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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整夜开车导致的精疲力竭，逐渐消磨着纽盖斯的斗志。“睡眠不足……让我的记忆变得迟钝。我知道，我应该是可以回忆起自己看到和做过的事情的。我的笔应该写出像润滑油一样流畅的句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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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疗队在一座新的村庄驻扎下来时，托比·珍斯基给姐姐和姐夫写了封信：“我们用煤油炉取暖，从城镇中心打水，往壕沟里倒尿壶……这些天里我都不怎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只是把靴子脱掉，然后就钻进毯子了。”随后，她以自己书信里面典型的欢快口吻补充道：“把这些没有水，也没有厕所的棚屋改成医院——拥有手术室、设施齐全的医院……其实挺有意思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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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也在日记里记录了这座新宿营地，不必担心邮件审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移动淋浴车的发动机用来发电提供照明。两座手术台始终满负荷运转。有座房子的门总是开着，能看见里面穿着白色制服默不作声的医生和护士，病人身上裸露在外的皮肤，缠着绷带的断手断脚和漂浮在盛着红色液体的污水桶里的破布……当那些躺在毯子里的人不时地小声呜咽时，为什么没人能做点儿什么缓解他们的痛苦？直到少校让我返回大清真寺[16]取其他的医疗器具为止，我一直在帮忙抬担架。只要能不受伤，我愿意做任何事，这让我觉得很惭愧。”[17]与此同时，巴尔斯基和其他医生正应付着潮水般袭来的伤员，他们曾连续进行50小时的手术而没有任何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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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护士也会代替医生上阵。一天晚上，护士埃斯特·西尔弗斯坦（Esther Silverstein）去一间手术室借器具。她吃惊地发现，里面的医生在椅子上睡觉，正在手术台前忙活的是他的护士。“她对我说：‘嘘！’我于是小声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呢？’她说：‘哦，我马上就完事了，可怜的大夫就是太累了。’然后我说：‘你经常这么干吗？’她说：‘哦，经常这么干，但别告诉任何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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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学会了不要把器具放在桌子的边缘，因为炸弹爆炸时可能会把它们震到地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一起编成一队后，美国医生们也学会了如何与语言不通的其他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医疗设备很短缺，护士们不得不用石头将使用过的注射针头打磨得更尖锐。多年以后，珍斯基仍记得那几周发生的事情：“不断有伤者被运进来，也不断有尸体被抬出去……到处都一片混乱……人们就躺在走廊里。有些已经死了，其他的在等待着被抬进手术室。一些尸体——按照标准的四英尺长木材的堆放方式——被堆在一起。”有一次，她听见外面传来噪音，于是将身子探出窗外。这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她并把她拉进屋子里面，对她说：“他们正对着这栋楼扫射呢，笨蛋。”她试着在空闲的时候做些针线活让自己放松，有一次还给巴尔斯基医生织了一条围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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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日记里的内容反映出了他对自己的驾驶工作和自己驾驶的救护车的骄傲之情（他总在日记里将它叫作“我的亲爱的”）。由于每天都要记日记，有时候他会把空闲的手术台当成自己的书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对于抛弃了自己特权背景的难以言表的满足。他总是会在公路上停下车子与其他司机交换消息，并发觉他们在总体上比任何人都对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更为了解。他学会了吃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骡子脂肪制作的巧克力和尝起来“像是先把生牛皮泡在胶水里，然后再和机油一起煮过一样”的干鳕鱼；他学会了用打进一个生鸡蛋的办法将漏水的救护车散热片堵住——同时也草草地记下了如何用散热片煮鸡蛋的菜谱：“首先拿一个蛋。然后把它用纱布包上，扔进散热片里。发动引擎，在引擎盖上盖一张毯子，直到水沸腾为止。然后提着纱布把鸡蛋取出即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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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纽盖斯记录的内容都比这要更加阴暗。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因为看到一个叫雷金纳德·萨克斯顿（Reginald Saxton）的医生用一个大注射器从一名刚刚死去的共和军士兵的血管里抽血而感到大为震惊。“萨克斯顿，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问道。这位医生向纽盖斯解释：“我们缺乏献血者。”[21]这名士兵刚刚由于炮弹爆炸导致的窒息死在了特鲁埃尔一处防空壕沟，没有一点儿失血，这在战斗中极为罕见。这位医生会在确定从尸体上抽取的血液的血型后，用它为别人输血。（另一个名叫雅克·格兰布拉特的第十五国际旅医生曾在没有其他人血型相符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一个双侧截肢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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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纽盖斯感到惊讶了。“我的工作是帮着把伤员的衣服剪开，”他写道，“因为他们有感染的危险，也因为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找到他们所有的受伤部位，所以必须这么做。在我昨天晚上或是其他任何时候见到的伤员里，几乎没有人是只受一处伤的。