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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面对那名战俘几乎已经超出了我所能忍耐的极限……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我很确定，他知道我即将要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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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枪毙你。’‘哦，我的上帝！’他发出了惊呼，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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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问这个爱尔兰人是否要在行刑前向牧师祷告，或者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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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低声说道，‘让我死得痛快点儿就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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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扰敌军的攻势，新来的美国志愿兵还没怎么开始接受训练就被匆匆扔到了前线。他们当中有一个来自纽约，名叫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的前舞台剧演员，出版过小说，在报社当过记者，还学习过如何开飞机——这也是他希望在西班牙能做的事。离开前他就和妻子分居了，后者领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张他的照片里——胡子拉碴，嘴上叼着烟，皱巴巴的军队夹克口袋里装着笔记本，别着一支钢笔，显得饱经风霜的双眼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贝西看起来要比33岁的真实年龄老上许多。有个同样来自美国的志愿兵喜欢叫他“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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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贝西写道，“让人生变得完整，将我的个人力量（尽管并没有多么强大）投入对抗我们永恒的敌人——压迫——的战斗当中；第二个原因的正确性并不因为它比第一个原因来的稍弱而受到影响。”其他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很少会对他们的动机如此诚实，特别是在这样的动机很可能被其他党员打上布尔乔亚标签的情况下。1938年2月，贝西在比利牛斯山上经历了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徒步旅行——11个小时行走30英里——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注意到美丽的景色，首先想到的只有对飞机的恐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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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班牙大部分煤矿都位于国民军占领区，共和国的火车只能以柴火作为动力来源，这导致贝西前往位于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基地的旅程十分缓慢。刚一到达，他就听见有人大声呼喊：“有从芝加哥来的吗？曼彻斯特呢？利兹呢？”迎接这些新来者的是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的问候。他在淋浴时注意到，在一些年纪大些的志愿兵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的痕迹。在庭院中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一支乐队演奏了新招募的人们各自国家的国歌，当然，这些人的母国都拒绝向共和军出售武器。听着《星条旗永不落》的歌声，美国人行了握拳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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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大横幅上写着“1938——胜利的一年[4]——1938”的字样。然而在西班牙当地的报纸上，贝西却几乎看不到胜利的痕迹：“你得读出言外之意：‘……我们的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智慧，撤退到了既定地点。’”[5]食品十分短缺——人们将大麦烤焦作为咖啡的替代品，用大米和豆子配着驴肉吃——而且还永远都吃不饱。面包很少，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小麦产区现在同样落入国民军控制区。在黑市上，只有烟草和香皂有交换价值；只使用现金的话，除了坚果和橘子酱，就买不到其他吃的了。此时此刻，彼得·坎普则在战线的另一边和与他共事的外籍军团军官们享用着烟熏火腿。佛朗哥发动新攻势后不到一周，经过数天的迂回行驶，铁路货车和卡车就将贝西和其他刚抵达的外国人送上了前线。贝西和其他新到的美国志愿兵长久以来的梦想时刻终于要到来了：加入正在作战的林肯-华盛顿营。“我们全都整齐划一地用毯子在肩上裹得紧紧的。”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却与他们想象的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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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四散在这座树木茂盛、周边山区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的山丘的一侧……我们发现了一百多个人，他们毫无组织，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四肢伸展地瘫在地上。他们得有几个星期没刮胡子了，身上肮脏污秽，发出恶臭，衣衫褴褛；他们没有步枪，没有毛毯，没有弹药，没有野营餐具……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与我们谈话；他们无视我们；除了嘟嘟囔囔或发出咒骂，他们并不回答我们的问题。”[6]这些正在撤退的林肯营士兵已经弹尽粮绝五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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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他们中只有几个人还保持着条理。“梅里曼少校，高个子，看着像个学者，带着角质框架眼镜，他和我们说话了：‘我们很快将再次投入战动，’他如此说道，‘在这次行动中，我们预计会将之前失去的地区重新夺回来，我们牺牲的每条性命都将得到回报。’”来自纽约奥尔巴尼（Albany）的前工会组织者，现任第十五国际旅政委的戴夫·多兰（Dave Doran）附和道：“不论是谁，只要被人看到破坏或扔掉步枪或机枪，都将被处决。”[7]可是，已经没有步枪能让人们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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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伤痕累累的美国幸存者和新人们一直睡在山腰上，等待武器补给和新命令的到来。一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飞机飞过头顶，他们就得卧倒在地。有辆运食品的卡车带来了咖啡和鹰嘴豆，不过都是凉的。另外一辆卡车将那些想要洗澡的人运到了一条水流冰冷的河边。林肯营随后继续撤退，不过，为避免成为飞机攻击的目标，撤退都在夜间进行。“雨季来了，来得很突然，很猛烈……雨停后，我们继续后撤，双脚陷在泥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脸上雨水横流，披在头上的毛毯被水浸得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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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又行军了一个多星期，武器补给才最终到来。