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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上去毫无希望可言。“装满乘客、堆满行李和被褥的汽车纷纷逃离。”[20]费舍尔居住的旅馆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佛朗哥的部队行军到城里的时间已不足45分钟。一个苏联高级顾问催促他：“赶紧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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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范围的共和国同情者们都焦急地关注着这座城市的命运。人们到处张贴马德里地图：墨西哥的商店橱窗上，巴黎的工会办公室里，还有旧金山一所公立医院的病房里——这里有个病情十分严重的患者，昏迷了整整一天，醒来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德里沦陷了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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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轰炸过后，建筑残骸遍布街道两侧；到处都是破碎的混凝土、床架子、锅碗瓢盆、破烂的大衣柜，还有从阳台上掉下来的扭曲了的铁栏杆。马德里的陷落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人们对此已确信不疑，有19名外国记者还在一次晚饭时打赌。其中，18人选择押注马德里将在几周之内投降，只有一名来自美联社的记者选择“绝无可能”。为了在报道中占得先机，一名美国记者甚至提前向国内发送消息称马德里已经陷落，最后被共和国方面的新闻审查官拦截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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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路易斯·费舍尔也转换了自己的身份。一段时间以来，在全力报道这件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大事件的同时，他还邂逅了一段爱情：他与一名年轻的挪威记者开始了交往。在他们分隔两地的这段时间，这个女人一直从德国寄来热情洋溢的情书。然而，对于费舍尔这样一个始终非常在意事业和前途的人来说，这一次，他却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在几年之后的一本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名记者是远远不够的……15年了，我一直在报道别人做过的事情。这样的局限性一直让我很苦恼……人们正在不断死去，我想要做点儿什么。”于是他前往位于马德里东南方向150英里拉曼查省（La Mancha）的阿尔巴塞特（Albacete），当年，堂吉诃德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旅程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国际纵队列装集结的地方。费舍尔成了国际纵队中第一名应征入伍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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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来自超过50个国家的35000～40000名志愿者成立了五支国际纵队。然而这支新生力量仍然缺乏训练和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系统也像他们使用的五花八门的语言同时发出的声响一般混乱不堪。费舍尔见到了负责为共产国际组建国际纵队的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一个长着双下巴和海象般络腮胡子的法国人。当费舍尔问到自己能做些什么的时候，他告诉费舍尔：“我们需要一名军需官。”费舍尔接手了这份差事。不久之后，顶着一头黑发、身材矮壮的他穿上了少校的军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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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确保部队有饭吃……我得为新兵从头到脚置办一身行头，保持军营整洁，还要分发武器。每项工作都像噩梦一般……更麻烦的是，前线常常派信使过来说他们缺这少那，可我根本没有东西可给。有一次，一个营长还威胁说要将他在前线的武装警卫派回来逮捕我，以治我未能及时向其提供所需装备之罪。我又能做什么？我也在到处乞求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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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与马蒂和其他高级将领的住所是当地的一间旅馆，而其他从欧洲各地来的志愿者则挤在破旧的军营里，站在营房的铁阳台上，能看到远处斗牛场附近的一处庭院。之前驻扎在这里的西班牙士兵留下了大量垃圾，厕所里散发着持续不断的恶臭。底层的一些房间的地面上还沾着国民军与共和军七月战斗时留下的血迹。阿尔巴塞特丝毫没有迷人之处。冬天下雨的时候，没有铺装过的土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污血一路从气味让人作呕的屠宰场流向路边的排水沟。几家低级妓院就开在嘈杂的广场集市旁。商店橱窗上贴着的告示提醒着顾客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后来有个美国志愿者还对“干草烟无货”的告示嗤之以鼻：“谁会在乎啊？鬼才想拿干草当烟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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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遭环境十分恶劣，费舍尔仍被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团结一心的精神感动，要知道，仅仅在20年前，他们的母国还处于战争敌对状态当中。对那些来到阿尔巴塞特的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真正的新天地并不体现在西班牙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共产党对这场革命其实并不支持；新天地在跨越国界的同志情谊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费舍尔发现，一个来自法国的国际纵队少校，和一个最近才刚从纳粹监狱释放出来加入国际纵队的德国志愿者曾在20年前都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当时两人恰好就在战线的两侧作战。