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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二人被战争分开了。7月6日，共和国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布鲁内特（Brunete）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这场战役造成了大量伤亡，”格尼写道，“我们接到命令，要将所有还能走动的伤员撤出帕兹庄园，好为布鲁内特来的伤员腾出地方……帕兹庄园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中心。对我来说，这里除了有许多同我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刚刚同我结合的妻子，还是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世界里给予我和平与安全的净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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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别无选择：满载着负伤以及濒死的士兵的救护车驶进了庭院。拿着医院颁发的出院许可，格尼搭车上路了。几天以后，珍斯基写了一封家信，她的真实想法却成了一个谜：“他仍然爱着我，要是我不和他一起走，他就想在他离开之前和我结婚。我不[5]。他在去英国的路上，而且希望我也能快点儿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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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帕兹庄园和其他医院的残破躯体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洪流。珍斯基写给家里的信语气仍显得轻松平淡，好像她正在欧洲度假，而不是处于一场残忍的战争中。然而，在写给姐姐和姐夫的信中，她清楚地说明了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在西班牙写信很困难，因为信件会被审查——我们不能把看到或是听到的事情写进信里——只能谈谈天气和其他别的什么。”[6]审查不仅是出于对军事机密泄露的担忧；美国国内举行的募捐活动得以令共和军维持医药品供应，一旦传出其在战场受挫的消息，募集金额将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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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病人和帕特·格尼，托比·珍斯基还牵挂着其他人。实际上，她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注。她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些。“我一直在打听菲尔的情况，他很好，正在巴塞罗那工作。”然后又有：“我写信给你是想说，我收到了菲尔的来信。他正在一间工厂，工作十分繁忙，他很好，也很高兴……真的不用担心，他很好。我一直关注着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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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沙克特（Phil Schachter）是珍斯基的家人：他的哥哥马克斯（Max）娶了珍斯基的姐姐。菲尔是纽约人，是一名刚从职业学校毕业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技工，留给后世的文字资料甚少。想象他的青年生活就像仅凭寥寥数笔就为人进行画像一样困难。他没敢和自己鳏居的父亲打招呼就来到了西班牙，此时他只有21岁。在一封抵达欧洲不久之后写给哥哥的信中，他说：“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地……很遗憾，我就这样离开了，但这样做是我唯一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前路的办法……一有机会，我就会写信给你，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8]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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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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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巴黎。旅途很愉快。下船后我将前往马赛。从那里，我可能会回去，也可能再去别的地方。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请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好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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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的父亲是一家洗衣店的店主，同当时的众多小商贩一样，大萧条期间，他也在挣扎着勉强维持经营，他的四个孩子也一直在帮父亲省钱。自从与珍斯基的姐姐结婚以后，马克斯就一直住在自家的公寓里。在家庭责任意识和自己对西班牙是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大熔炉的信念之间，菲尔清楚地感到了撕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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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夜间翻越比利牛斯山的艰苦旅程到达西班牙后，他首先将自己掌握的技工技术用在了在后方维修步枪的工作中。不过，1937年6月，渴望战斗的菲尔在写给另一个哥哥、同样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技工哈里（Harry）的信中说，自己已经加入了新组建的乔治·华盛顿营，正在赶往前线。“要是我很久都没有信寄回去，设法让爸爸保持冷静……如果他对任何事产生怀疑，就写信告诉我。”他在给马克斯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很好，从来也没有对来到这里感到过一丝后悔。我唯一担心的，是爸爸……要怎么接受这样的消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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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月底的时候，他又写信给哈里：“我们现在处于预备役状态。我们正驻扎在一座橄榄园中，听着前线的枪声。”这时，他们的父亲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菲尔在西班牙，但菲尔却仍旧坚持给他留下自己只是在后方修理步枪的印象，这从他在7月3日写给马克斯的信中就能看出：“我希望爸爸不知道我在军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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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内特战役的名字来自马德里以西荒芜的瓜达拉马山脉（Guadarrama Mountains）旁的一个村庄。