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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与宦官作对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传言可信的话，纳尔塞斯被免职一事不只是阐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现状，还给威尼斯——事实上给整个意大利——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这位老人曾无可挑剔地侍奉他的皇帝。尽管他已是可以期待舒适退休生活的高龄，纳尔塞斯仍然北上南下，转战全意大利，在一场接一场危急的战役中浴血奋战。即便公元553年他在维苏威火山山麓地带最终击败东哥特人之后，纳尔塞斯依然未竟全功。他立即开始从事整顿与重建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被免职的打击在他八十七岁高龄时降临。在他被撤职之后，奇耻大辱接踵而至，因为纳尔塞斯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索菲亚皇后便送给他一根金纺线杆，邀请他前往她侍女们所住的套房，并在那儿纺线。“我要将她像转纺线杆似的搅成一团糟，”据说纳尔塞斯这样咕哝道，“让她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找到麻烦的尽头。”他立即派出信使，满载地中海的各种水果，去谒见在现今匈牙利境内的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邀请他领军南下，前来这片出产丰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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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博因接受了这个邀请，公元568年，伦巴第人掀起了蛮族人最后一次，也是历时最久的对意大利的入侵。长长的难民队伍再一次从各大陆城市动身前往潟湖的聚居地，然而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到来的难民不再是受惊的个别男女，不再保持着一种自我放逐的状态来等待较好的返回时期。这些人受够了随每一次新降下的人祸而愈发恶化的屠杀、抢掠与肆无忌惮的破坏。现在他们成群地到达威尼斯，往往一整个聚落一起行动。他们的主教作为领导者随行携带着圣物，人们准备等新家园中的教堂建成后，将它们安置在里面。这代表着对他们过去生活的一种象征性延续，是一种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有形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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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历史上，在此后伦巴第势力遍布意大利的七十年中，关于这些新移民的故事与传说相当丰富。举例来说，《阿尔蒂诺纪事》就记载了某城市的主教保罗如何听到天堂传来的声音命令他爬上附近的高塔顶端观星；同时天上的星辰如何指引主教看见——很可能是通过它们在水面反射的光形成的小径——必须带领他辖区所有教众前往的岛屿。他们在托尔切洛岛安顿下来，这座岛即是以主教曾经攀爬的那座“小塔”命名的。与此故事相似，在主教的带领下，即便并不总是有神圣的指引，阿奎莱亚人——阿奎莱亚这座城市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是第三次变为废墟了——设法到达了格拉多，康科迪亚的居民到达了考尔莱，那些来自帕多瓦的人去了马拉莫科。最后，在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当政的公元639年，伦巴第人占领了奥德尔佐，那里的居民与希腊人的地方行政班底一同逃亡到位于皮亚韦河河口尚存村落的奇塔诺瓦。奥德尔佐是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省在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自其陷落之后，除了在伊斯特里亚半岛的孤立一隅，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行省被缩减成潟湖上的一些聚居点。奇塔诺瓦是它的地方首府，如今为了纪念皇帝而更名为赫拉克利亚（Heraclea）。但在人们眼里，托尔切洛至少具有与赫拉克利亚平起平坐的重要性，同样在639年，此地由皇帝希拉克略资助修建了一座纪念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大教堂。文献记载教堂的地基如今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辨认出相关拜占庭官员的名字：拉文纳总督伊萨克，以及他的大元帅莫里斯。而这座教堂本身如今以圣母升天圣殿[5]的名字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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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共和国之后的历史来说，从伦巴第统治之下逃离的人群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早的，是从阿奎莱亚前往格拉多的那一批。阿奎莱亚的主教教区传说是由圣马可本人建立的，因此它的大主教——不久之后得到了宗主教的头衔——在潟湖地区堪称至尊，拥有意大利的教会等级结构中仅次于罗马教宗的地位。然而在我们所讲述的年代，这份尊荣更近于理论层面而非实际，因为当时的大主教保利努斯尽管带领他的教众远离了异端（伦巴第人全都成了阿里乌斯派信徒），但几乎在同时，他又陷入了教派分裂的境地。令他与罗马决裂的历史和神学上的原因，历史上称为“三章分裂案”，不过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在此特别纠结的内容。对我们的讲述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件事造成的既成事实。从与教会相关的角度来说，威尼斯是伴随着教会的分裂诞生的。尽管格拉多大主教于公元608年回到罗马的阵营，教会分裂仍然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老阿奎莱亚，格拉多大主教成了宗主教的对手，双方坚持谴责另一人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并互相你来我往地叫嚣要将对方逐出教会。最终这场争端尘埃落定，但是过去的团结一去不复返。阿奎莱亚和格拉多各自继续作为独立的教区存在着，前者的权威覆盖旧大陆行省领地，后者的势力覆盖了伊斯特里亚和潟湖地区。它们的互相提防从政治上和宗教上危害了威尼斯与大陆接下来几个世代的关系。不过那把圣马可曾端坐其上的古老主教宝座，虽然一度被格拉多宗主教所占据，但如今保利努斯和他的追随者到达后，却在他们新建的大教堂内被重新树立起来。这座教堂如今依然矗立。令人惊讶的是，这座教堂并不是被奉献给圣马可这位福音书的撰写者，而是被献给圣尤菲米亚的，她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阿奎莱亚本地贞女的领袖，在他启程后不久便在这座城市内殉道。至于圣马可与威尼斯之间的联系，则要等到他的遗骸在二百五十年以后被人从亚历山大港带回之后才被完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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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接纳了如此多的永久住民拥入，威尼斯开始迅速地发展，但它在各种意义上都还不能算是一座城市。除了纳尔塞斯建造的两座教堂，以及包含了如今我们所知的威尼斯的里亚尔托群岛以外，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大部分区域仍然荒无人烟。