现代炮弹爆炸后会产生细小的金属碎片，它们会像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上喷洒的水滴一样快速飞溅开来……你不能直接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因为不管多小心、动作有多轻，这么做都会使他们折断了的骨头被挤进肌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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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晚上极其疲劳的驾驶，又遭受了一个白天的炮火轰炸后，当医疗队为躲避轰炸而将手术室搬进一处很大的洞穴时，精疲力竭的纽盖斯也去里面找了一处睡觉的地方。“我爬进了洞穴的最深处，找到了一副沾着血迹的硬邦邦的担架。我凭借着插在土墙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欣慰地看到，旁边两副担架上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要是还活着，一定会弄出很多噪音。”他在另一天写道：“你会适应任何事的。再过两周这样的日子，我就能闻不到任何臭味地在一头死鲸鱼的胃里睡着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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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周周过去，前景愈发暗淡。“你可以十分确定，要是视野里没有人，”他在去往特鲁埃尔的公路上写道，“那么敌人的军用飞机肯定就在你头上。它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柏林和罗马的飞机场肯定像夜里的棒球场一样空荡。”有一次，纽盖斯亲眼看见了一场空中缠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尾画着黑色十字的白色国民军飞机与翼尖被涂成红色的共和军战斗机交战。“我们这边损失了一架飞机，他们损失了3架。我们把这算作一次失败。今天晚上，敌人的指挥官就会给希特勒发电报，24小时之内，他们损失的3架飞机将会被6架崭新的飞机取代。昨晚，我从一架被我们击落的菲亚特战斗机的仪表盘上弄到了点火系统示意图，上面写的全都是意大利文。”墨索里尼海军发动的袭击减少了来自苏联的飞机和大炮，里面就包括非常急需的75毫米榴弹炮。“那些飞机，还有那一大堆75毫米炮都哪去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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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哈拉马时一样，大人物们也来到特鲁埃尔前线进行闪电式走访。纽盖斯觉得这些人没什么用处：“文学家，到访的国会议员，工会领袖，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写作寻找素材而穿越前线腹地的女小说家……他们就像泻盐一样……来到这里，问几个问题，看看天上，然后就跳回车里了。”只有一个前来参观的记者让他感觉与众不同：“我们有多讨厌卡尼……就有多喜欢赫伯特·马修斯。几个小时以前，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香烟和一瓶威士忌。我们喝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给了梅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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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在特鲁埃尔参战的美国人都活了下来，但共和军却在努力保卫城市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伤亡。他们的补给严重不足，身上的衣服变得破破烂烂。纽盖斯不得不用胶布修补鞋尖。一天晚上，他看到英国营的士兵来到了前线战壕的阵地。“英国人……在月光中出现在路上。他们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全都保持着沉默。被撕成几块盖在头上、披在肩上并像裙子一样缠在腰间的毯子，鞋面上包裹着的破布，再加上肩上扛着的步枪，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女乞丐。”[24]几队拿着八英尺长、像长矛一样的杆子的担架兵令场面看起来好似《圣经》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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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批伤者会从相反方向到来。托比·珍斯基失去了曾经吸引格尼目光的、用来扎起黑色长发的发簪，因此不得不将头发编了起来，并在尾部用绷带扎好。医疗队曾将驻地安置在羊舍中，巴尔斯基医生当时要求将床单“钉在天花板和墙上”，纽盖斯写道，“这些亚麻织品会防止尘土在我们遭到轰炸时掉到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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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感疲劳的纽盖斯还在坚持写日记，然而本子上的日期旁边却渐渐开始出现了问号。为了躲避轰炸，救护车只在夜间出动，不开车灯。与此同时，敌军飞机发射的曳光弹则会在天空火花四溅。一次，在离开特鲁埃尔的途中，纽盖斯怕自己走错到一条会将他带到国民军控制区的路上，于是冒险挥手向200码以外围着一堆火坐着的几个人示意，黑暗中，他看不清楚对方身上穿着的是什么制服。当听到他们回应“¿Qué quieres tú？（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他知道对方是共和军，于是放松了下来。“如果我听到的是“‘Usted’（您）而不是‘Tú’（你），那我就肯定是在和法西斯分子说话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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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战斗中亲眼看到人们不断伤亡令纽盖斯的斗志日益消沉。“不知怎的就会跑到厨房垃圾桶里的人腿”，由于平民精神病医院正处于双方交战区域中间的无主地而无法撤离，滞留在那里的病人发出的号叫，还有一直面对不可能做出选择的选择让他十分痛苦：“就算在西班牙路况最好的路面上，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12英里也会让车上腹部受伤的病人颠簸至死，但如果你开得不够快从而无法逃脱飞机的追踪，他还是会死，还会连累你和你的车子……给一个将死之人使用乙醚就是浪费，但除非尽力到最后一刻并用光仅剩的物资，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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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一次，15架国民军的三引擎飞机对一座美国流动医院驻扎的城镇进行了轰炸，炮弹击中了医院所在的建筑。为防止玻璃碎片到处迸溅，伤员们用毯子捂住了脑袋。珍斯基与其他病房护士和患者们待在一起，但也只是藏在床底下。巴尔斯基医生和他的手术团队当时正有一台手术做到一半，他们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从这儿出去，吉姆，’他对我说，‘你不是当值人员。