共和军计划歼灭深入马德里郊区的国民军，因为在那里，后者能向城中不间断地进行炮击。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对马德里围城的消息以头版头条进行过报道，对共和军来说，减轻马德里受到包围的压力不但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也是宣传战的胜利。坦克以及火炮被投入了这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行动当中，大约70000名士兵的参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这是一场由在战争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应付国民军攻击的共和军发起的大规模攻击。对许多刚到西班牙的美国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在训练基地举办了一场由士兵演出的、开上司玩笑的幽默音乐滑稽剧组成的出征狂欢后，菲尔·沙克特所在的华盛顿营被派上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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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军中，有经验的军官仍然极度短缺，但是现在，每个主要指挥官的身边都多了一个苏联顾问。为了这次进攻，有关部队还装备了132辆崭新的苏制T-26坦克，性能比佛朗哥部队装备的任何坦克都要优越。（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将西班牙视作一块可以一用的武器试验场。）在攻击行动的头几天，共和军从国民军手中夺取了面积可观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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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梅里曼不在布鲁内特，但上百名经他之手训练过的士兵在那里，他焦虑不安地期待着前方传来他们的消息。在满是泥浆的战壕或训练营中度过了令人不舒服的几个月停滞的时光后，来自林肯营的，和从未经过实战检验的华盛顿营的士兵们渴望成为一场也许将改变战争进程的战役的一分子。当他们开始长途跋涉前往集结点时，“小伙子们信心十足，互相开着玩笑”，俄亥俄州一个犹太拉比的儿子，21岁的塞缪尔·莱文杰（Samuel Levinger）写道。“但这些玩笑背后却潜藏着悲壮而深沉的含义，因为我们都充分地意识到……许多人是不可能活着离开战场的。”[12]莱文杰本人从这次战役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还是死在了接下来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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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一次突然袭击，所以外国记者不被允许随军采访。尽管如此，一向善于在幕后挥舞长袖的路易斯·费舍尔仍然成功地让自己成了一个例外。战役开始后不久，他开车离开了马德里，前往新近占领的布鲁内特村寻找当地村民。“街道上空空荡荡。我进入两间房屋查看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第三座房子是个农民的棚屋。当我走进里面的时候，我用西班牙语大声叫道：‘这里有美国人吗？’然后我听见有人回答：‘有啊，你要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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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着头盔、穿着卡其布军服的年轻人坐在一堆大金属罐子上——那是从佛朗哥部队缴获的果酱——他正在写信……来到西班牙之前，他在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的主吊车上工作。他想知道‘小钢铁公司罢工’[13]的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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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屋子里走到了场院中，听着炮火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尖锐的机枪射击声。大约在我们西边半英里左右，一架飞机俯冲向地面。‘他们在朝我们战壕里的人扫射。’这个吊车操作员向我解释道。过了一小会儿，第二架飞机朝地面俯冲，紧接着是第三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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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进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共和军装备的苏联坦克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展现出的机动性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被以两种方式无形地削弱了。在挑选西班牙人坦克手时，苏联顾问坚持挑选共产党员，拒绝考虑从取材范围更广的其他政党中挑选士兵，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要比共产党员在驾驶和维护坦克方面更加富有经验。其次是大清洗运动投射到西班牙的长长的阴影。这场运动最后一位杰出的受害者是苏联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他被斯大林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在遭受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一名德国间谍，并在这场战役开始前几周被执行了死刑。这位元帅以其对装甲战具有开创性的理念而闻名，其中包括使用坦克纵队发动高机动性的钳形攻势的构想，这正是适用于正在进行当中的布鲁内特战役的奇袭战法。然而在实际战斗中，没有苏联顾问敢于冒险使用已经身败名裂了图哈切夫斯基发明的战术，因此，共和国的坦克部队摆出的是分散的阵型，在支援步兵作战方面远没有他的战术那样高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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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部队中的物资供应人员面对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在足以把人烤焦的100华氏度的天气中，当地图上标记的小河被发现干涸了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为前线士兵提供用水。在华盛顿营里，每8名士兵中就有6名因中暑而倒下。（“阳光好像上帝发出的怒火。”[16]提到西班牙的炎热天气时，玛莎·盖尔霍恩曾这样写道。）太阳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些士兵在看到被阳光晃得发白的一切物体时产生了类似于雪盲症的体验。国民军的燃烧弹和炙热的炮弹弹片点燃了地表干燥的野草和灌木丛，更多的炮弹碎片则落进了美国志愿兵们起火做饭的炖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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