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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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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15 “在我的书里，你将是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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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1914～1918年的岁月，在像马德里市郊这样的地方，敌对双方层层叠叠的堑壕固守在战线两侧的景象对欧洲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在其他地方，共和军和国民军的分界线则在多山且贫瘠的地区迂回蜿蜒。在这样的地方，前线的形状犬牙交错，防守也多有漏洞，众多共和军游击队就是从这些漏洞穿过去对国民军控制区展开奇袭的。到1937年夏天，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已经有约1600人学习了游击战术，他们被编成了6个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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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是安东尼·克劳斯特（Antoni Chrost），一名工人阶级出身的波兰共产党员，是最早一批到达西班牙的外国志愿者之一。他们的营地位于阿尔凡布拉（Alfambra）的一个村庄，正处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中间。一座山脉将阿尔凡布拉与一处被国民军控制的，像匕首一样插进共和国控制区的长长的尖角地带分割开来。这块条带形的狭长土地上有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均通往位于“匕首”尖端的特鲁埃尔省（Teruel）省会。翻过山，这些重要的补给线距阿尔凡布拉仅15英里，是克劳斯特游击队的袭击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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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克劳斯特的说法，一天，当他到达游击队指挥部时，发现有个陌生人正在和一个政委聊天。此人个子很高，络腮胡子，似乎很愿意向别人显摆他所掌握的西班牙语骂人的话。“Me cago en la leche de la madre que te parió！”（我在你亲妈哺育的奶里拉屎了！）当克劳斯特要他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正兴高采烈地说着这句话。新来者很快就出示了由一位部队高级指挥官颁发的通行证明文件。文件上说，这个拿着文件的家伙——克劳斯特不认得他的名字——应被给予任何他所需要的帮助。紧接着，这位访客就开始连珠炮般地提出有关游击队如何展开行动的各种问题。例如，由谁来给他们做向导穿过国民军防线，进入敌人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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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向导是我们从将要展开行动的地区招募来的，”克劳斯特解释道，“他们对每条大路和每条小路都了如指掌……在行动比较接近分界线的时候，我们就只用一名向导。要是行动比较远，我们就会用很多向导……游击队员都叫他们活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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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饿得像条狗！”那名陌生人闻到了正在起火做饭的气味，暂时中断了谈话。二人在吃饭时继续交谈，直到最后，他提出要向克劳斯特介绍一个自己在巴伦西亚认识的女孩。克劳斯特拒绝了，于是这位客人向克劳斯特道别，并说道：“Salud（祝你健康），你这个多疑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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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特说，六周之后，这个参观者又回来了，还带来了两个来自克劳斯特上级部队的军官，和他们获准参与一次游击队袭击活动的官方许可材料——里面明确说明，行动期间，他将接受克劳斯特的指挥。这次夜间袭击的任务是将一列将要穿过一座位于分界线上的桥梁前往特鲁埃尔省的火车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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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袭击选择在夜间进行能够带来超过12.5小时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光，绝大多数时间连月光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他们在夜幕掩护下翻山到达铁路，并走完大部分返程的路了。参加行动的人将自己要携带的补给分配完毕，那位访客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他的比其他人的重量要轻一些：食品，一把左轮手枪和一些手榴弹。他们小心地在黑暗中前行，最终找到了他们要炸毁的那座铁路桥。他们先是藏在柳树林中，后来又藏在一个涵洞里。肉眼可见的烟尘和亮光从铁轨的方向传来，显示火车正在接近。当火车抵达桥梁上被游击队员们安放了炸药的地点时，爆破按计划启动，一部分车厢被彻底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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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翻山越岭的艰苦跋涉，游击队员们迅速返回了阿尔凡布拉。克劳斯特命令所有人在温热的盐水中泡脚，因为有个波兰的民间偏方说这么做能除水泡，这也包括那位访问者在内——一开始，他粗暴地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坐下来享受了一场由烤羊羔肉和红酒组成的庆祝宴会。克劳斯特回忆，那个精力旺盛的客人第一次问起了有关自己的问题：你是俄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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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波兰人。”克劳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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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的书里，”这人回答道，“你将是个美国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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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陌生人显然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许多小说家一样，他很少提起自己在作品背后进行的调查——有时这些调查的工作量之大令人出乎意料。玛莎·盖尔霍恩和赫伯特·马修斯均在1937年9月海明威第一次访问阿尔凡布拉期间与他同行，盖尔霍恩在日记里提到过这次短暂停留。但是海明威从来没有写过，或是公开讲过自己第二次访问阿尔凡布拉的事情。（我们从其他当时的目击者那里了解到，那年秋天，海明威还曾花了一天时间，在离阿尔凡布拉不远的一座军营参观了正在进行训练的游击队。）在海明威参加敌后袭击活动的那一周里，盖尔霍恩从来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这件事，就算她知道这件事，她也不会在日记中透露。