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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的苏联的资产账户则因这些黄金逐渐充盈起来。首先，黄金被伪装为成箱的弹药，装在木质弹药箱里运到了卡塔赫纳港（Cartagena）一处海军基地内由重兵把守的洞穴当中。“这是共和军的重炮炮弹！”士兵们被如此告知，“轻拿轻放！”[5]就在希特勒的轰炸机对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的马德里进行为期三天的轰炸时，卡车司机正忙于将一车车黄金运到码头。在那里，它们将被装上四艘开往敖德萨（Odessa）的小型货船。在秘密警察的全程监视下，货运火车再将这些黄金运往莫斯科。这批黄金除了西班牙央行铸造的标准金锭外，还有成千上万开口绑得严严实实的麻袋，里面大概一共装了6000万枚金币——法郎、美元、德国马克、里拉、弗罗林、比索、埃斯库多、比塞塔和其他西班牙政府一个多世纪以来积攒的，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金币。斯大林向身边的随从讲了一句俄国的老话，“就像他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西班牙再也不会见到他们的金子了。[6]金子当然是再也见不到了，可要不是凭着用金子换来的武器装备，共和国的军队可能早在1936年年末就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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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掉牙的武器并非全都直接出自苏联的库房。许多武器都是从第三国，例如玻利维亚、巴拉圭、爱沙尼亚和波兰等地购买的。在这些国家，那些手头掌握着部分苏联老旧军火的武器商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利用西班牙共和国对武器的迫切需求大赚一笔。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军火交易也不是属于门外汉的游戏，更何况共和国派出的代表们对此的确极为业余，而奸商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突然抬价，并声称共和国方面的出价低于佛朗哥代理人开出的报价是武器黑市商人们的一项惯用伎俩。这些精明的武器贩子还怂恿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代表互相内斗，或是向马德里的有关人士散布谣言，声称共和国方面派来的代表不可信任，暗中破坏他们在哥本哈根或是布鲁塞尔经历艰苦卓绝的谈判才得以达成的交易。许多共和国已经付了款的武器最后根本就没有如约发货，战斗机上没有配备机关枪，火炮缺少瞄准具也是家常便饭。在有些国家，海关官员会故意延迟发货并索要贿赂或是武器的“仓储费”，还有的国家则针对所谓的武器出口许可证收取高额费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交易费”也会被计算在总价当中。在整个过程中，西班牙共和国几乎没有从美国——这个世界上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得到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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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惊慌失措的玛丽昂·梅里曼发现的一样，罗斯福总统希望美国置身西班牙内战之外的渴望，使他的人民就连去那里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了。在前往西班牙途中，她求助于一个在美国驻巴黎领事馆工作的朋友。这个朋友直接带她走出了办公大楼，避开同事们的耳目，告诉玛丽昂：“如果我见到你的护照，我将不得不在上面盖上‘不得前往西班牙’的章。”[7]这一举措，是美国政府为阻止美国志愿者赴西班牙作战而进行的尝试；国务院只批准记者、医疗人员、救援队，以及有临时需要的重要人物前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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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首先到达巴伦西亚，米利·贝内特在当地的共和国政府新闻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对于鲍勃的事，贝内特告诉她：“他正在穆尔西亚（Murcia）的国际医院住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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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告诉贝内特一个叫凯特·曼根（Kate Mangan）的英国女同事：“我就是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把鲍勃带出西班牙，离这些破事远远的。整件事情里，最糟糕的就是他坚信不疑的所谓理想。”曼根后来记得，玛丽昂“看起来太年轻了，她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仍然相信还有普通人平常的快乐存在，而对我们来说，这些早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9]由于美国报纸纷纷报道了鲍勃负伤与众多林肯营士兵死亡的消息，从国内发给玛丽昂的电报像雪片一般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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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最终在穆尔西亚这座西班牙东南部城市见到了丈夫。他“从左肩膀到腰部都被绷带绑着，左前臂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僵着，搭在比腰带扣的位置稍高一点儿的地方。由于没有医用的轻量石膏可用，医生只能将他被子弹打得五处骨折的肩膀用普通的家用石膏进行固定”。[10]在他平时净是政治和军事会议纪要的日记里，鲍勃·梅里曼写道：“玛丽昂来了……我和她在医院四处散步，就像在梦里一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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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也去探望了梅里曼，她回忆道，鲍勃“肩膀那里有一栋房子那么宽，壮得就像一头公牛，但在骨头愈合的过程中，他根本无法一次站立超过15分钟……石膏太沉了”。[12]医生保证他能够彻底恢复，但这显然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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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毛遂自荐，开始为这家医院工作，又在不久之后开始帮那些因受伤而无法握笔的美国人写家书。