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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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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4 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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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皮肤白皙、面颊红润的法国海关工作人员扶了扶蓝色帽檐,抬起了白色路障为我们放行。”洛伊丝·奥尔写道,“我们发现自己被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胡子拉碴的民兵穿着皱巴巴的蓝色工作服,脖子上围着红黑色的围巾……每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都挎着一支步枪,腰上还别着一支手枪……‘你们来西班牙干吗?这些德国签证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是纳粹派来的间谍?’”[1]那是1936年9月15日的一个下雨的早晨,此时距国民军发动叛乱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年轻的洛伊丝和戴着眼镜、个子更高、岁数也更大些的丈夫查尔斯越过国境线,来到了西班牙境内最富革命气息的角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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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奥尔携带的肯塔基美国社会党成员的证明信未起作用。夫妇二人被一辆印有CNT-FAI(CNT: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同盟;FAI[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轿车带走,以便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问询。洛伊丝记得,“前线管制委员会的大多数年轻同志都和我们同车,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步枪伸出窗外,车子开得飞快。一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路也很窄,就像肯塔基哈兰郡(Harlan County)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些道路一样。在路旁深深的峡谷之中,总能看到同样印有‘CNT-FAI’字样的汽车残骸,这可让人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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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掌握的那点儿西班牙语——查尔斯曾在墨西哥待过几个月——基本没用,因为他们身边的人都说加泰罗尼亚语。在洛伊丝的描述中,“那是一种听起来嘘嘘咝咝,词尾的x和t发得特别清楚的语言”。经过长时间的盘问,还在一间满是跳蚤的旅店过了一夜,他俩本以为可以走了,却发现自己再一次被逮捕,然后被一辆装满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带走进行新一轮审讯。终于,一名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英语教师在检查了洛伊丝的日记之后,向她的同志们确认二人并非纳粹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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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巴塞罗那进发的夫妇俩在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后感到非常兴奋。“我掏出了一比塞塔付车费,”查尔斯写道,“司机炫耀似的拒绝了我那张肮脏不堪的钞票。他自豪地声明,这辆巴士‘是为人民服务的’。”[3]在随后乘坐火车继续前往巴塞罗那的下一段旅程中,二人高兴地发现,车上已经废除了头等座和二等座,只保留了三等车厢的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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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最终到达巴塞罗那时,一条悬挂在火车站前的巨大横幅映入了他们的眼帘,上面写着欢迎外国同志的标语。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由黑红两种颜色组成,中间被一条斜杠分开——被悬挂在道路上方和两侧建筑物的阳台上。它们还同旗杆一起被固定在汽车上,被喷涂在一切可以想到的表面上,从地铁车厢到鞋油盒子,到处都是。城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衬衫上佩戴了各个左翼党派的标志。出租车和有轨电车被喷成了黑红色,街道清洁车的侧面写着的引语出自19世纪无政府主义作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作品。花束和缎带被钉在街道两旁的树上,标记了在两个月前的一次街头冲突中,为阻止驻守本地的国民军夺取城市而死的巴塞罗那工人遇害的地点。甚至还有一个路边的街头艺人在演奏《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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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二人对这座似乎正在进行自我改造的城市赞叹不已。在西班牙,超过1/4的人都是文盲,这一比例在欧洲也能排在前列,但现在,人人都能看懂那些设计风格大胆的政治海报。一大批成人识字夜校免费开放,到处都在开设新学校。革命后的第一年,巴塞罗那的儿童入学人数增长超过三倍。[4]西班牙妇女盼望已久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在数座城市刚刚被收归集体的工厂中建立起来。巴塞罗那市中心的林荫大道兰布拉大街人行道宽阔、两旁种满悬铃木,加西亚·洛尔卡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我希望永无尽头的街道就是这里。”在这条街上,戴帽子的人几近绝迹。一份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宣布:“海上蟊贼、武装海盗、王公贵胄、年轻绅士还有神父——这些是曾经戴帽子的人,那么,自由的工人们,应该如何对付这一象征着资产阶级傲慢自大的陈腐符号呢?同志们,兰布拉将不再出现帽子,未来属于你们。”