一名意大利志愿者和一名匈牙利志愿者也发现，一战期间，他们也曾在意大利北部的战场上彼此对峙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徒来说，军营里的南腔北调正是共产主义梦想能够跨越国籍的最好证据。不仅是国籍，它似乎还跨越了阶级：有一次，在费舍尔拜访前线指挥部时，来自西班牙制鞋工会的代表团也来到了那里。他们带来了大批皮革，准备为所有有需要的志愿者制作靴子。大约同一时间，马德里的出租车司机们向共和国政府提供了3000辆出租车，以帮助其抗击国民军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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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靴子和车辆是一回事，找到足够的军火则是另一回事。苏联承诺的武器装备迟迟未到，在国际纵队装备的仅有的少量步枪中，最古老的还是1896年制造的，根本无法与国民军配备的，装有德国瞄准镜的现代化狙击步枪等武器相匹敌。尽管西方大国纷纷拒绝向西班牙出售武器，但漏网之鱼偶尔还是存在的。有一次，费舍尔和帮手们在拆法国共产党寄来的衣物包裹，起初他们看到的是一捆儿童衣物和真丝上衣，这让他们十分恼火——直到他们发现，这些衣物里包着机关枪和几十把手枪。费舍尔写道，共和国政府“努力通过一切可用渠道购买军火……任何西班牙人，哪怕他只是说自己在安特卫普、雅典、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朋友过去曾经认识为军火商工作过的朋友，他们都会给他一笔钱，让他尽量有什么买什么。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后来溜之大吉的纯粹的投机分子，他们就靠着这样的欺骗手段赚得盆满钵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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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费舍尔便迎来了与安德烈·马蒂正面交锋的机会。这个多疑的法国人以纪律严明而著称，几乎每个在西班牙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不喜欢他。他曾经是法国海军的一名水手，苏俄内战期间，因其所在舰被派往俄国参与对红军的镇压行动，他率领舰上士兵哗变，后被判处四年监禁。对于许多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就是一名英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坊间传言他是斯大林信任的少数外国人之一。尽管级别比费舍尔高，马蒂却十分嫉妒费舍尔，因为作为一名记者，费舍尔认识许多苏联高层人物，还会说俄语，因此能够与苏联派来的军官直接交谈，这些人中有些还是国际纵队的指挥官。费舍尔曾写道：“马蒂就是想成为沙滩上唯一的一块石头。”马蒂对费舍尔的评价同样很低。“他自己那一点点事情也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马蒂在向莫斯科的汇报中这样写道，“耗尽了商店里的所有商品，将2000名国际纵队士兵推到了食物匮乏的边缘，还让部队中的所有人都与他为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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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在持续恶化。一天晚上，一群武装人员带走了包括费舍尔的一名波兰助手在内的五名国际纵队志愿者，指控他们是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费舍尔对此深感惊骇。从此以后，没人再见到过这五个人。尽管远离莫斯科，费舍尔还是遭遇到了他在苏联时不愿承认其存在的苏联式镇压。此事发生后不久，马蒂建议费舍尔重操记者旧业，这样才能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费舍尔听出马蒂的弦外之音，于是便离开了国际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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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德里这座西班牙古都危在旦夕，即将落入国民军之手，这在一定程度上略微改善了一心发动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组成人民阵线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主流的自由主义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1936年11月，为表现出合作姿态，四名无政府主义者领袖搁置了长久以来同各届政府的对立态度，加入了共和国政府。在他们当中，费德丽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和出版家，也是西班牙有史以来首位进入政府内阁的女性，她当选为健康部部长，并推进了一系列开展性教育、堕胎合法化以及提高计划生育控制效率的改革措施。四人中的另外一位则担任司法部部长，主持销毁了过去的全部监狱记录，让其他保守的同僚倍感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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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军围城的继续，马德里西北部爆发了几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在那里，国民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渗透进了马德里新建的大学城（University City）地区。山坡两侧每一栋红砖宿舍和雄伟的包豪斯风格[26]的教学楼都成了战斗堡垒。这边共和军刚占领医学院，那边国民军就占领了农学院。在持续数周的战斗中，一些建筑几经易手，就连一些一层的建筑物也不例外。直到被派遣到附近其他区域战斗之前，来自英国的志愿者们都一直坚守在哲学及文学院的走廊和教室间与敌人周旋。随后，佛朗哥的军队占领了这里；但法国志愿者很快发起了一次刺刀冲锋，又将这栋建筑夺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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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卫巴塞罗那的战斗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被调至马德里，一同驰援的还有他麾下的3000名士兵。