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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格尔尼卡的地毯式轰炸,代表着欧洲第一次有城市几近被空袭摧毁。事实上,尽管这次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要比几周前,国民军在另一次不太引人注意的攻击行动中对附近另一座城镇造成的伤亡更小,但对还没经历过伦敦大轰炸或是盟军对德累斯顿(Dresden)和广岛的毁灭性轰炸的世人来说,这次轰炸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当然,这次轰炸还激发了20世纪最著名画作的诞生。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easso)此前已经因马德里遭受轰炸而大为震怒。本来,受西班牙共和国委托,他要为当年夏天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壁画。事件发生之后,毕加索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他或站或跪,有时还要借助梯子,以超过11英尺高、超过25英尺宽的画幅描绘了轰炸的场景,就连遇难的动物也被包括其中。世界各地都对这场轰炸表示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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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尔尼卡大轰炸早已成为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我们都忘记了它起初激起民愤的真正原因:佛朗哥和西班牙天主教会高层极力否认轰炸的发生。一个被巴斯克人击落的德国飞行员4月26日当天的日记中出现了“Gernika”(格尔尼卡)一词,他却辩称这是他在汉堡的女朋友的名字。英国外交大臣以及美国国务卿都接受了佛朗哥的说辞,两国都决心不被西班牙内战牵连。国民军的宣传机器声称,格尔尼卡是撤退的共和军放火烧毁的。作为回应,法国讽刺周刊《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刊登了一条新闻:圣女贞德将自己绑在火刑柱上自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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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40年里,佛朗哥政权一直坚称是巴斯克人自己炸掉了格尔尼卡。然而,几名外国记者在轰炸结束后六个小时就抵达了那里,当时废墟还在燃烧,其中一名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以生动有力的文字记录下了执行轰炸的德军飞机和其空投炸弹型号等准确翔实的细节,得到了多国报刊的转载。另一边,来自《纽约时报》的佛朗哥支持者威廉·P.卡尼报道了国民军方面对于此次轰炸的否认。佛朗哥军队在轰炸结束几天以后刚进占格尔尼卡,他就立刻入城参观了城中的废墟。卡尼坚称,他没有在街道上发现炸弹弹坑的痕迹,进而得出结论,“正如国民军方面所说的那样,这里的大多数破坏都是由纵火和炸药造成的,因为,许多建筑尽管没有了屋顶,但空壳仍然矗立着,飞机的巨型炸弹是不可能把建筑炸成空壳,却让建筑四面的墙壁依然立着的”。[5]至于为什么靠炸药和放火能将建筑变成空壳而炸弹不能,卡尼并没有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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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此次事件在内,由于多次为国民军事业做出贡献,战争结束多年以后,当卡尼从《纽约时报》退休时,他成了佛朗哥政权驻美国的说客兼公关负责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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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尔尼卡遭受轰炸的消息传到最新一批抵达西班牙的美国志愿者耳中时,他们绝大多数正在梅里曼的指挥下,在位于格尔尼卡以南几百英里的地方进行训练。在日记里,梅里曼写满了他对新兵表现直言不讳的评价,和对那些不守纪律或酒后滋事的新兵的反感。尽管坚持让新兵们向自己行军礼,并且和他们一同就餐,但如果有人像在传统军队中那样叫他“长官”,他却会纠正他们。传统的军人要是听到下面的事情同样会皱起眉头:一次例行训练中,梅里曼将玛丽昂也带到了现场。对此,玛丽昂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筹备了一场11英里野外拉练……于是,我也穿上了自己的亚麻底便鞋,同男人们一起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前往机枪训练场,他们将在那进行机枪实弹演练。真子弹从他们头顶咻咻飞过,再清楚不过地向他们展示着战场的真正模样……那天晚上,我和鲍勃一起,睡在了一张开阔地上由短叶松树枝搭成的床上。”梅里曼的日记则如同往常一样,只有一句“玛丽昂在野外表现不错”明确提及玛丽昂也参与了拉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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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分开的。玛丽昂在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指挥部工作,梅里曼驻扎在附近一处营地,那些在他手下接受训练的美国志愿者住在营地里一座爬满葡萄藤的女修道院,吃饭则在一座教堂的旧址解决。当二人都放假的时候,他们会去阿尔巴塞特附近的胡卡尔河(Jucar River)游泳。有一次放假,他们还去了趟马德里,在那里,梅里曼、海明威、派克医生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为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一次面向美国国内的短波广播。商店里几乎没有食品出售,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一次,玛丽昂亲身体会到了在一座处于封锁状态,并时刻面临炮火袭击的城市生存是什么感觉。在阿尔巴塞特,她在雷吉纳宾馆(Hotel Regina)的房间就像不当班的美国志愿兵们的天堂一样,来自美国医疗队的医生和护士们也是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总能在这里喝上一杯“乔治·华盛顿”牌速溶咖啡,要是她在本地商店碰上了好运气的话,还能吃上沙丁鱼配薄脆饼干。工作期间,玛丽昂要打字,帮人跑腿,为国际纵队的报纸写文章,复印美军手册,还要接待像多萝西·帕克[8]这样来访的著名人物。同时,她跟随丈夫的脚步加入了共产党。事实证明,她在西班牙的工作同在美国时一样令她大开眼界,直到此时她才首次结识黑人和犹太人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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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志愿者们接受了她的存在,但是,玛丽昂写道:“有时我被他们过于接受了。偶尔,他们会得寸进尺……我就曾和一个思想活络的小伙子讲……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议和他一起睡觉,为了公平,我就不得不和另外2000多人也一起睡觉,这我可力不从心。”一个对她爱意似火的美国人试图说服她“和他睡觉是党赋予我的职责,因为我是一名党员,而他又需要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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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自己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搜集素材,路易斯·费舍尔参观了鲍勃的训练营。他写道:“在干燥的卡斯蒂利亚高原的正中央,密西西比口音、布朗克斯口音、新英格兰口音、费城口音、芝加哥口音和西海岸码头口音的英语混杂着附近地区的西班牙方言……‘一年前的这个下午,’我心想,‘我还在罗夫卡(Petrovka,莫斯科的一条街)和梅里曼一起打网球。’”然而,鲍勃如今正全情投入一场战争当中,对自己的前网球搭档的态度似乎有些冷淡。他在日记中提到费舍尔时写道,他“还是那副老样子——身边有漂亮女孩,气质也没有变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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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林肯营中唯一的英国人,格尼此时仍然待在前线的战壕中,他表达了作为一名前线老兵对待在后方的人的蔑视之情。阿尔巴塞特那些“大人物”,他写道,“大多都穿着自己发明的奇异制服——各种颜色、各种长度的皮大衣,搭配五花八门的、长度惊人的靴子的马裤,还有贝雷帽。他们扎着样式各异、制作精良的武装带,别着像模像样的大手枪。尽管他们在城里穿成这样毫无用处,并且前线才更加迫切地需要他们,但没人会放弃这最后的彰显身份的方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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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志愿者写了一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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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塞特的前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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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的将军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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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们在打一场大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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