[5](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帽子工会对此完全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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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巴枯宁这样将俄国农村社会高度理想化了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直在加泰罗尼亚有着大批拥趸。无政府主义者对政府的敌意,反映的是加泰罗尼亚人对马德里统治的憎恨和劳资纠纷数量的不断增多的现实。而这位哲人对私有财产的鄙视之情,与坐落于西班牙东北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乡村,和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渔业互助体之间一直以来的公有制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在这些地方,渔网、渔船和牧场有时都是归集体所有的。对于一名巴塞罗那工人来说,他的祖祖辈辈可能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的,而他仅仅是来到城市的第一代人。举例来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还会骄傲地为这一传统找到更加古老的来源,例如塞万提斯17世纪著成的小说《堂吉诃德》。书中,主人公向侍者桑丘·潘沙讲述了“被古代人称作黄金时代的时光,那时的一切都是公有的”。[6]众所周知,这位善良的骑士当然不是人们通往现实路上最好的向导,但在其他国家的史诗级作品中,很难想象会有人吐露这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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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对天主教廷的憎恨与其他持左翼立场的西班牙人一样强烈,他们彼此道别时,会用“祝您健康”一词代替“再见”,因为在西班牙语中,“再见”(adiós)一词是“我会将你托付给上帝”的缩略形式。不论是处死神父、资本家和官僚的审判日,还是爱与互助取代贪婪与剥削成为主旋律的美好未来,他们的幻想依旧在折射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子。他们将这样的未来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新千年”(anarchist millennium)。事实上,几十年后,这一称呼成了洛伊丝·奥尔那份重写了无数次,讲述她在西班牙度过的足以影响一生的几个月时光的,从未出版过的手稿的最终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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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兰布拉大街令人炫目,”她在手稿中写道,“红色、黄色、绿色和粉色的传单与告示满地都是。咖啡馆、餐馆、酒店和剧院灯火通明,红黑双色的横幅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上面写着‘已充公’、‘集体单位’、‘CNT-FAI’或‘公共演出联盟’等字样。”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境内,超过100万城市劳工和约75万农民刚刚翻身做主,成了各自工作的工厂和农庄的主人。在城镇中,两千多家企业被牵涉其中,不仅有工厂,还有货栈和花店这样的机构。数千名大地主和城市生意人逃到了法国。不过,没有哪里像加泰罗尼亚这样,将旧制度颠覆得如此彻底,在这里,工人们取得了超过70%的雇佣单位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仍旧存在,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数千个工人联合体手中。在查尔斯·奥尔眼中,工人联合体的管辖范围似乎无所不包:“他们在没收的豪华私人别墅内开办了诊所和医院,街上跑的每辆车都被各个工人组织的首字母缩写和代表颜色装饰起来。再也没有私人轿车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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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民兵筹资举办的斗牛表演——进入竞技场的斗牛士会以人民战线的握拳礼向观众致意——到他们用餐的集体化餐馆,几乎一切所见所闻都令这对夫妇感到欣喜异常。那间餐馆的一个侍者告诉二人,这里原来归一对兄弟所有,他们中的一人已经逃跑了,另一个——这位侍者指向餐馆后台——由于懂得一些记账方面的知识,被工人推选担任这里的出纳。甚至连一些有点儿荒唐,与革命不太搭调的事情都让洛伊丝深深着迷。尽管怀有热情澎湃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她却又常常能够发现他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将大力水手(Popeye)作为吉祥物……他们四处出售带有挥舞无政府主义者红黑色旗帜的大力水手图案的别针、围巾和小雕像。贝蒂娃娃(Betty Boop)也很受他们欢迎,不过由于米老鼠实在是太受欢迎,所以让其继续保持无党派身份便显得很有必要。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用丝绸的三角围巾代替了领带,这些三角围巾同样被染成红黑二色,上面还有各种小设计:胜利花环,牺牲同志的照片,紧握的拳头,以及最最流行的图案——裸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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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像奥尔夫妇这样,在一个仿佛激进的乌托邦一样的地方体验生活的新来者来说,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实现了对巴塞罗那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但从本质上讲,这场运动是根本不相信“控制”一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政治,在他们的集会中便有“到处都是委员会”这样的口号。一些强力的工会组织赢得了罢工行动的胜利,可是因为相信工人和管制之间是天然对立的,他们反对签署劳工合同。CNT号称拥有大约200万会员[9],却仅仅雇用了一名全职职员和少量文书,因为他们坚信,官员同时也应该是工人。(显然,这使政治会议总是要在夜晚举行。)