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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美国人已经在前线了。早在林肯营组建之前，他便已来到西班牙加入了英国志愿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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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瑟夫·赛里格曼（Joseph Seligman Jr.）来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那里是洛伊丝·奥尔的老家。事实上，他们二人的母亲彼此还认识。赛里格曼和他的两个姐姐成长在一个有些不寻常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是共和党肯塔基地区前任主席，母亲却支持社会党。作为校园文学杂志的主编和学校辩论队的成员，仅仅几个月之前，约瑟夫才刚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大四生活。他原本希望在毕业之后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但不久之后，人们在他的论文里发现的一幅涂鸦揭示了此时日益占据他内心世界的事情是什么。他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地图里面，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民军控制区被涂成了黑色。地图的标题写道：“欧洲：再次成为黑死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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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11日，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向他的子民宣布，自己将正式退位，然后和“我所爱的女人”结婚。那一天，约瑟夫的母亲给自己在斯沃斯莫尔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令她大感震惊的是，电话那头的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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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最后还是收到了儿子的消息。那是一封由他的一个朋友故意延迟了一周时间才寄出的信，信的开头写道：“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到欧洲了。我要去西班牙……我实在是太气愤、太激动了，别的事情我根本不想做……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文凭将非常有用——对我来说，西班牙就是得到这张文凭的重要测验。”约瑟夫的父亲急疯了，他给儿子在学校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约瑟夫过去在感恩节时曾去过他家：“惊闻犬子约瑟夫于11月3日离校前往西班牙，传闻令郎与之同行……如有任何消息还请回报。”但事情却并非如此；对方在回报中说，约瑟夫并未对朋友全家透露任何计划。随后，那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约瑟夫朋友的父亲又写了封信过来。“我们都觉得约瑟夫是个令人感到十分愉悦的客人，”他在信中写道，“在我们家做客之后，他还给我们留了一张言辞十分亲切礼貌的感谢便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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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父母的信中，约瑟夫还写道：“请不要来西班牙找我或带我回去，不要尝试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作为一名曾在最高法院参与过庭审的出色律师，他的父并没有按信中的请求去做。他雇了一名拥有国际联络渠道的新泽西私家侦探，并把他带到了自己在路易斯维尔的办公室。在这里，私家侦探给轮船公司、签证办公室和美国领事馆等处发电报，打电话，通过一个法国的联络人，他成功找到了约瑟夫在法国的地址，此时约瑟夫已经在法国应征参加了国际纵队。老赛里格曼随即派出了一名年轻的律所合伙人火急火燎地赶到巴黎，去劝说他的儿子赶紧回家。一家人还动员在路易斯维尔熟识的一名律师的堂兄弟、美国驻法大使本人一起帮忙。不知为何，约瑟夫还真被说服来到大使馆接听了父母打来的电话。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仍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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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国际纵队招募专员拒绝了约瑟夫的申请，因为他刚刚19岁，实在太年轻了。可约瑟夫又试了一次，他花15美元从一个叫弗兰克·内亚里（Frank Neary）的爱尔兰人那里买来了伪造的身份证件，解决了这个问题。刚一入伍，他便随队来到了西班牙，并以内亚里的名字高兴地加入了英国营。后来，他在一封信中坦陈：“化名更能增添冒险的快感和浪漫色彩。”[26]约瑟夫远远不是唯一一个使用化名参加战斗的志愿者，在当时，改换名字就像一个信号，标志着一个人能够像重塑这个世界一般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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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寄回家的信中，约瑟夫骄傲地提到自己正在留胡子，其中有一封还附上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一身军装，戴着一顶贝雷帽。在即将开始和其他英国志愿者一起训练之前，他在家书中告诉父母：“不要担心，我很安全。”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司机，或者是一名口译员，因此将得以远离前线的战火。的确，约瑟夫通晓法语和德语，还略懂一点儿西班牙语，同时，“我还正在学习英国腔”。[27]可约瑟夫的父亲却一点儿也放心不下儿子，当听说路易斯·费舍尔正在西班牙为《国家》周刊做战地记者时，他便写信给后者，恳请他多帮着打听些儿子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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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11日，这天是约瑟夫、伦敦雕塑家帕特·格尼和其他刚草草完成训练的英国营志愿者正式开往前线的日子。