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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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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9 《纽约时报》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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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赫伯特·L.马修斯是《纽约时报》负责报道西班牙共和国的首席记者。[1]他身材瘦长，说话轻声细语，经常头戴贝雷帽，身穿灰色的法兰绒裤子。以格尼的英国人视角来看，马修斯“言行举止是典型的美国佬银行家做派。他又高又瘦，衣服穿在他身上就好像搭在晾衣架上一般；他的脸又瘦又长，颧骨突出，总是一副有点儿不以为然的神情。在战壕里面遇见来回穿梭的马修斯算是种难得的经历。他总是西装革履，就好像刚从办公室出来似的。他的衣着挺过时的，脚上的系带靴子还是我爷爷年轻时城市绅士的指定款式。营里的人对他都挺冷淡，他们觉得《纽约时报》派来的代表对他们的理想和事业肯定多有反感。结果证明，我们完全错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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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际纵队总部的一些官僚为林肯营的美国志愿兵拟定了一份“适宜阅读”的出版物清单，里面包括《工人日报》、《黑人工人报》（Negro Worker）、《今日苏联报》（Soviet Russia Today）等，着实令他们十分反感；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纽约时报》则被列在了另一份“不可邮寄报纸及周刊”[3]的清单中，但各种剪报仍被夹在人们的家书中邮寄过来。没过多久，士兵们便开始以比对待《工人日报》记者更强烈的热情对待马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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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修斯的背景看，完全没有迹象显示他将会成为一名西班牙共和国的热烈支持者。马修斯曾于1920年代在意大利读书，并表现出了对墨索里尼十足的仰慕之情。1929年的日本之行，让他感受到了当地不亚于意大利的“活力”。作为《纽约时报》派出的随军记者，他在1935年同意大利军队一起来到了埃塞俄比亚，并对在自己陌生的世界进行战争报道感到“无比激动”。在那个认为殖民主义理所应当的年代，他对那场战争的感受是再平常不过的“意大利人真的在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一种文明”，那里的原住民“是纯粹的野蛮人，对鲜血有着近乎凶残的欲望”。他告诉读者，意大利士兵进行的是一场“光荣的战役”。不考虑埃塞俄比亚根本没有什么现代化武器装备用以对抗墨索里尼的轰炸机和毒气战的事实，也不去想遭受了成千上万的军民死伤之后埃塞俄比亚人对于国家被侵略者征服的真实想法，他宣称：“绝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支持意大利的占领。”不出意料，墨索里尼委派的埃塞俄比亚首任总督授予了马修斯一枚勋章，以表彰他作为意大利国内外首位报道这场战争的战地记者的“光辉事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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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亲眼看见炸弹落在欧洲人而非非洲“野蛮人”的头上后，一切在西班牙共和国发生了转变——就和发生在许多其他曾经铁石心肠的记者身上的一样。马修斯在报道中由衷地写道：“他们是如此顽强，这些西班牙人！”因为相信“当前世界的命运正在由这里发生的一切所决定”，他与处在围困当中的马德里人民产生了共鸣，而此前他从未对那些非洲的墨索里尼受害者产生过同样的感情。奇怪的是，他自己倒是从未因此感觉到任何矛盾之处：一本有关自己对这两场战争进行报道的生涯回忆录还被他轻快地命名为《两场战争，以及更多》（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但在西班牙期间，他的确对自己所在的阵营深信不疑。十年之后，他在为共和国的辩护词中写道：“它使人们慷慨赴死，向人们赐予生命的意义、对人性的信念和勇气，教会我们国际主义的真正含义……在那里，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人皆兄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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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对共和国溢于言表的赞美自然不适合在《纽约时报》上的长篇专栏刊登，他的作品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然而和今天的做法一样，通过措辞的使用和对所要报道的故事进行特意挑选，这位原本被认为没有异见的美国日报记者总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每个人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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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都说，《纽约时报》是一份由犹太人拥有、由天主教徒编辑、被新教徒阅读的报纸。总编埃德温·L.詹姆斯（Edwin L.James）是个对生活非常讲究的人，经常穿着奢华惹眼的西装并随身带着手杖。他对夜生活非常喜爱，总是为此早早下班，给那些在大办公室里办公的夜班编辑极大的自由。在这些编辑当中，负责头版的尼尔·麦克尼尔（Neil MacNeil）是名活跃的天主教徒，曾经出书和发表演讲批判过道德败坏的现象；夜间编辑负责人、副总编克拉伦斯·豪厄尔（Clarence Howell）刚刚皈依天主教，在马修斯看来，他“虔诚得几乎让人无法想象”。[6]二人同时负责编辑国外新闻，决定哪些故事能够登上头版，有时为了迎合自己的政治偏好，他们还会改写报道标题。（例如，有个标题一开始是“神父为法西斯国家辩护”，经过修改，它变成了“神父认为苏维埃才是美国的真正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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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不久便发现，西班牙内战不仅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打响，《纽约时报》内部也因此成了观点交锋的战场。在纽约，詹姆斯有时会将一周的战场新闻总结在星期天版的报纸出版。