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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格尔尼卡，”她写道，“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建筑木材和砖瓦遗落在人迹稀少的城里，就像上古文明遗址的发掘现场。街上只有三四个人。一个老人站在一栋房屋的门口，它的四面墙还在，内部却只剩下大堆砖块……我走到他跟前，问他城镇遭到摧毁时他是否在场。他点了点头，我问他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他向空中挥动手臂，声称当时的天空黑压压地布满了飞机。‘飞机，’他说，‘意大利的飞机，德国的飞机。’罗萨莱斯感到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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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尼卡是被放火烧毁的。’他激动地反驳道。然而，笃信自己观点的老人坚称，经过四个小时的轰炸，城里已经没剩下什么能被烧掉的了。罗萨莱斯将我叫到了一边。‘他是个赤色分子。’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解释道。”但是，通过交谈，又有另外两人向他们确认了这个老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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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二人偶然路过了一处军队指挥部，罗萨莱斯认为可以让考尔斯采访一下这里的参谋们。“他们很高，长得都很英俊，说起话来充满热情……他们预计战争将在春天时结束。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自己听说美国反对佛朗哥，还做出预测，除非美国修正政策，否则镰刀和锤子的阴影将很快笼罩白宫。‘对付赤色分子只能有一种办法，’他说，‘就是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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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讲述了我们一路上的见闻，并和他们讲了在格尔尼卡的遭遇。‘那里全都是赤色分子，’他说，‘他们想告诉我，那里是被炸毁的，而不是被烧毁的。’一位高个子参谋回应道：‘但是，那里当然是被炸毁的。我们炸了又炸，炸了又炸，炸了又炸，棒极了，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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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看上去十分惊讶，当我们回到车上继续前往毕尔巴鄂时，他对我说：‘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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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过了不久，考尔斯和罗萨莱斯发现他们被堵在了一条沿着陡峭的峡谷依山修的狭窄土路上。一辆重型卡车陷进了泥里，尽管由犯人组成的养路工们拼命地推车，它还是没能挪动地方。就在这时，考尔斯写道，“一辆前面有摩托车开路的长长的黑色轿车摇摇晃晃地开到我们身边停下，意大利大使从车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华丽的黑色制服，胸口挂着好几排勋章，他的出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极大兴奋。下令挪车的命令变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粗暴，但那辆车的轮子仍旧在泥浆里无助地打着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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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这样让意大利大使在那儿干等实在是很失体统，于是，一个负责指挥的军官最终下令让犯人们将卡车推下了悬崖，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将引擎仍在运转的卡车抬起，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卡车跌到了300英尺深的山涧中；大使来了个法西斯式敬礼，然后爬回了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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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又对我说了一遍：‘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写这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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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的控制区对于考尔斯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尽管如此，她也只能在离开之后才能安全地发表她的很多作品。有一次，她站在马德里郊外的一座山丘上，眺望着远处的前线，那些她曾经在共和国控制区采访时走过的街道也尽收眼底。她甚至能看到那栋自己曾在里面发送新闻电报的高大的白色电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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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刚被占领的城镇中，考尔斯见到了佛朗哥麾下的摩尔人部队洗劫村民的场面：“他们从房子里出来，怀里装满了各种奇怪的小玩意儿：有个士兵肩膀上搭着一把厨房椅，口袋里装着一个打蛋器；另一个士兵拿着一个小孩玩的布娃娃和一双旧鞋。几个摩尔人在路边围坐成一圈打牌，对手里五颜六色的扑克啧啧称赞。”