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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具体都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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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考虑到那些是错杀，”他思考了会儿，说道，“结果还是很不错的；事实上，死的都是些权贵人物！”他说话的方式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狂喜，声音在结尾的单词瞬间提高，眼中闪烁着享受的光芒。他拿起酒瓶给我斟满了酒。酒被汩汩地倒进玻璃杯，看着这杯浓稠的红色液体，我能联想到的只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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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出餐馆，海明威说：“这人挺酷的，对吧？记住，我交定他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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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当她读到海明威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戏剧《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时，考尔斯从里面的台词中认出了当时二人的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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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布斯特笔下也有对这顿饭的记录。她在提到考尔斯时写道：“她年轻漂亮，一袭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一只沉甸甸的金手镯，脚上的黑色高跟鞋高得令人不可思议。我当时一直在想，穿着这双鞋她要怎么在街上的瓦砾间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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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许多男人一样，那个刽子手对考尔斯也很有好感。当其他食客纷纷放弃到因轰炸而噪音大作、窗户颤抖的街头餐馆吃饭时，“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膝盖，安慰地说道：‘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家。我将和妻子离婚，然后娶你。我家有很多房间，床也多，就算海明威来了也有地方住下……我有个儿子，’他告诉考尔斯，‘所以你不需要再生孩子了。做我的妻子吧，我现在的妻子可以给咱们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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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等你厌倦我以后也会让我负责做饭。’考尔斯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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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考尔斯在马德里还发现，海明威和身边人正在开展一项他本人期望颇高的项目。这是一部纪录片，名字准备叫《西班牙的土地》（The Spanish Earth），影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36]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热切希望，这部影片能在著名大作家的参与下，充分将海外力量动员起来。负责为影片撰写解说词的海明威个人为影片捐献了4000美元制作费，许多朋友纷纷加入项目令他非常高兴。这些人中包括了他的斗牛士好友西德尼·富兰克林，新欢玛莎·盖尔霍恩和长期钓友、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他俩是一战时在意大利做救护车司机时结识的。他们以前经常结伴出游，并且都对西班牙怀有很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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