例如，他在1937年2月14日写道：“佛朗哥将军正努力切断马德里与海岸地区的联系，也就是说，切断马德里补给来源……从首都前往巴伦西亚的主要公路已经基本失去作用……据称，佛朗哥的军队甚至已经跨过了阿尔甘达大桥[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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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马修斯将这篇文章视作一种公开冒犯，因为就在前一天出版的报纸上，他还在报道中说佛朗哥的军队并未切断那条马德里的生命线。[9]他和另外一名记者还冒着战地炮火，搭乘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亲自驶过了阿尔甘达大桥。为了将他所鄙视的詹姆斯的说辞扭转过来，他在随后的一系列报道中都有意提到，道路仍在共和军的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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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瓜达拉哈拉战役爆发。在接到大量来自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的愤怒抗议，抗议马修斯在一系列报道中宣称“佛朗哥的军队其实都是意大利人，且战斗力非常低下”后，《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有关报道撤掉了。在马修斯原来对战斗结果的描写中，“死尸，战俘，各种各样的物资……全都是意大利人和他们的东西”，[10]而编辑部则将其改为“全都是起义者和他们的东西（起义者经常被用来指代佛朗哥的国民军部队）”，并在后来的版本中将这句话彻底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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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感到十分愤怒。他的回忆录中——他曾写过好几本回忆录——充满了对詹姆斯和编辑部编辑们的严词谴责。他甚至在其中收录了当时与他们之间言语愤怒的往来电报。在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电报中，他称詹姆斯的话“逃避事实”。在马修斯准备在去世后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报纸中，他通过电报发回《纽约时报》的报道的副本也包含在内，以便让历史见证都有哪些内容是被重新编辑过的。但经过后世的仔细研究发现，当时审查的力度实际上是非常轻微的，并没有更多像把“意大利人”替换为“起义者”一样的重大修改。[11]事实上，《纽约时报》内部真正的战争并非发生在骨瘦如柴的马修斯和远在纽约的编辑之间，而是在他和有时仅相隔几英里、正在国民军一方进行战地报道的同社记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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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事们称作“比尔将军”的威廉·P.卡尼（William P.Carney）是一名来自得克萨斯的虔诚天主教徒，也是一名佛朗哥的公开支持者。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被战场所隔开的卡尼与马修斯都在进行着隔空争斗。马修斯总是强调佛朗哥军队轰炸和炮击造成的平民伤亡，以及其接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援助的事实，卡尼则着眼于国民军控制区的人们对佛朗哥的支持，以及共和军杀害神职人员的行为。正当马修斯在瓜达拉哈拉报道国民军的耻辱一败时，卡尼则前往了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撰写了一篇描写当地“节日气氛”的长篇报道。卡尼还为凯波·德利亚诺——那位因在广播中大肆宣扬马德里妇女将被其手下摩尔人士兵强奸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军将领——撰写过一篇极尽谄媚之能事的专访（“声望显赫……一丝不苟的军人作风……始终微笑……热情好客……平易近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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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的部分文章被美国的佛朗哥支持者结集成册后进行了再版。根据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的说法，[13]有一次，卡尼甚至还在一座国民军的广播站进行了一次宣传广播，其广播结尾正是佛朗哥那句经典的战争口号：“崛起吧，西班牙！”卡尼曾写道，在西班牙共和国，“一切对民主形式的伪装和政府的作用都已经消失了”，不幸的工人们因为“被恐吓”而加入工会。在这篇写于战争初期他在马德里稍做停留期间的文章里，卡尼还透露了共和军好几个火炮和高射炮阵地的具体位置，令当时正与佛朗哥交战的人们十分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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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从未试图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周游国民军控制区期间，他使用的通信地址是纳粹德国大使馆的地址；一个名叫“哥伦布骑士团”（The knights of Columbus）的天主教互助会因卡尼“对记者事业的杰出贡献”[14]而授予其一枚金质奖章。同一时间，天主教会则对马修斯发起了攻击。一名神父和教育家约瑟夫·索宁（Joseph Thorning）博士将马修斯称作“得了狂犬病的死硬赤色分子”，并与其他地位显赫的天主教徒一起，参加了一场旨在促使《纽约时报》报社将其从西班牙召回的活动。不过，由于得到了老板——《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其妻是马修斯儿子的教母——的力挺，马修斯的职务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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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随着双方的争斗逐渐变得更加直接，马修斯给予了卡尼的记者生涯一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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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达拉哈拉战役结束后的第十天，一辆小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自巴伦西亚来到了处于封锁当中的马德里。车上有两名美国乘客：刚到西班牙的26岁记者弗吉尼亚·考尔斯（Virginia Cowles）和米利·贝内特。贝内特此时还在为共和国新闻办公室工作，此次来马德里是为进行一次自由报道。