[3]（需要对这种劫掠行为负最终责任的是国民军的军官们，他们做出保证，这些抢劫来的赃物将会被送回那些摩尔士兵的摩洛哥老家，这被证明对在当地的征兵招募工作帮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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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考尔斯惊讶的，是没人做哪怕一丁点儿努力来隐藏佛朗哥军火的真正来源。“从这头到那头，德国和意大利的国旗在西班牙的叛乱地区全境飘扬。”她在各地都能看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海报，看到纳粹标志的旗帜挂在宾馆、酒吧和饭店。她能看到墙上涂着的“德意志万岁”的西班牙语口号，还有商店橱窗上的德文标志：提供德语服务。在萨拉曼卡，养路工牺牲了一辆卡车才接来的意大利大使得到了一大群手持火把的人和一群摩尔骑兵的欢迎，“摩尔骑兵的阵仗令人吃惊，他们轰轰隆隆地从广场穿过，身上的白色长袍在月光下飞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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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桑坦德（Santander），考尔斯亲眼看见了意大利的士兵、坦克、卡车和装甲车举行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全部家当只有可怜的一捆的难民则“凝视着庆祝的队伍，眼泪从脸颊上滑落”。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居住的街区里，门窗紧闭”。在一座监狱外面，女人和孩子们排成长队打探囚犯的消息。“进城士兵的枪支和摩托车上华丽地装点着鲜花和花环，他们的到来几乎预示着凶兆的降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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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罗萨莱斯离开游行线路与一个朋友交谈的机会，考尔斯找到身边一个因大声欢呼而引人注目的西班牙人，问他有多喜欢意大利人。“‘哦，我们当然喜欢他们。’他回答道。然后他眨了眨眼用西班牙语说：‘否则……’并暗示性地做了一个手指划过喉咙的手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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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复仇情绪……远比马德里强烈。”考尔斯写道。“在这样一个鼓励人们举报自己邻居的制度下”，人们大量遭到逮捕。监狱“不堪重负，被处死者的数量十分惊人。只要国民军占领一座城镇，他们就设立军事法庭开始进行审判”。在桑坦德，考尔斯目睹了对被抓获的共和国的三名军官和一名城市官员的审判过程。“审判持续了大约15分钟。”四人均被判死刑。审判小组里的一个年轻的国民军上尉愉快地告诉考尔斯，这天上午审判的16个人中有14个都是这样的下场。尽管得出准确的死亡总数还需要多年时间，不过我们了解到，仅在桑坦德一地，在被国民军占领之后的一周时间内，就有1267人在考尔斯见到的这类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超过739人未经审判便被执行枪决，至少有389人死于狱中的虐待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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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时，“我和这名上尉一起顺着楼梯走出庭审室来到户外。一辆敞篷卡车停在这栋建筑的门口，车上挤满了人。当我们靠近这辆车后，我看到他们都是刚刚受到审判的犯人。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令死刑判决显得愈发不真实。他们中有的人低头坐在车厢里，但当我们靠近之后，他们认出了作为审判官之一的年轻上尉，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心中可能燃起了一线希望，觉得他可能会救他们一命。他们像一群不知所措的动物一样盯着他，然后匆忙地站起来向他敬礼。场面看起来十分可悲，惨不忍睹，但年轻的上尉只是随意地回了一个军礼，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然后高兴地对我说：‘让我们去咖啡馆喝点儿东西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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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着珠宝、穿着高跟鞋的上流社会纯真少女的形象掩护下，作为一个机灵的记者，考尔斯搜集到了远比接待她的国民军东道主们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的信息，其中就包含了为佛朗哥作战的德、意军队人数的相当准确的数据。再次离开西班牙后不久，她便将这些数据刊登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长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关注，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还曾在下议院发言时详细提到这些数据。[9]首相猜测，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应该是由一名男士所写，因此在讲话中，他均以“他”来指代作者。不久以后，两人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为考尔斯提供了一次与首相在其乡村别墅共进午餐的机会。“当我走出车门，”考尔斯写道，“那位老人惊讶地打量着我，眼神里几乎透露出一股憎恨。我猜，那是因为对他来说，发现自己所引用过的有名的权威材料仅仅出自一个穿着绿衣的年轻女子之手，让他感到很受打击……当我们要离开时，他似乎已经原谅了我并不是一名将军的事实，送给我一罐蜂蜜，还有一些从农场里采摘的苹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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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载着考尔斯和她的陪同人员环游国民军占领区的陆军参谋部轿车使用的汽油，很可能就是由德士古石油公司提供的石油精炼而来的——那些轰炸了格尔尼卡的飞机用的估计也是。