“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个负伤的英国志愿者，他的脊椎断了两节，却坚持要下床走路。”医院的药品十分有限：“我们有阿司匹林，但别的药没有多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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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向玛丽昂讲述了那个灾难般的清晨在哈拉马河谷里发生的故事，他就是在那天早晨身负重伤的。也正是这场战斗，让他在写给第十五国际旅指挥部的战斗备忘录中的情绪仍显得愤怒不已。[14]被第十五国际旅的南斯拉夫指挥官弗拉迪米尔·乔皮奇（Vladimir Copic）上校在电话里一顿叱喝威胁之后，他带着手下的部队跃出战壕，发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攻击。还没有走出几步，他就被子弹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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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试图继续向前穿过一片橄榄园，但对面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一些人趴在地上，发疯似的用泥土盖在身上隐藏自己，雪水和雨水很快便把泥土变成了泥浆。很快，迫击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当梅里曼被带到战线后方以后，一切更是雪上加霜。来自荷兰的担架员在努力将更多伤者抬走的过程中被机枪射杀，临时负责战地指挥的英国中尉将局势变得更糟了：他用左轮手枪威胁不愿继续冲锋的美国士兵，先是让他们发起了另一波攻击，后来又在天色仍亮的情况下，命令被敌人火力死死压制的士兵们撤回战壕。那些听从了命令的人全都暴露在了国民军机枪手发射的致命弹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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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中，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林肯营志愿兵死于此次战斗。在布满岩石且冻得僵硬的地上挖掘坟墓根本不可能，许多尸体都被堆在一起烧掉，遗骸则被埋葬在了由石块、泥土和头盔堆成的纪念冢下。对于伤亡人数的估计有很多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认为战斗造成了120人死亡，175人受伤。[15]共和国方面没有夺得一寸土地，整个攻击行动不管怎么说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国民军切断马德里至巴伦西亚交通的行动在此之前就已经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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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灾难仍在继续，负伤的梅里曼下定决心要“和乔皮奇说道说道”，[16]就如他之后在日记中记载的那样。但在担架员将他抬到国际纵队的指挥总部后，穿着擦得锃亮的靴子，身上挂着配枪、望远镜和皮质的地图盒，衣着考究的乔皮奇却拒绝与他对话。梅里曼随后被带到了一所医疗救助站。在后来的记录中，他形容那里就像一座“屠宰场”，“伤员们就死在院子里的担架上”，止痛药也严重短缺。他的胳膊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在救护车里忍受了三个半小时的颠簸。这辆车先是迷了路，最终将梅里曼送到了一座几天之前才匆匆投入使用的战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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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士兵的同时，共产党也招募到了一些医疗志愿者，爱德华·巴尔斯基（Edward Barsky）医生和他17人的医疗队刚刚于这场战斗打响前的几个星期抵达西班牙。哈拉马河战斗爆发后，他接到命令：“建立一所拥有100个床位的急救医院，并确保在48小时内投入使用。”[17]巴尔斯基是一名来自纽约贝思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Hospital）的外科医生，留着小胡子，平时严肃认真，是一杆老烟枪。尽管身受胃溃疡折磨，但他从来都表现得坚忍平静，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十足的激情，这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和他的医疗队成员们在一所学校的校舍将从美国带来的一箱箱医疗装备撬开，将这里改造成了战地医院。他们吃惊地发现，一些箱子已经在路上丢失了，很可能是被其他极度缺乏补给的部队拿错了，但这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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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老师们将桌子、书籍和黑板等教学用具抬出楼外，巴尔斯基则极力发动起当地工匠连夜将楼内的墙壁打通，并从头开始打造木头床架。当地镇上的人们纷纷提着筐子，用石头和土将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好让伤员少受颠簸之苦。这所医院里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我们没有在屋顶上放置红十字标志，因为这样做将会招来灭顶之灾，”一名护士写道，“马德里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德国轰炸机轰炸了那里的数所医院。”[18]出于同样的考虑，救护车司机也涂掉了车身外面的红十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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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伤员抵达时，医疗队为使医院准备就绪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一夜。“在卡车的车厢里面，大约有25名伤员躺在床垫子上，”一名药剂师回忆，“有两个已经死了，还有几个的情况也非常不乐观。剩下的伤员由于骨折和一路颠簸忍受着剧烈的疼痛。”[19]很快，又有六辆卡车抵达，伤员很快便占满了所有床位。