考尔斯后来写道：“贝内特长了一张猴子一样的脸，戴着一副厚厚的角质框架眼镜。她是个性格泼辣的人，我打看到她的第一刻起就喜欢上她了……她是个坚定的左派分子，但在这个早晨，她表现出的观点倒是不太友好。”[15]贝内特告诉了考尔斯有关车上的第三位乘客，一个不会说英语、手指被烟熏黄的老神父的事情。“我认识这个老骗子：他就像个展览品，”贝内特说，尽管她自己也在共和国从事宣传工作，“他在法国各地进行宣传演说——说那些神父在共和国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肯定靠这个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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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当中，女记者算是稀有品种。如果说为贝内特在这个领域暂时找到立足点的是她的泼辣和假小子作风，那么考尔斯则靠着相反的方式实现了相同目的。作为一名杰出的精神科医生的女儿，被朋友们唤作金妮（Ginny）的考尔斯出生在波士顿，直到1928～1929“赛季”才走出深闺，参加各种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而那时已经是大萧条引发的股市大崩盘发生的前夜。从性格上看，考尔斯并不是个叛逆的女孩，但她胸怀大志，想要亲自在全世界游历写作。但她很快发现，作为一名女性，想要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刚开始为报社撰写文章时，考尔斯便发现“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想要我以女性视角写作”。这样要求的结果便是一系列诸如“考尔斯小姐为你分析初入社交界的小姐的择偶标准”这样的文章。然而，考尔斯已经下定决心，前往西班牙报道内战。“如果一名女性要想去报道这场战争，”她在那之后不久写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告诉报社，无论如何她都要去，然后问问他们想不想要些有关的新闻报道。”这就是她在去西班牙之前对所在的赫斯特报业集团的高级主管采取的策略，并且她的策略奏效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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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西班牙后，考尔斯在向其他记者——基本全是男性——请教问题时表现得毫不羞怯，而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为她提供帮助。酷似演员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的长相、高雅的穿戴、苗条的身材、头顶迷人的贝雷帽和黑色长发都使她备受欢迎。她棕色的大眼睛眼距很远，按照一名对她一见倾心的男士的回忆，这双眼睛“让人无法将眼神移开”。[17]一次，在一个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小汽车的地方，同行的男摄影师自告奋勇，帮考尔斯把行李箱拎了一英里远，她后来写道：“我当时感觉，做女人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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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自己描述为“除好奇心以外毫无战地记者资格”[18]的年轻名媛后来成了西班牙战场上最好的记者之一。在她的自传《自找麻烦》（Looking for Trouble）中，部分内容直接来自她在西班牙期间撰写的文章。即便在今天看来，人们也仍然能感觉到里面干脆利落的语言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而由许多当时的其他美国战地记者撰写的回忆录读起来则毫无新意，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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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男女，几乎每一个曾在笔下记录过在西班牙期间与考尔斯见面的人都提到过她姣好的面容，她的高跟鞋，和她作为社交名媛的过去。但她的早年生活——考尔斯本人对此很少提及——却是一种富贵和贫穷的奇怪结合体，这段经历可能也解释了她做记者时所显现出的超乎寻常的智慧从何而来。经过一段痛苦的离婚和抚养权争夺大战后，考尔斯的父亲拒绝支付抚养费，她和姐姐由母亲抚养。她们的母亲要在《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做排字工贴补家用，还会兼职写作来赚些外快，后来，她成了另一家报社的编辑。凭借自己赚来的薪水，她将11岁的弗吉尼亚送到了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尽管在波士顿当地报纸上，弗吉尼亚总是以社交舞会常客的形象出现，但在大萧条的早期，她却必须靠推销广告和杂志订阅来维持生活。最终，1932年，保险公司为母亲的去世支付了足够的保险金，提供了足够的钱让她得以出国旅行[19]——通过这次旅行，她凭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充分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开启了写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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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早主动请缨为考尔斯在马德里指点迷津的人，来自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塞夫顿·“汤姆”·德尔默[20]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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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沿着格兰大道返回宾馆的路上，我问他，这座城市多久遭到一次炮击。他立刻停下来，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现在是正午刚过，他们一般会在午餐时间以前放几炮。”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了像是撕裂布料似的噪音。开始时这声音还很轻微，随后就变成了剧烈的“咝咝”声；紧接着，在一瞬间短暂的寂静后，一枚炮弹击中了街道尽头石砌的白色电话大楼，发出了一声巨响。砖头瓦块散落一地，烟雾一下子升腾起来。第二枚炮弹击中了离我们30码开外的人行道，第三枚击中了街角的一幢木头结构的公寓楼。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冲进路边建筑的大堂和门廊处避难，就像无数张纸被一阵狂风吹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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