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先后向大学城内的国民军据点发动了四次攻击，但每次都被敌方火力击退，伤亡惨重。佛朗哥的军队最终占据了建筑学院，杜鲁提则接到了攻占校医院的命令。杜鲁提率部队前往指定地点，场面十分混乱，双方在每一层楼都进行着激烈的拉锯战。正当他挥舞着手枪动员筋疲力尽的部队时，一颗子弹——似乎是由一名己方同志手中的步枪扳机误触车门导致的击发——正中他的胸口。尽管大量失血，他仍未丧失意识，嘴里还不时嘟哝着无政府主义者那句经典牢骚：“到处都是委员会！”他在第二天清晨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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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人们为杜鲁提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将他的遗体运回巴塞罗那埋葬。洛伊丝·奥尔当时也在现场，她写道：“五个多小时，人头攒动，四处都是沉重的脚步声，大量人群出现在葬礼队伍中。巴塞罗那全城的无产阶级群众几乎全部出动，30万人身穿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手持黑色的自由主义者旗帜出现在葬礼队伍中，人群中偶尔闪过的黑红色无政府主义旗帜显得分外醒目。人们依次和杜鲁提的遗体告别，随风而逝的，还有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7月19日的战斗中，由杜鲁提带头，每个人都将玫瑰花插在了枪口上，共同搜寻法西斯分子，捍卫彼此新生的友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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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仍在马德里大学城中继续进行着，英国人此时担负起了清除校医院中盘踞的摩尔人士兵的任务。一些饥饿的摩尔人吃掉了医院里被注射了细菌，用于医学实验的兔子、豚鼠等小动物而中毒，算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利好消息。尽管如此，战况仍十分激烈，地上到处散落着实验室的各种设备。在另一栋建筑中，国际纵队的士兵在电梯里装上了定时炸弹，用来攻击被国民军士兵把守的特定楼层。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所在的移动输血队首次为士兵进行输血，成了战地医疗史上的标示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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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哲学及文学院后，包括查尔斯·达尔文的曾孙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在内的英国士兵在楼内一间大讲堂的窗户旁建立了数个狙击点。他们用包括手头能够找到的最厚的书籍在内的一切材料在狙击点前搭建了防御堡垒：形而上学教材，19世纪的德国哲学著作，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在另一栋楼里，法国人则躲在由康德、歌德、伏尔泰和帕斯卡著作构成的矮墙后作战。）英国人发现，一颗子弹平均要穿透350页纸才能最终停下来。在大楼的地下室，他们还发现了一大批英文书籍，并将其中托马斯·德·昆西、夏洛蒂·勃朗特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抬到了四楼的防守据点，好在战斗间隙阅读。加入国际纵队之前，天资聪颖的康福德已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加入了共产党，他育有一子，离婚并与另一名女子同居，还亲眼见证过POUM民兵的战斗。他死于当年12月，牺牲前一天，他刚过完自己的21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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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的监狱里塞满了右翼分子，国民军的围城在城内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城内最大的模范监狱（the Model Prison）距前线只有200码的距离，数千名国民军支持者被关押在此，许多人都是军官。在最大规模的一场屠杀中，几周时间内，就有2200～2500名囚犯被成对地绑在一起装上红色的双层汽车运走枪毙。[28]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是这起屠杀事件的共谋，并且，他们丝毫没有对此种行为进行掩盖的打算。还有许多人在城内狂热的猜疑风暴中失去了生命，他们都是因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国民军担任间谍或是同情国民军而死。有时他们会在临时法庭草草接受审判，有时则是被直接带到墙边枪毙。许多人都深深地恐惧夜晚时那预示着逮捕行动降临的一连串声音：汽车刹车发出尖锐的声响；有人大声地敲门；然后车子发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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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共和国高级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制止这场轻率发动的杀戮。胡安·内格林[29]当时是共和国内阁成员之一，第二年成了总理。他在夜晚走上街头，当面与那些正在街上胡抓乱捕的民兵对峙。加泰罗尼亚主席、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斯·孔帕尼挽救了一位主教的生命，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加泰罗尼亚政府释放了大约11000名持右翼立场的平民和神职人员并安排他们出国。梅尔乔·罗德里格斯（Melchor Rodríguez）曾经是一名斗牛士，现在，他成了一个由反对滥用暴力、重视人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在马德里城外，愤怒的人群向一座关押有超过1500名右翼分子的监狱进军，放言要以血还血，作为对此前一场国民军发动的空袭的报复。监狱的管理者早已逃之夭夭，但罗德里格斯亲自面对人群，告诉他们要想杀那些人，就得首先把他杀了。最终，这些人放弃了行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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