在这个阶段，未来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岛屿聚落之间松散的联盟，这些聚居点散布在极其广阔的区域，除非它们的拜占庭统治者强行要求，否则彼此之间也没有达到有效统一的状态。甚至这个联盟被它的居民们始终如一地使用着的拉丁语名字，Venetiae[6]，都是复数形式。它仍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赫拉克利亚是拜占庭的总督办公的所在地，格拉多则是宗主教的所在，这两个地方的规模都无异于一个大村镇。不过托尔切洛比它们都更繁荣，它被公认拥有作为商业中心的优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邻居们对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个别的聚居点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压力和重担或许在所难免，六世纪时曾经给卡西奥多鲁斯印象深刻的纯真无邪，似乎在七世纪的威尼斯人那儿存留得所剩无几了。根基稳固的保民官与新来的主教们往往倾向于质疑对方的权威，相邻聚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容易导致公开斗殴，而拜占庭官方对此却无力控制。帝国势力在赫拉克利亚的存在阻碍了威尼斯人自行产生一位可以带来他们所需的凝聚力的领袖，倘若不是公元726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经历了最终使其垮台的危机，没人知道这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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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开始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下令在他统治的疆域内破坏所有圣像。他的法令造成了直接且惨痛的影响。各地居民在愤怒中揭竿而起，诸多修道院更感到义愤填膺。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圣像崇拜到达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在当地人施洗礼时，圣像经常会充当他们的教父与教母。因此针对这些地方的“净化行动”就不可避免，而利奥三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是在情况相对较为温和的西部省份，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应受到如此对待，于是他们愤怒地拒绝了皇帝的新法令。帝国的意大利省份受到教宗格列高利二世狂热的鼓动，转而反抗它们的主人。拉文纳总督保罗被暗杀，地方官员纷纷逃散。在整个地区范围内，从当地被招募的叛乱军队自行选出指挥官并宣告独立。在潟湖的众多聚落中，人们选择了来自赫拉克利亚，曾经担任过地方行政机关首脑的乌尔苏斯（Ursus）或称奥尔索（Orso），并授予此人执政官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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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的一步发展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几乎在同时，在其他很多叛乱的城镇发生着相同的事。使威尼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是，奥尔索的任命日后成了一个延续千年颠扑不破的传统，他的头衔Dux被粗糙的威尼斯方言转化为Doge，在共和国灭亡前，被他之后的117位继任者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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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早期历史来说，最令人恼火的一个方面是事实与传说一次次地背道而驰。这是读者业已深知的一个倾向；若有人恰有机会阅读这类题材的英文作品，他就会了解到前文所描述的执政官制度，从前并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如果相信了威尼斯是从自由中诞生的说法，你就无法同时接受一个反抗外国压迫者的叛乱理论。在被权威认可的版本中，公元697年，格拉多宗主教在赫拉克利亚召开了一个代表潟湖地区所有居民的全体大会。宗主教指出他们的内部争斗已经将这个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并提议威尼斯人应当从十二个保民官之中选出一个统治者。在与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后不久，他们选择了一位叫保卢齐奥·阿纳法斯托的人来担任首任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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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故事而言，它听上去倒像是可能真实发生的事。目前所知最早威尼斯史的假定作者，学者执事约翰认为，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被追溯到十一世纪初，因为它如此古老，使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的确确，在每一份执政官名单中，这位保卢齐奥的姓名都位列榜首。我们甚至可以给他想象出一幅肖像画，以这幅画为开端，列位执政官的画像在执政官宫著名的大议会厅墙上排成长长的一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人物并不存在，至少他没有做过执政官，甚至都不是威尼斯人。当然威尼斯也没有同伦巴第的利乌特普兰德签订过任何协议。我们从原始资料中所知的全部信息，就只有一位名叫保利修斯的执政官员和他的大元帅马尔切卢斯两人负责确定赫拉克利亚附近的威尼斯边界线，而这条界线，后来也被伦巴第人所接受。我们知道，在这时期威尼斯是拜占庭的一个省份，因此从中唯一一个可以明确得出的合理推论就是，这位神秘的保利修斯不是别人，正是拉文纳总督保罗。他于公元723年就任，直到公元727年被叛乱者谋杀——执事约翰偶然提及，他认为保卢齐奥正死于那一年。身为帝国的总督，界定边界一事对保罗来说责无旁贷，作为一方军事大员的马尔切卢斯亦是如此。这位马尔切卢斯，同之前发生的情况相似，一厢情愿的猜想再次获得胜利，他最后以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的身份青史留名。