先是一张床上躺两名伤员，然后是地板上铺床垫安置伤员，最后仍然有很多伤员只能继续在操场的担架上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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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天时间，200名伤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就塞满了这所设计床位仅为75人的医院。医生和护士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一些伤员休克了，为了给他们保温——楼里没有暖气——护士在床和担架底下点燃了做饭用的小型炉灶。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医院仅有的微弱电力供应中断，这让巴尔斯基医生不得不借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完成手术，将伤员被打坏的肾脏摘除。“每拿起一件手术器具，那种冰冷的感觉就像拿着冰块一样。”他后来回忆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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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分昼夜，都有伤员被送到医院……在手术过程中，我时常得不停蹦跳才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点儿，”护士安妮·塔夫脱（Anne Taft）回忆道，“手术工具摸起来冰凉，都快要粘在我的手上了……你都能看到伤者腹部和其他伤口里散发着的热气。”来西班牙的路上，医疗队曾与部分林肯营的志愿者搭乘同一艘船。另一个叫利妮·富尔（Lini Fuhr）的护士“亲手剪开了来时与我一起跳舞的小伙子的衣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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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被从巴尔斯基的战地医院送到穆尔西亚进行康复的很长时间以后，对这次进攻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进行中。有些士兵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其他人则认为，那天接替梅里曼进行指挥的无能的英国中尉难辞其咎；梅里曼自己将责任归咎于乔皮奇；乔皮奇则将责任归咎于他的上司，一个很不招人待见的匈牙利将军。这名将军试图粉饰这场失利，他向一个记者宣称，一些美国人在死亡的最后一刻还保持着人民阵线握拳礼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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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的士兵变得暴躁多疑，有些人擅自脱离了部队。在向哨兵展示了自己的工会会员身份取得信任后，一大群愤怒的生还者将哨兵塞进战壕，一齐前往后方要求与第十五国际旅的政委见面。与其说这是一场兵变，不如说这是一场对从前所受待遇的抗议，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之一，仅仅是希望重新接受具有真正军事经验的军官为期几周的训练。国际纵队从欧洲各国前来的军官和他们的苏联顾问团从未见过如此以下克上的行为，对士兵们的举动大为惊骇。怨恨的阴云徘徊在林肯营上空长达数月之久，一个经历了那场悲惨战斗的生还者告诉前来采访的报社记者：“可以这么说，我们营叫‘林肯营’的真正原因，在于林肯本人最后也被杀死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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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马河的另一侧当兵是什么感觉？战斗打响时，佛朗哥的军队同样存在外国志愿者，对岸也有一个说英语的人。21岁的英国人彼得·坎普（Peter Kemp）是在梅里曼负伤大约十天前到达前线的，作为一名同样享受“冒险的感觉”[23]的忠实的君主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父亲是一名退休的孟买地区高等法院法官。坎普的世界是由英国的乡间别墅、私立学校、身份尊贵的朋友以及绚丽多彩的殖民地生活组成的。尽管只会说一点儿西班牙语，他却在国民军的圈子里结识了众多权贵和官员，这些人也认识坎普社交圈子中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被任命为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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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发现，国民军中存在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其他高级军官一样，他也配备了一名勤务兵，帮他端茶倒水，打扫营房，叫贴身仆人也不为过。当他所在的部队乘火车前往新地点时，高级军官坐的是五个人一间包厢的头等座，低级军官坐的是二等座，至于普通士兵，尽管正值严寒的冬季，他们却只能待在拉牲口的车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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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中有许多随军神父。令坎普感到有意思的是，一次他遇到了一名神父，当他告诉这名神父，在英国牧师也可以结婚时，这名神父“大为吃惊”。到达哈拉马河后的第一天，坎普见到了他所属连队的随军神父，“一名表情严峻、戴着眼镜的精瘦的纳瓦拉男人，然而镜片却挡不住他狂热的目光。他是我在西班牙见过的最嗜血、最大胆的人……‘你好，唐佩德罗[24]！’他冲我喊道，‘你一定是来杀赤色分子的吧！提前祝贺你！你一定能干掉很多！’说话时，他贝雷帽上的紫色流苏在烛光中左右摇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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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战斗中，一队国民军坦克逼得共和军仓皇撤退。“我发现文森特（Vicente）神父就在我旁边……他决心不让任何敌人从我们的眼前溜走。他不断向我指示攻击目标，尖声催促我开枪将他们放倒……他几乎都快控制不住把我手里的步枪抢过去自己用了……不论何时，只要有敌方的倒霉士兵疯狂地从掩体跑向安全地带，我都能听到他用难以抑制兴奋之情的声音大声说：‘别让他们跑了——哦！别让他们跑了！开枪，老兄，开枪！再往左瞄一点儿！啊，打中了！’并看着那些可怜的家伙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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