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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莱斯是否真的因为什么原因而有罪，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所处的位置，使他对苏联在西班牙共和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所知甚多。他不是共产党员，一辈子都是个学究，对保守秘密没有任何专业的技巧而言，有传闻指出，他曾很不明智地向别人讲述了自己知道的事情。将罗夫莱斯逮捕也有可能是苏联秘密警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用来对付他们的对手、以戈列夫为代表的军事情报局的一种手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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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左翼作家，多斯·帕索斯刚因其《美国三部曲》而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朋友被捕却又无人能告诉他原因令他感到惊骇不已。罗夫莱斯的妻子乞求他帮忙营救丈夫。随后他又进一步受到了冲击：他被告知，罗夫莱斯已经被执行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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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态度鲜明地认为，帕索斯应该停止对罗夫莱斯的死提出疑问，这样一来，朋友被杀对帕索斯造成的伤痛变得更加严重了。约瑟芬·赫布斯特这样总结海明威的态度：“这将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怀疑，给我们造成麻烦。”海明威乐于对同行展开残忍的突然袭击人尽皆知，他已经在帕索斯身上感到了竞争压力。“他想成为他自己所处时代最伟大的战争作家”，赫布斯特写道，他不可能对法国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刚刚将帕索斯称作“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的事实感到高兴。除此之外，帕索斯和他的妻子与海明威的妻子保利娜（Pauline）关系很亲近，而海明威本人却正处于与玛莎·盖尔霍恩日益公开化的暧昧关系中。[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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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索斯从一而终地完成了《西班牙的土地》的工作，但他却从未停止质疑。离开西班牙后，他为罗夫莱斯的死而感到绝望，政治立场开始由左转向右，并永远地疏远了海明威。正如一位评论家观察到的那样，“海明威就好像只有每隔几年毁掉一段友谊或是婚姻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似的。而在马德里，这两样都被他毁掉过”。[22]然而，不论海明威的心胸到底有多狭窄，对他来说，这其中牵涉的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已。不管西班牙共和国存在哪些缺陷或不公正现象——后来他向人们展示出了他对这些问题早有充分认识——他最在乎的，还是它能否赢得战争。他对任何可能分散政府注意力的事情都有所提防，即便那仅仅是一起神秘的死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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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1937年春天死于军事调查局之手的受害者还包括加泰罗尼亚前司法部部长、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翻译为加泰罗尼亚文的POUM领袖安德鲁·尼恩。由于尼恩在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前在苏联待过将近十年，还曾一度与斯大林的宿敌托洛茨基十分接近，他尤其成了苏联发泄怒气的目标。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POUM的报纸几乎是唯一对“大清洗”中的审判展开抨击的。斯大林派往西班牙的首席秘密警察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似乎亲自监督了对尼恩的审问和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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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发生了这些死亡事件，但奥威尔和其他人所恐惧的针对所有非斯大林主义左翼分子的大屠杀却并未发生。准确的死亡人数无从得知，但一个同情POUM的学者估计，除去那些死于巴塞罗那街头战斗中的人以外，大约有30名POUM成员、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是被共产党人在军事调查局和其他地方杀害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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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后来认为，内格林的政府“展现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政治容忍度”。[24]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他的政府就已经展开了对共和国境内发生的若干起无端杀戮事件的调查，这让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感到失望。尽管共产党控制了军事调查局的监狱系统，它却没能在共和国的法院系统中获得相似的权力。尽管也存在瑕疵，还会承受政治压力，可是，相比许多国家的战时法院，这些法院却显得公正得多。经过多次延期，当POUM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被最终带上审判席时，审判并未成为斯大林要求的那种苏联式的公审；尽管部分被告被判入狱，但其余被告却摆脱了对他们的全部指控。现场的共产国际代表向莫斯科失望地报告，审判结果“令人感到可耻”，因为“没有任何真正的惩罚”——换言之，死刑判决——下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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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POUM的外国支持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之后便被释放了。经过九天的拘留以后，同样的事情在洛伊丝和查尔斯身上也发生了，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天清晨的四点钟突然被扔到了巴塞罗那的一条街道上。几天之后，他们登上了前往马赛的船。他们在西班牙的十个月旅程结束了，一如他们来到西班牙参加的社会变革实验的终结。当他们到船上的餐厅吃上船后的第一顿饭时，洛伊丝感觉自己像在“守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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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年中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持异见者办的报纸开始隔三岔五地遭到审查，工人所剩不多的支配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在阿拉贡，一支受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甚至强迫正在进行集体耕种的农民将土地、工具和牲畜归还给它们原来的所有者。