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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鲁埃尔遭到损失后，精疲力竭的国际纵队撤退到了新地点。在美国医疗队展开作业的一幢房屋内，便携式发电机为唯一一个灯泡提供电力，一个铁炉子负责烧水以及为房屋供暖。“绷带、药品和手术器具可怜地堆挤在两张桌子上，但桌子本身被清理得很干净，在微弱的光线下格外引人注目。”吉姆·纽盖斯写道，“主刀医生借着手电筒发出的光换衣服。”伤员们呻吟、喊叫着。“只要我还能写东西，我就不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完蛋了。我感觉自己并不太好……透过我写作的床上方一扇打开的窗户，我看到最近的山顶上闪着无声的白光。外面开始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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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纽盖斯因为发烧病倒了，他一个人在医院的一张床上躺了好几个晚上，梦里全都是自己开车的画面。“我躲过了一辆卡车，躲过了一架飞机，把车开进了壕沟，超过了一辆卡车，躲过了另一架飞机，把车开进了另一个壕沟，然后又躲过了一架飞机。病房里的闹钟像机关枪射出子弹一样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没时间了，我又躲过了一辆卡车和一架飞机。要是我们真能拥有像卡车那么多的飞机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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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后，纽盖斯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写道：“自从上一次在这本日记里写东西以来，我里程表上的数字又多了1000英里。”纽盖斯愈发感到忧心忡忡：“一定有大事要发生……从来没见过他们对战线后方如此远的地方轰炸得如此猛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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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快速看一下地图，谁都会明白即将发生的大事是什么。随着特鲁埃尔的夺回以及其他同时取得的战果，国民军占领区最远端距地中海已不足60英里。只要向大海方向发动一次猛烈攻势，西班牙共和国就将被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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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巴尔斯基医生也很忧虑。他来到了第十五国际旅总部，想要与鲍勃·梅里曼谈谈。由于自己的上司、备受厌恶的乔皮奇上校正在休假，梅里曼很开心。早在一年前第一次出现在战地手术台旁边时，巴尔斯基就和梅里曼结识了。“‘嗯，鲍勃，’我问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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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的乐观情绪同以往一样坚定，他告诉巴尔斯基：“这么说吧，如果他们不展开攻击，我们就会攻击他们。”可是，考虑到附近的国民军不论在兵员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远胜共和军，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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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医疗队的路上，共和军应对国民军突袭所做的可怜的准备工作令巴尔斯基感到震惊——他没看到战壕或防御工事，许多共和军高级将领还在休假中。一次，巴尔斯基和同事们在救护车上看见了一架德军飞机，于是他们从救护车中逃走了。那架飞机离他们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都能看清戴着头盔和太阳镜的飞行员的脸。“有飞机飞过时，”他写道，“千万不要待在路上，也不要待在汽车附近……确保你与飞机的飞行路线保持垂直，这样的话，当飞机发射出的机枪子弹向你扫射过来时，你暴露给飞行员的将是最小范围目标。这样一来，只有你身体的左右两侧会成为目标，而不会让你从头到脚的整个身子都变成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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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的医院再次搬到新地点后，巴尔斯基要求在帐篷周围挖掘之字形的壕沟作为轰炸时的避难所。“我们那时很忙，当我们没有手术或不需要值班的时候，我们就在壕沟里度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让你不得不抬头去看天上的飞机。如果能看见飞机，你会感觉好一点儿，因为如果那架正在你头顶上的飞机还没在这一秒钟扔下炸弹的话，你就知道自己安全了：当飞机投下又一枚炸弹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你100码开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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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有一枚炸弹在巴尔斯基的壕沟爆炸了，医院的发电机被毁，一个司机和两名病人被炸死。爆炸还导致手术室的一名护士，之前在布鲁克林犹太人医院工作的23岁的海伦·弗里曼（Helen Freeman）上臂和头骨被炸伤。鲜血沿着她的身子往下流，和她在一起的另一名护士能够看到，在她被炸断的胳膊里面，动脉在不停地跳动。巴尔斯基为她进行了手术，并将她安置在了壕沟里。