在马德里进行的战斗中，约瑟夫将成为首个加入战斗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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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开那个破破烂烂的训练基地，人们更多感到的是如释重负。第二天天色大亮，温度很低。正当佛朗哥的大炮狂轰滥炸，战斗机不断地俯冲盘旋进行着空中搏斗时，英国营接到了向前方进军的命令。他们前进方向的景色就像风景画般美丽，高原和峡谷里到处都是松树、橡树、柏树和橄榄树，地上则铺满了气味芬芳的鼠尾草和墨角兰。有那么一刻，站在山丘上，下面的村落尽收眼底。感受着一点儿伟大的国际合作的滋味（法国和比利时志愿者将到达他们的右侧），一个英国营志愿者后来回忆：“我们看起来棒极了，我们的感觉也棒极了。我们想，要是国内的那些同事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他们该多骄傲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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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格尼的回忆，“甚至就连纵队参谋手里都没有一幅地图。作为他们赖以决策的依据，战地报告有四种不同的语言版本”。[29]除此之外，部队里装备的机关枪——绝大多数都特别容易卡壳——需要四种不同的子弹，步枪更是需要五种。有些子弹带没法匹配整个营的任何一挺机关枪。对于这些英国人来说，一个理论上的优势在于他们的部分军队所处的位置在一座高地上。可当一场持续三小时的国民军炮击开始后，他们给这座高地重新命名为“自杀岭”。他们没接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挖掘战壕和散兵坑——就算知道，他们手上也没有工兵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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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数千名摩尔人士兵发动了进攻。“他们的军服外面，”格尼写道，“披着褐色的像雨披一样的毯子，毯子中间有窟窿，他们一跑起来，毯子就随风摆动……摩尔步兵能够利用地上随便哪里的石头缝作为掩体，这种离奇的能力实在让人非常害怕……他们实在是非常令人恐惧的对手，尤其是对一群在城市里面长大、没有战争经验，也不知道如何在开阔丘陵上找到掩护的年轻小伙子来说。就算比枪法，我们也完全不是对手。”[30]士兵数量上国民军占优，再加上冷酷无情的德国大炮如暴雨般猛烈的轰炸，英国营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在这些面前，之前军训时纵队总部那一串串俄语和法语的训导词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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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的炮火切断了营队的电话线路，约瑟夫被指派为信使。随着时间流逝，伤亡数字还在进一步增长。到了晚上，400人中只有125人安然无恙。“到处都有人躺在地上，”一名幸存者回忆道，“大家的表情很奇怪，就像是死鸟一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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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黄昏时分，格尼出乎预料地遇到了一群伤者。起初他们被带到了“一座不存在的战地医疗站，后来，本来应该再被转移到后方医院的他们被人遗忘在了这里。这里大约有50副担架，上面躺满了人，但很多人其实已经死了，剩下的大多也活不到第二天的早上……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人，有些人和我的关系还很好——有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犹太小伙子，巧妙地将自己的伦敦腔和犹太式幽默结合到了一起，走到哪里都和大家嬉笑打闹，引人发笑……现在，他正躺在那儿，腹部的全部肌肉组织好像都被割掉了一样，从肚脐一直到生殖器那里，他的内脏全部暴露在外。他的肠子已经变成了一团粉褐色的可怕东西，一颤一颤的，有苍蝇在上面嗡嗡飞过。他的意识完全清醒，但已经说不出话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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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深深烙在了格尼的脑海里。“我依次来到他们身边，可除了握握他们的手或者递上一支烟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尽全力去安慰他们，向他们保证尽量找到救护车。我当然失败了，这让我产生了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他们都在向我要水喝，但我却连点儿水都给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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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英国营成员也许就在这些伤员中间，这个人就是约瑟夫·赛里格曼，在白天的战斗中，摩尔人的一发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头部受伤对士兵来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最后，他被一头骡子驮离战场，并死在了马德里附近的一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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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消息后，约瑟夫惊慌失措的父母马上开始向华盛顿和西班牙两地的外交官们发送电报。“紧急求助，请将他带离战区，如果他身体状况允许，可能的话请将他送到法国。”约瑟夫的父亲还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电报说，“本人将承担一切必要费用。”[33]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现有的资料是矛盾的。