样一来便能对佛朗哥与摩尔人的关系造成麻烦”。[17]他曾喋喋不休地向苏联驻西班牙大使提出建议，可能是想早点儿摆脱费舍尔的纠缠，后者最后终于给出了回复：“给我写份备忘录吧，我会发给莫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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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上述种种举动，可从他那时的日记里，我们却能看到一个与在苏联时的高傲记者形象大不相同的费舍尔。在西班牙，他被这里波澜壮阔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打动，被并非宣传机器产物的革命热情所打动，被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国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主的人们所打动。当前去报道轰动世界的阿尔卡扎围攻战[18]时，他还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战斗。在这座14世纪建成、位于托莱多（Toledo）的城堡之中，国民军与包围在外的共和国部队僵持了长达两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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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支叛军部队最后解除了为期68天的包围，并将战斗变成了又一场被佛朗哥广为宣扬的胜利，可对费舍尔来说，这却是一场令他感到兴奋的浴火考验。脚穿网球鞋的费舍尔坐在坦克上，与共和国军队一起向阿尔卡扎进军，试图占领那里。“我那时终于明白，军人们是如何怀着巨大的热情和野兽般的激情毅然向前冲锋陷阵的了。重重的危机与剑拔弩张之中，有种令人兴奋的存在。”[19]在一次交火中，空气中烟尘弥漫，子弹横飞，费舍尔和另外两名士兵一起将一名正在流血的战友抬上担架，然后又帮忙把他抬到战地医疗站。“就在他的心脏位置，血渍越来越大……［他］呻吟着想要喝水，但已经没有水了。”他的膝盖骨被子弹打飞了一块，一块铁片插进了他的肋骨之间。衣服被鲜血浸染的费舍尔，成了第一批从西班牙战事报道者转变为参与者的记者之一，但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