“我的步枪的金属件上打着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印记，上面刻着59034的编号。已被部分抹掉的旧帝国徽记底下是新打上去的苏联的锤子镰刀标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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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旅的士兵们和其他数以万计的共和军士兵一起，汇成了一股从西向东，不断接近埃布罗河的混乱的之字形逃亡洪流。自北向南流淌的埃布罗河是到地中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型天堑。贝西后来回忆，四散逃亡途中，“更有经验的人会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儿装备扔掉：铁罐和毛毯，盘子和汤勺，多余的内衣。他们会小心地将那些闪光的物体藏在灌木丛下面，以防被天上的敌人发现”。不过，“许多人在扔掉斗篷和毛毯之后，到了晚上就后悔了。天真冷啊”。[9]有些逃命的美国和加拿大机枪手会将由于太沉而拿不走的武器抛下，他们会先将它们分解，然后将零件分散撒落在整片区域内，这样一来，这些枪支就不会被敌人拿来对付自己了。军纪彻底崩坏了，在四散逃亡的过程中，一些人最终越过边界逃到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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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贝西的一个战友发现了一个外面裹着纸的圆柱形长盒子。饥饿的美国兵们以为那是西班牙产的巧克力，急匆匆地将纸扯掉后，却发现这是个炸药棒。黑暗之中，躺在贝西旁边的一个士兵说起了梦话：“汉堡用黑麦，洋葱当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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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对自己在战斗中将会如何表现有些担心。与离开西班牙后出版的回忆录相比，尽管文采欠缺，他日记里的文字有时却更为直率。“我会成为懦夫吗？”[10]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没过多久，他的班就和身后穷追不舍的国民军展开了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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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日夜，贝西最后一次见到了梅里曼。当时，后者正开着一辆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指挥车，准备在向林肯营下令重新开始行军前去和其他军官开会。正当所有人做好行军准备时，爆炸突如其来，人们纷纷跑进了路旁的壕沟。爆炸是由后勤部队制造的，他们引爆了弹药库，以防其落入敌军之手。当林肯营在黑暗中前进时，他们远处的身后出现了过去在任何战区都未见过的景象：有车头灯亮着。对于正进行灯火管制的他们来说，这是不祥的信号。由于不会从基本没有共和军飞机飞行的天空中受到一丁点儿威胁，如今，佛朗哥的车队能够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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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过了如梦魇般混乱的撤退，吉姆·纽盖斯、爱德华·巴尔斯基和医疗队的其他同事最终成功来到了巴塞罗那。关于巴尔斯基，另一名医生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个废人，他太累了，就连慢慢走都做不到。虽然往日的精气神已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还在强撑着，为他人提供帮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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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之前被炸弹弹片击中了背部，他写道：“一块灼热的铁片，有半英寸厚，像50分硬币那么大。”[12]弹片也在他的大腿和头皮上留下了伤疤。他始终在咳血，走路也很困难。巴尔斯基知道，他的司机的勇气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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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打算？’巴尔斯基问我，‘待在这儿继续开车，还是回美国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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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说自己想回家。巴尔斯基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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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会送你回去。可谁他妈又能送我回去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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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佛朗哥的攻势搞得焦虑不安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急切地盼望着重返前线。北美报业联盟已经减少了向他支付稿酬的金额，还要求他到佛朗哥那边报道战况，双方爆发了争执。不出意料，国民军拒绝这位西班牙共和国方面最负盛名的文豪进入其控制区采访。于是，一心想要确保《纽约时报》能够刊登海明威稿件的北美报业联盟要求海明威停止与赫伯特·马修斯一道旅行，这样一来，他们的写作内容就不会彼此重复了。尽管算不上无理要求，但我们的小说家还是对此感到愤怒不已。海明威认定这是《纽约时报》信仰天主教的、支持佛朗哥派编辑们密谋将自己和朋友马修斯分开的伎俩，他发去了一封电报，对这一“阴谋诡计”进行谴责。与此同时，他的婚姻也正受到与玛莎·盖尔霍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目张胆的男女关系的影响而经历磨难。虽然每每在写作中提到海明威时，二人的记者朋友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隐去盖尔霍恩的存在，可在现实生活中，盖尔霍恩已重返西班牙，回到了海明威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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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趾高气扬的海明威实际上却相当体恤他人。他与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就一旦佛朗哥取得胜利就对美国医疗队和他们负责照料的伤员实施救援一事进行了对话。他害怕那些伤员会被屠杀，护士遭到强奸——就像之前国民军占领共和军医院时曾经发生的那样。他弄清了各家医院中美国伤员的人数，并着手计划他们将来分别从哪些港口进行撤离。同时，他和一些记者朋友还向大使保证，有一家法国医院已经同意接收那些由于伤势过重而无法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故土的美国伤员。“海明威和这些记者愿意肩负起组织伤员在港口集合的任务。”鲍尔斯在向华盛顿报告时说道。大使表面上对该计划表现出的开明态度滋长了海明威对自己权力的妄想。“我们为什么他妈的要让自己人被法西斯困在这里？”在巴塞罗那的美琪大酒店，他在一群美国记者和医疗志愿者面前滔滔不绝地说道，“如果必须有人要站出来的话，我愿意找一艘美国军舰，把每一名美国公民都从这里撤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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