罗斯福总统将里贝尔传唤到了华盛顿，谴责了他为佛朗哥提供贷款购买石油的行为。[11]为此，国民军官员和德士古公司还曾通过电报焦虑地商讨过对策，但里贝尔暗地里仍下令继续为佛朗哥提供贷款。尽管武器禁运法案赋予了总统相当大的自由裁决权，但他却没有做出更多行动。感激不已的佛朗哥给里贝尔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他能够继续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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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派出几百架飞机与几十万大军支援佛朗哥，纵使世界各地的西班牙共和国支持者对佛朗哥的石油来路不甚了解乃至一无所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毫无作为的西方各民主国家感到愤怒。美国的做法似乎尤其令人沮丧，就连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都亲自出动了。她利用自己的声望，为西班牙儿童募集购买牛奶的资金，还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上不断地讲述着这个国家的遭遇。不论总统还是总统夫人肯定都不愿意看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成功，问题在于：怎样才是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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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夫妇比历届美国总统夫妇更愿意招待各种各样的人到白宫长期做客，两年前，有一位当时正在西班牙的女人曾经就是这些长期客人中的一员。玛莎·盖尔霍恩的母亲是埃莉诺母亲的老友，玛莎还在写作一本有关贫困问题的书时，第一夫人就曾邀请她来白宫小住。在白宫进餐的头天晚上，玛莎发现自己的座位就挨着总统本人。埃莉诺在桌子的另一头招呼道：“富兰克林，和你左手边的那个孩子聊聊。她说，南方人不是有糙皮病就是感染了梅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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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上百名美国人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有抱怨的，有提出建议的，还有请求帮助的，正因如此，很快她便开始让盖尔霍恩帮忙给专栏读者们回信。对自己的写作事业要求严格且野心勃勃的盖尔霍恩发觉自己在白宫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完成写作。几周之后，她离开了那里，但仍旧保持着与第一夫人的友谊，二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进行了大量通信。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37年5月从西班牙返回纽约，协助正在剪辑纪录片的伊文思工作时，她和总统夫人之间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5月末，盖尔霍恩和其他一些客人一起，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新政”民生项目现场，一处专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的社区见到了总统。“当盖尔霍恩向我们讲述她在西班牙的经历时，”埃莉诺在专栏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听她讲话。”她在给盖尔霍恩的信中写道：“你努力让人们意识到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做法很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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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明威的浪漫邂逅诚然令盖尔霍恩兴奋，战时的马德里同样令她深受触动。“短短六周时间竟然能颠覆一个人的生活，”她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写道，“这实在令人诧异……现在，生活就是早报和晚报之间的那段痛苦的等待，是正发生在那里的每个人身上的恐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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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霍恩全身心投入制作《西班牙的土地》的工作当中。影片中混合了弗吉尼亚·考尔斯曾经和摄影团队一起访问过的马德里附近的农业村庄塔霍河畔的韦蒂杜埃尼亚（Fuentidueña de Tajo）的摄影片段，西班牙人和国际纵队中的英雄人物的射击镜头、战斗场景和纳粹空袭的画面。将这些不同的素材联系到一起的，是一个虚构的年轻男人，他从前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韦蒂杜埃尼亚，训练那里的村民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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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晚以前，”盖尔霍恩在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们与三名声效师一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间实验室里工作。我们用上了足球内胆和空气软管，再加上用指甲划过银幕的声音，模拟出了炮弹即将落下时发出的声音，将全部声音放大后，由于听起来太逼真，我们都吓得要死。”[15]影片的目标受众是尽可能广泛的大众群体，但还有两位观众对影片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盖尔霍恩向第一夫人建议在白宫为影片举行一场私人点映，后者马上就定了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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