直到二十年以后，克劳斯特才讲出了他的故事。因此，读者们并不知道，在这次夜间袭击活动过去三年之后出版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中心章节，并不只是基于小说家的想象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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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37年，许多美国人接到了他们所爱的人在西班牙被杀或受伤的消息。然而，有些人却什么也没有收到。在纽约，自从菲尔·沙克特在血腥的布鲁内特战斗期间寄出信后，他的家人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那场战役过去数周之后，接到焦急询问的托比·珍斯基在帕兹庄园写信给姐姐：“为了菲尔和他的爸爸——要是可以的话，告诉他的父亲，没收到这里的来信代表不了什么——我们的信件经常会滞留好几个星期而无法邮寄，运送部队期间就更是这样——在这之后，他们才会用火车、卡车等一切交通工具来送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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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后方的亲人们来说，珍斯基的保证渐渐失去了意义。“我一直竭尽全力，想要获得一些和我弟弟有关的消息，”马克斯·沙克特写信给一个在阿尔巴塞特基地的国际纵队官员，“从我们上次收到他的消息到现在，13周过去了……我的家人急得快要发疯了，关于他的确切消息将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如果可能，请让我们尽快收到您的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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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珍斯基终于坦率地告诉了姐姐艾达事情的结果：“我写这封信得到了政委的批准。菲尔是在7月24日失踪的。当时，我从他的指挥官沃尔特·加兰（Walter Garland，加兰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美军老兵，他在布鲁内特的战斗中负伤，当时正在帕兹庄园医院疗养）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菲尔本人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与他有关的消息传来……至今，我已经与大约75个那天和他在一起或是在那之前见过他的人聊过，但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他被派出执行任务，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不知道报纸都是怎么描写布鲁内特战斗的，但那确实是一段艰难混乱的时光……我仍然在尽我所能寻找任何消息……之前没有写这些事，是因为我每天都还保留着希望，希望能听到一些更加确切的消息……我知道以上这些还不够，也没有多少帮助，但这已经是人们知道的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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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斯基肯定曾经收到过询问菲尔是否被敌人俘虏了的信件，因为她又补充道：“任何散布菲尔被俘谣言的人都肯定是在空想……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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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继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梵蒂冈也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作为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身份。西班牙共和国继续遭受着军事上的挫折，10月的时候，更加严峻的消息传来：他们在西班牙北部沿海控制的最后一片区域也落入佛朗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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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班牙接近2/3的工业、大部分农业以及矿产资源都掌握在了国民军的手中，其中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煤田和巴斯克地区重要的军工厂、铁矿以及钢铁厂。共和国仍然掌握着西班牙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区域，国内最大的几个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也在其中，但这些城市的工厂的传统原材料供应渠道则基本被切断了。本来，大部分自国外流向“两个西班牙”的军火就一直在流入国民军一方，事到如今，工业和自然资源的天平也向国民军一侧急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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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鲍勃·梅里曼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手下们因为玛丽昂人在西班牙，并且能够经常陪伴自己而嫉妒不已。有其他美国志愿者写信给梅里曼夫妇在西班牙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的英国朋友凯特·曼根表示：“只有鲍勃有妻子陪在身边，剩下的人却没有，这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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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前，梅里曼夫妇在巴伦西亚度过了几天难得的假期，那里棕榈树成荫的街道和地中海吹来的微风成了他们躲避更为残酷的内陆形势的避风港。“尽管玛丽昂也是个高个子女人，”曼根回忆，“但由于丈夫特别高大，她看起来非常小鸟依人。”假期第一天夜里，玛丽昂说“自己预感鲍勃将会被杀，她极度渴望要一个孩子，这样也能留下点儿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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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短暂假期的第二天，夫妇二人与曼根及其他几个人一起去了海滩。“当我们都到了海滩上的时候，鲍勃向玛丽昂展示了一个他刚才一直携带着的盒子。盒子里面装着黄色丝绸制成的、刺绣的西班牙大披肩，非常漂亮。他们一起站了起来，他把披肩围在她的身上看了一下样子，披肩的边缘在风中摇曳。玛丽昂搂住了他。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他们是那么率性，那么快乐，那么爱着彼此，看起来是那么的年轻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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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都躺在沙滩上，注视着飘荡着白色风帆的货船向岸边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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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应该那样。”鲍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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