“我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跳进壕沟，看看海伦怎么样了。”巴尔斯基回忆道。他不敢采取正常情况下对待重伤患的做法将她送到西班牙人开设的更大的医院，因为他害怕，一旦那些地方被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海伦将遭遇不测。“我决定让海伦与我们待在一起，调动命令下达时，她将和我们一起回到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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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巴尔斯基的医疗队被命令后撤十英里，但这一距离被证明并不足以使他们远离国民军飞机的巡逻范围。“待在这里，我们总是挨飞机上扔下来的手榴弹和炸弹的攻击……敌人的炮兵部队就像在我们头顶上一样。听起来，他们就在旁边的小山包上。”他烦躁地等待着更多指令的下达，为他的50个病人的命运忧心忡忡。最终，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传令兵带来了撤退的命令。救护车与其他军队车辆组成车队一起出发，汇集在一座小镇狭窄的主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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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这条通道，”巴尔斯基写道，“一切的一切，所有东西，军队也好，战地医院也好，都要从这里经过……在这里，我看到了我能想到的最不可能成为路障的东西。那个小镇的街道上挤满了羊群！一大堆羊毛和羊肉堆在那里，就像火山爆发喷出的熔岩一样使道路无法通行……敌人的炮声在我们的耳边轰隆作响，我的全部病人都在我身后的救护车里待着……然后我想到了办法。我们中大约五个人将镇上房子的门全部打开，然后像牧羊犬一样，将那些羊赶进去。我们打破那些打不开的门，在门口派人驻守，保证羊群始终待在室内。趁这会儿工夫，军队和医院终于能够通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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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过了不长时间，当车队在一条河边休息的时候，第十五国际旅所在师的首席卫生官，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外科医生发现了他们。“‘情况很糟糕，巴尔斯基，’他说道，眼睛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噎，‘非常糟糕。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没有从车上卸下装备。恐怕要到此为止了，我们的撤退路线被阻断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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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9日，就是吉姆·纽盖斯记下他觉得“大事”即将发生的前一天，大事已经发生了。佛朗哥投入了超过15万兵力展开攻势，非洲军团也在其中。大批秃鹰军团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充斥天空，一些飞机还公然涂装着纳粹标志以及国民军的黑色X形标志，他们的一个编队就由多达120架飞机组成。第十五国际旅刚刚在特鲁埃尔和那之后一场激烈战斗中遭到重创，他们此时正处于敌人的攻击路线上。当国民军飞机在他们头顶俯冲扔下宣传品时，纵队中的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感到寒意阵阵——这些传单是用英语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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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法西斯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林肯营的通信技师哈里·费舍尔后来回忆道。还有些别的东西也是他前所未见的。就在国民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当天，“我们看见天上有三架飞机盘旋……大约在一英里之外。突然，他们中的一架飞机开始以近乎垂直的角度进行俯冲。我们当时觉得它被击中了，于是开始欢呼，然而就在马上要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它抛下了机上负载，开始重新爬升，第二和第三架飞机也如法炮制。我们感到很困惑，因为从来没人见过这样的飞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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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是第一批亲眼看见参与进攻行动的新型德军斯图卡Ju-87俯冲轰炸机的美国人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型单引擎飞机将令上百万士兵和平民深陷恐惧：它能利用俯冲形成的弹道向坦克、桥梁或是建筑物投放重量超过1000磅的炸弹，并拥有远胜普通轰炸机的精度。与此同时，其安装在起落架上的风力驱动鸣笛发出的可怕啸声会将还在地面上的人们吓得胆战心惊。在随后几个月当中，德国人还将在西班牙试验几种不同型号的斯图卡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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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十五国际旅的参谋长，从过往那些令人恐惧的日子中幸存的记忆始终沉重地压在鲍勃·梅里曼的心头。照片中的他几乎总是显得很有指挥官的风范：姿势挺拔，自信满满，双脚微微分开，头戴大檐帽，身着抵御西班牙冬季严寒的长款厚大衣。