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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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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11 与苏联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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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瓜达拉哈拉遭到了挫败，1937年春天的国民军却在其他地方，尤其是西班牙北部海岸地区高歌猛进。在那里，巴斯克武装正在苦苦挣扎，努力维持着自己从共和国争得，如今正不断遭到蚕食的控制区，又一群人成了国民军蓄意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品。因为巴斯克地区大多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都曾支持共和国，共和国政府给予了他们用巴斯克语传教和授课的自由。（一名巴斯克国民军支持者说，他曾在忏悔室坦白自己犯下过“使用西班牙语词”的罪。[1]）结果，16名神父被国民军杀害，更多人则受到了残酷折磨，超过80人被判处长期监禁。[2]从此，国民军占领区再未响起过巴斯克语的布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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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战火蔓延到了一座距离前线不超过10英里的内陆小城，城里满是从国民军控制区逃难而来的百姓，他们的行李只能堆放在来时的牛车上。格尔尼卡（Guernica，现在通常按它的巴斯克语名称拼为Gernika）是一座长久以来，在对独立心向往之的巴斯克人心目当中占据了特殊位置的城市。传说，当年统一西班牙的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在1476年来到了格尔尼卡，他们在一棵橡树下许下承诺，誓将为巴斯克恢复它曾经享有的荣耀。为此，有位诗人还写下一首著名歌曲献给这棵橡树。此处后来被种下了两棵橡树，1936年，代表们聚集在这里，见证了与西班牙共和国结成联盟的巴斯克自治区的首任主席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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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6日下午，格尔尼卡教堂的鸣钟敲响了空袭警报。有的人急忙跑进地窖躲避，其他人，包括那些在赶集日将牛羊带到市集准备卖掉的农民，则逃往了城镇外面的开阔地带。起初，只有一架纳粹战机从人们的头上飞过并扔下飞机上的炸弹，接下来没有发生任何事。见状，人们又重新聚集到街上。就在这时——敌机第一次光临没有遭到什么攻击的事实，说明格尔尼卡几乎没有防空手段——真正的空袭开始了。在十多架其他各型飞机的护卫下，隶属秃鹰军团的23架Ju-52轰炸机轮番从附近基地飞来，先后向地面投掷了杀伤炸弹、高爆弹，以及能够点燃攻击之下已被摧毁建筑中的木头，让目标变成一片火海的铝制外壳燃烧弹。德国飞行员将这种混合投弹方式称作“Generalstabsmischung”（总参谋部鸡尾酒），三个小时内，他们的总投弹量超过了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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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家庭被埋葬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中；大量烟尘冲上云霄；燃烧弹中的化学物质沾了牛羊一身，这些浑身起火的畜生惊恐地狂奔在已化为一片瓦砾的街道上。在圣玛利亚教堂，神父用圣餐酒熄灭了一枚燃烧弹，但在这个毁灭之日，这样的好运实在是太过稀有了。当意识到建筑正在倒塌，地窖已经无法保护他们幸免于难时，人们纷纷逃了出来。就在这时，一大波He-51战斗机发现了人群，它们改为低空飞行，不论人畜，向视线中的一切活物疯狂扫射。约200人被射杀，还有更多人受伤。[3]大半城镇化为了一片焦土，建筑残骸仍在燃烧。夜幕降临之时，可怕的橘色光芒照亮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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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格尔尼卡可以被算作军事目标，因为从前线撤退的共和军部队和其辎重都会从这里经过。可是，只要集中火力将附近的一座桥梁炸断，纳粹就足以破坏这条行军路线了。结果，这座桥反倒逃过一劫，安然无恙，城里发生空袭时，还有人在桥下避难。城中的兵工厂是这里唯一无可争议的军事设施，却也在空袭中毫发无损。本质上，这次空袭是对高强度轰炸能对一座城镇造成多大破坏的试验。秃鹰军团的军官们已经有好一段时间都在急切地盼望通过这种方式检验火力了，一份五个月前做成的德军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要是最后国民军请求我们对建成区进行轰炸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4]最终，秃鹰军团总参谋长、普鲁士贵族、空军中校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他是一战期间著名的“红男爵”［Red Baron］的堂弟，还曾是其麾下驱逐机大队的一名飞行员）在4月26日的战地日记中写道：“格尔尼卡成为轰炸目标。”沃尔弗拉姆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小平头、笔挺的军人姿态和对健身的热爱使他成了希特勒最为欣赏的“雅利安人”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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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尔尼卡的地毯式轰炸，代表着欧洲第一次有城市几近被空袭摧毁。事实上，尽管这次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要比几周前，国民军在另一次不太引人注意的攻击行动中对附近另一座城镇造成的伤亡更小，但对还没经历过伦敦大轰炸或是盟军对德累斯顿（Dresden）和广岛的毁灭性轰炸的世人来说，这次轰炸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当然，这次轰炸还激发了20世纪最著名画作的诞生。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easso）此前已经因马德里遭受轰炸而大为震怒。本来，受西班牙共和国委托，他要为当年夏天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壁画。事件发生之后，毕加索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他或站或跪，有时还要借助梯子，以超过11英尺高、超过25英尺宽的画幅描绘了轰炸的场景，就连遇难的动物也被包括其中。世界各地都对这场轰炸表示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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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尔尼卡大轰炸早已成为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我们都忘记了它起初激起民愤的真正原因：佛朗哥和西班牙天主教会高层极力否认轰炸的发生。一个被巴斯克人击落的德国飞行员4月26日当天的日记中出现了“Gernika”（格尔尼卡）一词，他却辩称这是他在汉堡的女朋友的名字。英国外交大臣以及美国国务卿都接受了佛朗哥的说辞，两国都决心不被西班牙内战牵连。国民军的宣传机器声称，格尔尼卡是撤退的共和军放火烧毁的。