内格林总理急于从国外获得支持，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说服民主力量相信共和国从事的斗争的非革命本质”，[27]他宣布计划，要将之前被国有化的各行各业重新变为私有。尽管战争仍然在开足马力地继续，西班牙革命却已经走向了终结。我们要怎么回顾这场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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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为激情澎湃的革命时期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给个解释，答案十分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理想主义者一直在梦想着一个财富均分、工人有其厂、农民有其田，以及，尽管方式有待确定但民主更加直接的世界。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梦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周边地区和阿拉贡附近实现了。你可以想象有这样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彻底的革命，以芝加哥为中心，囊括了整个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地区。这场巨变的确被几千人遭受的屠戮深深玷污了。可是，无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我们都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一个实例，见证许多平时被当成空谈的梦想以如此大的规模照进现实，并影响几百万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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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班牙革命不受阻碍地继续，它能对共和国赢得战争带来帮助吗？洛伊丝·奥尔对此十分确定：“只要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将一切夺回到自己手中，也许我们就能为一系列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失败画上句号了。”奥威尔在离开西班牙几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实际上，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标语“‘战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并非像它听上去那样是个空中楼阁”，他写道。如果共和国政府“不以‘民主的西班牙’，而是以‘革命的西班牙’的名义将全世界的工人号召起来，很难相信他们不会得到回应”——以其他国家成百上千万工人组织的罢工和抗议的形式回应。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如果能允诺西属摩洛哥独立，共和国本来是可以在佛朗哥的后方引发起义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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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今天将奥威尔视为独立思想的守护神，但此时此刻，和众多形形色色的左翼分子一样，他也在将工人阶级浪漫地描述为世界革命的关键力量。这是一种——一反奥威尔常态——极其一厢情愿的想法。西属摩洛哥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是个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将反殖民主义抗争引爆的火药桶。相反，它就像是一幅由极为传统的不同群体拼凑成的马赛克图案，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既弱小又分散。国民军能毫不费力地持续从摩洛哥招募士兵；到1937年，摩洛哥当地每七人中就有一人在佛朗哥的部队服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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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要是没有上百人在巷战中死伤，没有苏联控制的安全部门在监狱屠杀持异见者，共和国各政治派系也能够求同存异的话，形势原本可以好得多。然而，要打一场复杂的机械化战争，一支听命于中央指挥的、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一系列向一大批政党和工会组织拼凑成的机构分别报告的民兵部队有效率得多。尽管西班牙共产党确实渴望运用集中化管理来为自己攫取更多权力，但这并不能改变集中化管理更有效率的事实。至少，如果法国和美国能够认定西班牙并未爆发革命，他们或许会重新考虑自己不情愿向其出售军火的态度，这样的希望并非毫无理由。事实上，两国领袖后来都就软化有关政策给出过试探性暗示，曾经有一两次，法国真的向共和国出售了少量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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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面临的问题更多。对一切形式政府的痛恨，加上对使用金钱的痛恨能够长久地与工业化社会相结合，这种画面我们很难想象。你很容易就能想到用鸡蛋换衣服的以物易物，可是，如果货物变成飞机零件或X光机呢？无政府主义者想象中的世界在和平时期就很难维持，在一场没有退路的求生之战中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即便西班牙革命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一种不论在西班牙还是世界任何地方都再未出现过的极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确成长并繁荣过好几个月。在当今经济愈发不平等的世界里，1936～1937年在西班牙短暂出现过的大批农业合作社、集体耕种的土地和工人控制的工厂与企业树立了一个诱惑力十足的迷人榜样，铺就了一条没有被人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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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想要在这一切正发生的时候进行学习，他们一定会面临困难。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外国记者当时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却从未对这场革命着过任何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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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很容易掉进羊群效应的舒适区里。刚到国外，很少有记者会不立即凑到其他带着笔记本、背着照相机的同行那里获取线索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政府部门有新闻发布会吗？你听说过……吗？