英国共产党主席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寄来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他向老赛里格曼保证，约瑟夫已经“被转移到了能够提供一切必要治疗的医院，还亲自表达了对所有与他保持联络的人给予他的担忧和善意的感激之情”。[34]但来自英国的另外一名幸存者，同时也是与约瑟夫一起担任信使的同伴却告诉家族的一个朋友说，约瑟夫再也没能重新恢复意识。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受伤后的两个星期内——或者更短，当时的医疗记录已无从考证——最终他还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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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里，波立特还提到了约瑟夫是多么惹人喜爱，谈到了“无数向您儿子一样的好儿子所做出的崇高的自我牺牲”，还说约瑟夫已经被“以标准军礼下葬了”。可当约瑟夫悲痛欲绝的父亲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询问能否将儿子的尸体运回国内时（费用还是由他自己负责），国务卿发来的电报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电报中说，由于约瑟夫与其他大概七八个人埋葬在一起，根本无法确认每具尸体的具体身份，因此他的遗骨已无法被移出再葬。实际上，国务卿已经尽量使驻西班牙的美国外交官发回的消息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两天以前，这位外交官向华盛顿报告，与约瑟夫死亡同期，约有250名死亡士兵的尸体在被从医院拉走后一次性地集中掩埋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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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找回儿子尸体的父亲又请求国务院帮忙，想办法将约瑟夫的随身物品寄回美国。然而，能够找到的全部物品只用一个信封就能够装下：两个分别装着肯塔基州驾照和斯沃斯莫尔学院健身房身份识别卡的皮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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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装满共和国伤员的卡车与救护车驶回后方时，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护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是在一条永无尽头的血河中跋涉。”[36]缺少足够的头盔意味着许多像约瑟夫·赛里格曼这样的士兵都死于头部创伤。但即便如此，国民军仍未能够成功切断马德里至巴伦西亚间的陆路交通。幸存的英国志愿兵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兵们一起修筑了一条新的防线，在这期间，对他们的英国同志所遭受的大屠杀还一无所知的美国营志愿兵被派到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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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亲眼看见了发生的一切和无法对伤者们提供任何帮助的沮丧造成的深刻打击，格尼接下来的十天是在精疲力竭中浑浑噩噩地度过的。“我应该，”他写道，“在2月22日之前就振作起来了，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林肯营相遇的情景。当时他们在沿着道路行军，距离隐藏在山肩后的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只有300码……他们大约有五六百人……他们曾经幻想着早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就能听到战斗爆发时产生的巨响，但他们真正能听到的，只有某一刻一串断断续续的狙击枪开火的声音。如果他们在路口拐弯继续向前走会发生些什么，我不敢去想。带领他们行进的是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校长的高个子男人，带着佩枪，挂着望远镜，全副武装。当我从山丘下面大声喊叫，叫他们停止前进的时候，他看上去还挺生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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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格尼听到其他美国志愿者叫那个带领他们的高个子军官“学院男孩”。这个人正是鲍勃·梅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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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里曼于1937年1月上旬到达西班牙时，起初他最犯愁的是找到愿意让他参加战斗的人。和大多数志愿者不同，他是孤身一人来西班牙的，并不是随所在国共产党招募的一拨人一起到来的。直到1月22日——就在格尼在路上看到他的一个月之前——他才被允许加入。“没有玛丽昂在身边有些孤单，”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但我大体上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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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安德烈·马蒂这样多疑的人的角度看，梅里曼也有两件事对自己十分有利。其一，尽管来时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出发地是莫斯科。一个美国的志愿兵听过一则传言，说梅里曼是苏联军官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的毕业生；另一则传言则怀疑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一直在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其实都是玛丽昂发过来的）。万一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专门监视国际纵队军官动向的人呢？另一个对梅里曼有利的因素是，不像其他大多数美国志愿者，他在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