作为回应，法国讽刺周刊《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刊登了一条新闻：圣女贞德将自己绑在火刑柱上自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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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40年里，佛朗哥政权一直坚称是巴斯克人自己炸掉了格尔尼卡。然而，几名外国记者在轰炸结束后六个小时就抵达了那里，当时废墟还在燃烧，其中一名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以生动有力的文字记录下了执行轰炸的德军飞机和其空投炸弹型号等准确翔实的细节，得到了多国报刊的转载。另一边，来自《纽约时报》的佛朗哥支持者威廉·P.卡尼报道了国民军方面对于此次轰炸的否认。佛朗哥军队在轰炸结束几天以后刚进占格尔尼卡，他就立刻入城参观了城中的废墟。卡尼坚称，他没有在街道上发现炸弹弹坑的痕迹，进而得出结论，“正如国民军方面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大多数破坏都是由纵火和炸药造成的，因为，许多建筑尽管没有了屋顶，但空壳仍然矗立着，飞机的巨型炸弹是不可能把建筑炸成空壳，却让建筑四面的墙壁依然立着的”。[5]至于为什么靠炸药和放火能将建筑变成空壳而炸弹不能，卡尼并没有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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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此次事件在内，由于多次为国民军事业做出贡献，战争结束多年以后，当卡尼从《纽约时报》退休时，他成了佛朗哥政权驻美国的说客兼公关负责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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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尔尼卡遭受轰炸的消息传到最新一批抵达西班牙的美国志愿者耳中时，他们绝大多数正在梅里曼的指挥下，在位于格尔尼卡以南几百英里的地方进行训练。在日记里，梅里曼写满了他对新兵表现直言不讳的评价，和对那些不守纪律或酒后滋事的新兵的反感。尽管坚持让新兵们向自己行军礼，并且和他们一同就餐，但如果有人像在传统军队中那样叫他“长官”，他却会纠正他们。传统的军人要是听到下面的事情同样会皱起眉头：一次例行训练中，梅里曼将玛丽昂也带到了现场。对此，玛丽昂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筹备了一场11英里野外拉练……于是，我也穿上了自己的亚麻底便鞋，同男人们一起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前往机枪训练场，他们将在那进行机枪实弹演练。真子弹从他们头顶咻咻飞过，再清楚不过地向他们展示着战场的真正模样……那天晚上，我和鲍勃一起，睡在了一张开阔地上由短叶松树枝搭成的床上。”梅里曼的日记则如同往常一样，只有一句“玛丽昂在野外表现不错”明确提及玛丽昂也参与了拉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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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分开的。玛丽昂在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指挥部工作，梅里曼驻扎在附近一处营地，那些在他手下接受训练的美国志愿者住在营地里一座爬满葡萄藤的女修道院，吃饭则在一座教堂的旧址解决。当二人都放假的时候，他们会去阿尔巴塞特附近的胡卡尔河（Jucar River）游泳。有一次放假，他们还去了趟马德里，在那里，梅里曼、海明威、派克医生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为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一次面向美国国内的短波广播。商店里几乎没有食品出售，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一次，玛丽昂亲身体会到了在一座处于封锁状态，并时刻面临炮火袭击的城市生存是什么感觉。在阿尔巴塞特，她在雷吉纳宾馆（Hotel Regina）的房间就像不当班的美国志愿兵们的天堂一样，来自美国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们也是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总能在这里喝上一杯“乔治·华盛顿”牌速溶咖啡，要是她在本地商店碰上了好运气的话，还能吃上沙丁鱼配薄脆饼干。工作期间，玛丽昂要打字，帮人跑腿，为国际纵队的报纸写文章，复印美军手册，还要接待像多萝西·帕克[8]这样来访的著名人物。同时，她跟随丈夫的脚步加入了共产党。事实证明，她在西班牙的工作同在美国时一样令她大开眼界，直到此时她才首次结识黑人和犹太人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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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志愿者们接受了她的存在，但是，玛丽昂写道：“有时我被他们过于接受了。偶尔，他们会得寸进尺……我就曾和一个思想活络的小伙子讲……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议和他一起睡觉，为了公平，我就不得不和另外2000多人也一起睡觉，这我可力不从心。”一个对她爱意似火的美国人试图说服她“和他睡觉是党赋予我的职责，因为我是一名党员，而他又需要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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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自己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搜集素材，路易斯·费舍尔参观了鲍勃的训练营。他写道：“在干燥的卡斯蒂利亚高原的正中央，密西西比口音、布朗克斯口音、新英格兰口音、费城口音、芝加哥口音和西海岸码头口音的英语混杂着附近地区的西班牙方言……‘一年前的这个下午，’我心想，‘我还在罗夫卡（Petrovka，莫斯科的一条街）和梅里曼一起打网球。’”然而，鲍勃如今正全情投入一场战争当中，对自己的前网球搭档的态度似乎有些冷淡。他在日记中提到费舍尔时写道，他“还是那副老样子——身边有漂亮女孩，气质也没有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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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林肯营中唯一的英国人，格尼此时仍然待在前线的战壕中，他表达了作为一名前线老兵对待在后方的人的蔑视之情。阿尔巴塞特那些“大人物”，他写道，“大多都穿着自己发明的奇异制服——各种颜色、各种长度的皮大衣，搭配五花八门的、长度惊人的靴子的马裤，还有贝雷帽。他们扎着样式各异、制作精良的武装带，别着像模像样的大手枪。尽管他们在城里穿成这样毫无用处，并且前线才更加迫切地需要他们，但没人会放弃这最后的彰显身份的方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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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志愿者写了一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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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塞特的前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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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的将军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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