同时，那种已经先到一步、为自己学会如何在当地开展工作而扬扬得意，却不给新来者提供友好建议的记者同样是稀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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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们不断遭到炮火袭击时——在西班牙，有几名记者因此死亡——这样的同志友谊变得更强了。在马德里，外国记者团在格兰大道宾馆位于地下的，像夜店一样的餐厅里专门预留给他们的长桌上一齐吃中饭和晚饭。约瑟芬·赫布斯特写道，在那里，他们“就来袭的炮弹数量和被杀的人数……展开着深入的探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住在附近的佛罗里达宾馆。他们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种共同经历过的艰难生活的故事，包括格兰大道宾馆恶劣的食物。（“小米和水做成的汤，”海明威这样描述道，“里面放着发黄的大米和马肉。”[30]）桌上的所有人会以欢呼声热烈欢迎刚从海外前来、为记者同行们带来一手提箱罐头食品的新同伴；要是他没带，人们则会对他产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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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记者报道的新闻会受到其他人报道内容很大影响。每个外派记者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国内的办公室焦急地发来消息，说竞争对手的报纸或网站上报道了这个或者那个，为什么他们从来没从你那里听到任何有关消息？现在，这样的消息是用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发过去的；在当时，它们则是用电报发过去的。同时，不管记者们从哪个角度密切关注着同行报道的内容，一种对事件报道的权威版本都会逐渐形成。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需要有一种不寻常的独立和叛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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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的佛罗里达宾馆，”海明威吹嘘道，“你能了解到的东西和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所能了解到的都一样多。”[31]但是这真能做到吗？在佛罗里达宾馆停留的记者们拥向各地报道大型战斗，尤其是发生在马德里的战斗。在黑板上仍写满教学板书的大学城建筑间发生的交火和在炮火攻击下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比巴塞罗那一座被工人占领了的工厂，或是阿拉贡一座被农民占领了的农庄更有机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在已经有竞争对手报社的记者发出了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的报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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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报道的权威版本的核心是一个十分易于理解的英雄对抗恶棍的叙事：西班牙的民选民主政府正在与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的右翼叛军交战，一座伟大的欧洲城市正面临包围。这当然也是共和国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迫切希望被报道的故事，讲故事的人越有名越好。例如，在谈到威斯坦·休·奥登[32]时，共产党员记者克劳德·科伯恩说：“我们所真正希望的，是他能够亲自前往前线，写一些为共和国喝彩的话，然后回到后方写一些诗，继续为共和国喝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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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索那些年英美报刊的报道，在每1000篇关于双方在战场上对土地展开反复争夺和马德里遭受轰炸的报道中，要是你能发现一篇哪怕仅仅是提到西班牙人正为历史悠久的欧洲阶级斗争谱写新篇章的文章，你都算是幸运的。很少有靠报道这场战争而获得名气的有天赋的摄影师将他们新型便携式35毫米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过这样的故事。大多数记者对作为革命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兴趣寥寥。“加泰罗尼亚人……有点儿像假的西班牙人。”玛莎·盖尔霍恩曾在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轻蔑地写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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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和平时期，一场乌托邦式的社会革命都像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梦想；换到激烈的战争年代，当然更没有实现的希望。不过，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削弱它的报道价值。在战争期间曾经到过西班牙的上百名记者当中，没有一人对他们身边持续过数月的革命显示出太大的兴趣——不论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和盖尔霍恩，还是籍籍无名的米利·贝内特，或是他们在《纽约时报》言辞刻薄的对手马修斯和卡尼，还是像弗吉尼亚·考尔斯一样展现出对其他新闻不同寻常的大胆追求的人，皆是如此。不过，考尔斯至少还曾经记录道，佛罗里达宾馆“被控制在电梯操作员、看门人和接待员们的手中，而我用餐的餐厅则是被一群服务员联合控制着”。[35]极少有记者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哪怕是顺便提及也没有。没有一个人愿意花上哪怕几天时间，在一处被工人或是农民夺取的西班牙工厂、企业或农庄考察一下乌托邦的梦想是如何正在被实践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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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描述的与我所在的是同一个西班牙，那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洛伊丝·奥尔在提到这些记者时说，“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37]一大批才能出众的记者同时对就在他们眼前发生的这样一件大事视而不见，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吗？对于西班牙革命这一重要时刻，美国人最全面的目击报告只存在于这个前往欧洲是为度蜜月的19岁年轻姑娘的信件和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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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p.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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