其全国委员会只要经联盟成员投票便可随时罢免,并且每年都要在不同的城镇和地区进行重新选举,以避免任何人在委员会中的任职时间超过一年或是取得永久性权力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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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因一党制统治才对苏联正在形成的专制体制进行指责,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苏联就不该存在一个政府。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声称:“一切政府都是可恶的,我们的使命就是摧毁它们。”[10]但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此时已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当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11]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向无政府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份权力共享方案时,后者十分勉强地同意了。然而,他们并未进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任何部门任职,也未派人参选国民议会议员。如果革命的缔造者拒绝撬动往日的权力杠杆,革命成果能够得以维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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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新来者们来说,西班牙眼下的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更令人困惑,这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当查尔斯来到听上去像是和自己处于同一阵营[12]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总部时,“一位会讲英语的女士接待了我……我试着让她明白,我不但是个社会党党员,还是名到此贡献自己力量的革命者……‘这里没有什么革命,’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一场反击法西斯的人民战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这儿见到的是一群共产主义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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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打误撞之下,查尔斯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分歧。加泰罗尼亚和国内其他地区确实正处于一场无与伦比的革命当中。但加泰罗尼亚地区所进行的,却是一场被西班牙国内大部分政治力量——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以及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所反对的革命。主流政党本来就对革命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者则对一场从下至上自发形成、未经苏联式政党指挥的运动怀有戒心。不论共产主义者还是其他党派都相信,英法与美国不可能向表现得如此激进的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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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西方各国政府早已收到了各自驻西班牙外交机构发回的有关工人夺取工厂的警示消息。举例来说,既然武装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已经接管了原来由通用和福特公司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美国会愿意与这样的一个共和国打交道吗?福特工厂的工人甚至还向前线派出了30名工人民兵——并且继续通过被没收的公司银行账户向其支付薪水。通用工厂的工人则拒绝执行美国总部将工厂关闭的命令,而将其转变为为战争而生产的卡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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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在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企业如何对待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要是不这样发动革命,他们一定会输掉战争。有一张海报的内容是这样的:大炮的炮管和工厂的烟囱交叉,烟囱上飘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在它们下方是一条标语,写着“革命与战争不可分割”。要是没有一个平等的新社会让他们为之奋斗,凭什么让这些工人阶级子弟拿生命去冒险?毕竟,短短数天时间,或许这是策划政变的将军们遭受的最尴尬的挫折,是谁在加泰罗尼亚挫败了国民军的政变呢?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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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小心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拒绝以武装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对抗军方1936年7月的叛乱。不过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自己闯入了军械库,他们还在港口突袭一艘监狱船,夺去了监狱守卫的武器,并将城中的枪械店扫荡一空。加泰罗尼亚的冶金工人们手工打造了武装汽车,这是一种将钢板焊接在卡车和普通汽车的框架上的车子,看起来就像放在车轮上的巨大盒子一样。其他人自制炸弹和手榴弹,还有上千人参与街头路障的修筑当中,使用的材料无所不包,从马的尸体,大卷的新闻纸到铺路石,这些材料全靠人力传递送到指定地点。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办公室职员手持步枪把守在路障后。工会成员拉响工厂警报,劝说摇摆不定的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7月在巴塞罗那期间,安东尼·比弗在他的战史中写道:“在一次战斗当中,一小队工人……向一处装备有两门75毫米炮的国民军炮兵小队冲去。他们一边冲向对方阵地,一边将手中的步枪高高举过头顶,向那里目瞪口呆的士兵示意他们无意展开攻击。