威尼斯的史学家们，正像建造这座城市的建筑师们，在不稳固的流沙上打下了他们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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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 初显（公元727—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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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丕平率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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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队看起来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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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河河口的整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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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佩莱斯特里纳的大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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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他在马拉莫科建起座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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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吹被浪打东歪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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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里亚尔托的军队掉进深深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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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全都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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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奥斯托，《疯狂的奥兰多》，第33节 （芭芭拉·雷诺兹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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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管辖的意大利地区反抗他们希腊主人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太久。作为道德领袖的教宗格列高利，并不希望伦巴第异教徒的势力坐大。而且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偶像法令的条款不会，也不可能在帝国的西边当真强制推行。当人们冷静下来，不再怒火中烧后，他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共识：既然这个新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在个别城市保留下来，那么还是让它继续存在，不过最好还是与拜占庭帝国保留着名义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在几年之内，因起义而产生的执政官奥尔索被拜占庭方面授予执政官（Hypatos）的帝国头衔时，就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了。这个奥尔索引以为豪的执政官头衔，与他已经拥有的那个之间的区别，在于获得这个帝国头衔后，他的后代们都可以使用伊帕托（Ipato）这个从此头衔演化而来的姓氏。不论在政治层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在制度和情感上的纽带显然仍牢不可破。奥尔索不过是众多以拜占庭授予的尊称为傲的执政官中最早的一位。像“patricius”、“proedrus”和“spatharius”这样响亮的贵族称号常常出现，甚至有人怀疑它们在十世纪或更晚一些的时期被滥加使用。不久执政官的衣着就以帝国总督的，甚至皇帝的服饰作为样板，执政官的仪式亦刻意反映皇家惯例。在圣马可大教堂举办的周日礼拜仿效的是当时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希腊礼拜仪式。不少拜占庭少女和她们的威尼斯新郎们扬帆向西前往威尼斯，而许多威尼斯人选择将儿子送往东方，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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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政治的层面上，帝国对威尼斯的控制减弱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希腊人不会眼睁睁放弃，看着这样的事发生而不做任何补救，但显而易见的是，拜占庭帝国在北意大利的势力在逐步衰微。公元742年，奥尔索的儿子特奥达托——他有时更愿意被人用狄乌迪弟[7]这个有些卖弄学问意味的名字称呼——在短暂的过渡期后被选为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与此同时，特奥达托将政府所在地从帝国色彩更浓的赫拉克利亚搬到了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心，也更倾向于共和政体的马拉莫科[8]，这样一来，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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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最终在公元751年被攻下，因此那块未被外来势力染指的空白地带——潟湖地区——就更显而易见，伦巴第人或许曾有过进军威尼斯、彻底填补这块空白的雄心壮志。但幸运的是，利乌特普兰德的继承人埃斯图尔夫国王心中有着更急迫的问题。就在同一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矮子丕平——铁锤查理的儿子——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国王，攫取了法兰克王国的宝座。旋即应教宗司提反三世之邀，丕平率军在极短时间内接连两次进入意大利，重创了伦巴第军队。自此之后，尽管丕平征服而来的大片领土被他赠予教宗司提反，从而打下日后教宗国与教宗世俗权力的基础，法兰克人仍然成了北意大利的控制者。然而威尼斯再一次幸免于战争，潟湖地区并不在被重新分配的土地之列，而法兰克人亦不急于将他们的势力向亚得里亚海周边扩展。直到六十年后总督制崩溃，威尼斯人才终于不得不组建起军事力量，保卫他们年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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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八世纪的后五十年对威尼斯人来说，要比前五十年来得更和平。威尼斯或许已经找到了适合它的政府组织形式，但它的内部还并没有达到稳定与团结。村落与村落之间，甚至单一聚落之内都常有争执，爆发的导火索离他们并不遥远，人们往往因为家族世仇或者派系争斗而怒火中烧。特奥达托被他的继任者刺瞎废黜后，同他父亲一样死于非命，而对他施以暴行的这位继任者仅仅数年之后亦遭受了相似的命运。第四任执政官任职的时间稍长一些，但八年之后，他因为引起两位保民官的不满而被铲除了。保民官这个职位在此时每年进行选举，为的就是防止执政官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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