在他们再来之前赶紧走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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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纽盖斯和其他四名司机（chóferes）听到了另一波炸弹落下发出的呼啸声。他跳进了一处防空壕中，其他四人跑进了一间“除非直接被击中，否则能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攻击”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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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间房子真的被直接击中了。纽盖斯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废墟中挖人。“我们最终用担架抬出了足够数量的躯干和胳膊腿，这才确定了四名死者的身份以及他们已全部死亡的事实。没人能比他们死得更彻底了。”爆炸使其中一名司机彻底身首异处，此人生前是纽约儿童餐厅（Childs restaurant）的收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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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纽盖斯的日记很少谈及政治，然而现在的他充分意识到，西班牙的命运是在别的地方被决定的：“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才是真正的战场，而不是特鲁埃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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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全体美国志愿者都希望，就算发生在西班牙的事还不足以悲惨到刺激华盛顿向共和国出售军火，欧洲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能起到作用。1938年2月，为提前阻止德国可能对本国进行侵略做最后努力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前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希特勒会面，那里是元首在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山上度假村的所在地。希特勒让秃鹰军团的前指挥官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也陪在自己身边，并让他自己来描述他的轰炸机在西班牙发挥的作用。“你想把奥地利变成另外一个西班牙吗？”希特勒问许士尼格。2月20日，为向奥地利加强施压，希特勒夸下海口，要向居住在第三帝国以外的德意志人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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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厌倦了不断向可敬、善良却又无知的昏昏欲睡的人们解释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区别了。”在一场巡回美国、为期一个月的演讲活动过程中，玛莎·盖尔霍恩给埃莉诺写信说道，“我讨厌我们的对外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请告诉我，你亲爱的马蒂。”[29]但罗斯福夫人并没有对她的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即便在给这位自己深深喜爱的宠儿的私人信件中，她也很小心地从来不对自己丈夫所采取的行动提出直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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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路易斯·费舍尔与第一夫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相比一名记者，现在的他更多的是一名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服务的院外游说者。“请你不要再和我提起西班牙的事了，”第一夫人说，“玛莎·盖尔霍恩已经告诉过我了。”但费舍尔还是固执地向她描述了自己看到的多次空袭，力主中止武器禁运。费舍尔的恳求显得格外孤注一掷，因为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清楚地知道，苏联向西班牙共和国输送的武器数量下降的速度有多么快。他们一起喝过茶，随后，“正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向我保证，会将我所说的转达给总统本人”。就在与总统夫人会面的同一周，费舍尔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的文章，这是他唯一一篇没有像往常一样提起达官贵人名字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着重强调了美国的中立行为产生的影响：“我们用无所作为的方式，选择了自己支持的一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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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绝大多数美国医疗队都接到了再次转移的命令——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很快，纽盖斯就发现自己又驾驶着救护车回到了那条在两个月前曾将他困在暴风雪之中的路上。“沿途的所有城镇都遭到过轰炸。我新年夜在阿利亚加（Aliaga）睡过的房子现在已经倒塌了……村子里各家各户的壁炉因轰炸产生的碎石散落在壁炉口，泥块和石块在街上被风吹得到处都是。”他借着烛光在一间废弃的医院里写道，同时还要时不时从坏掉的椅子上拆下木头生火，“情况非常非常不妙。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肯定与特鲁埃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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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他们的医疗队在一处山中农场投入工作，一大批受伤士兵的到来让他们疲于应对。由于消毒器没有燃料，纽盖斯不得不用木柴生火煮沸手术器具给它们消毒。“今天感觉不好，”纽盖斯在日记里匆匆写道，此时他刚驾驶了36小时的救护车，还亲自把床、床垫、担架和其他设备统统从车上卸了下来，“没有精神，力气快用光了。”写完这句，他在日记里加上了那则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终将到来的消息：“特鲁埃尔是他们的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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