没等调整好呼吸,他们便热情洋溢地同士兵们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为何不该向自己的兄弟开枪,告诉他们长官们正在欺骗他们。于是乎,他们调转炮口,瞄准了国民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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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领导完成对巴塞罗那港区的最后一击,占领了附近国民军军营的,是最受人爱戴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健壮结实、一头黑发、魅力超凡的前铁路机械工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15]——在当时是一位切·格瓦拉式的人物。行动当中,这位二十多年间历经起义、坐牢、抢劫银行、刺杀大主教、逃亡与流放,并在三个大洲制造过麻烦的传奇人物目睹了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在自己身边遭到射杀。但他还是获得了胜利,这场胜利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他的一句名言:“我们胸怀新世界。”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像奥尔夫妇这样的革命同情者会觉得,只有建立新世界的梦想才能够将人民动员起来击败佛朗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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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丝曾惆怅地写道:“若是他们能说另一种语言发动革命该有多好。”[16]正如夫妇二人不久后发现的那样,保卫共和国的形势由于强烈的地区主体意识而显得十分复杂。这在经济繁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位于西班牙北部海滨、铁矿资源丰富的巴斯克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地人不用西班牙语,而是说属于本地区的语言,对获得自治甚至独立渴望已久。这两个地区成了西班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对要向中央政府缴纳不成比例的高税收的事实愤恨不已,如此一来,他们的渴望变得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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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几百年间,不论西班牙的君主、军人,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分享政治权力的保守政治家都始终坚持,在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式专制统治,在政府和学校,只有卡斯蒂利亚语被允许使用。共和国则对自治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加泰罗尼亚诞生了自现代以来的首个地区议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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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名真正的激进国际主义者,令洛伊丝感到震惊的是,对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地区利益远比阶级斗争来得重要。她进一步发现,即便这些人能够熟练使用西班牙语,但他们仍拒绝使用它。“在涉及加泰罗尼亚主义的问题上,这些人就是十足的暴徒。”洛伊丝在写给肯塔基家里的信中写道。“在工人的世界里,当然是没有国家主义精神的容身之处的。”当她的母亲回信询问当地风俗时,洛伊丝写道,“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戴红帽子,并且滑稽地把它们当酒瓶子,而是他们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先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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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洛伊丝最终学习了这两种语言,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夫妇二人太过基础的西班牙语水平和加泰罗尼亚语能力的欠缺,意味着他们的谈话对象还是以在西班牙的其他外国人为主。除了一部分美国人,他们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很快就囊括了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和古巴等各个国家的人。这些新来者迅速地团结在了一起。“那些在兰布拉咖啡馆进行的彻夜长谈,”洛伊丝写道,“是我了解欧洲存在集中营这一政治现实的最初启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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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二人都找到了工作。洛伊丝开始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撰写英语新闻通稿。她的薪水为每天12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在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她欣喜若狂地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19]查尔斯则为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的小党派制作用英语进行播音的电台短波节目,还为他们编辑一份名叫《西班牙革命》(Spanish Revolution)[20]的报纸。党如其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确是个左翼政党,然而,它却极端反对斯大林主义。奥尔夫妇刚来到巴塞罗那,该党就成了地区政府人民阵线联盟的一部分。它与无政府主义者拥有相同的信念,那就是,革命对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洛伊丝有时也会去为它的电台进行每天15或20分钟的英语广播,但由于信号发射机功率太低,她也不知道国外的人是否真的能收听到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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