作为一名军人，他找到了真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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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肉体伤痛毫无畏惧的人，梅里曼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士兵的忠诚之心，至少有两名林肯营的老兵都在后来把孩子以梅里曼命名。不过，即便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我们也找不到丝毫偏离党的路线的内容，比如谈一谈“公开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必要性之类的文字。就在哈拉马首次投入战斗前夕，梅里曼在日记中写道：“共产主义万岁！苏联万岁！”[17]而这，是梅里曼在大饥荒余波未平、大清洗又行将来到的苏联生活两年之后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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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认识上有什么缺陷，或许在种种特质当中，梅里曼虔诚信徒的本性才是使他成为一位令人备受鼓舞的指挥官的真正原因所在。怀疑论者或一直试图为政治的复杂性做文法剖析的人，很少有能够成为优秀的勇士的。乔治·奥威尔比任何人都更善于进行诸如此类的分析，他在离开西班牙后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得出的结论与我的个人意愿是矛盾的，这一结论就是：长期看来，‘优秀的党员能够成为最棒的士兵’。”欧内斯特·海明威尤其对此感同身受。“我喜欢作为士兵存在的共产党员，”他告诉一名《工人日报》的记者，“但当他们变成四处布道的传教士时，我却十分憎恶他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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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军掌握的凶恶、无比且强大到难以抗拒的力量将人数处于劣势的共和军逐步压缩至东面大海方向时，共和军需要的是战士，不是传教士。梅里曼在一天深夜从第十五国际旅总部派往林肯营传达令后者占领新地点命令的传令兵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于是，他气冲冲地在第二天凌晨三点亲自前往了林肯营指挥部。“昨天晚上十点我就派了个送信的过来。你们他妈的怎么还在这儿？”林肯营志愿兵们从未见过他这副胡子拉碴、心烦意乱的样子。梅里曼继续前行，有时乘坐小汽车，有时乘坐装甲卡车，最后又改为步行，一路整合掉队士兵，寻找旅内各连队的士兵，努力把握敌军重大突破的具体情况。国民军先头部队正对共和军认为由自己实际控制的区域展开深入的渗透作战。仅仅是因为他的司机离开了大路，改为穿过一片开阔地驾驶，梅里曼才躲过了这些先头部队中的一支。梅里曼内心的真实感受仍像过往一样不为人所知；即便他内心有任何的惊慌，他也没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尽管面临着这样的混乱局面，他似乎依旧能够唤起手下士兵的献身精神。“他们之前告诉我们说他走了，失踪了，也许已经死了。”一个当时的美国士兵后来回忆道。而梅里曼突然出现了。“当我靠近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接近一个死而复生的人。能看到他让我感觉太棒了，我紧紧抱住了他，还亲吻了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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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的佛朗哥狂热支持者彼得·坎普此时就身在对林肯营步步紧逼的国民军先头部队中。现在，他终于戴上了代表外籍军团军官身份的、缀有金红色流苏装饰的军便帽，这使他感到无比自豪。该军团是“一支由精英组成的兄弟会——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在这样一支部队中服役与亲自指挥这样一支部队所带来的激动之情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体验之一”。[20]军团其他成员演唱的颂歌《死亡新郎》（Bridegroom of Death）深深打动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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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不知道的是，在战线的另一侧，有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同侪，担任第十五国际旅作战处长的马尔科姆·邓巴（Malcolm Dunbar）。坎普麾下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一处美国志愿兵们刚刚撤出的山顶修道院。“逃走时，他们抛下了个人物品，包括大量家乡寄来的信件，有些还没来得及拆封……这些信有情人寄来的，妻子寄来的，甚至还有几封是孩子寄来的。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说着和我一样的语言，穿过比我更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怀着像我们一样的深沉信念，为他们的事业而战，但再也无法回到故乡，享受我在一封封信中读到的那种闪耀着温暖光芒的爱意，想到这里，真的令人感到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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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收音机，’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女孩写道，‘在给你写这封信。你的信我当然已经收到了。收音机里正播放着第七交响曲。你知道的，这首曲子是怎么让我们走到一起的，这是一首我们一起听了多少遍的曲子。求你了，求求你了，赶紧回到我的身边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