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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接纳了如此多的永久住民拥入，威尼斯开始迅速地发展，但它在各种意义上都还不能算是一座城市。除了纳尔塞斯建造的两座教堂，以及包含了如今我们所知的威尼斯的里亚尔托群岛以外，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大部分区域仍然荒无人烟。在这个阶段，未来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岛屿聚落之间松散的联盟，这些聚居点散布在极其广阔的区域，除非它们的拜占庭统治者强行要求，否则彼此之间也没有达到有效统一的状态。甚至这个联盟被它的居民们始终如一地使用着的拉丁语名字，Venetiae[6]，都是复数形式。它仍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赫拉克利亚是拜占庭的总督办公的所在地，格拉多则是宗主教的所在，这两个地方的规模都无异于一个大村镇。不过托尔切洛比它们都更繁荣，它被公认拥有作为商业中心的优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邻居们对它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个别的聚居点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压力和重担或许在所难免，六世纪时曾经给卡西奥多鲁斯印象深刻的纯真无邪，似乎在七世纪的威尼斯人那儿存留得所剩无几了。根基稳固的保民官与新来的主教们往往倾向于质疑对方的权威，相邻聚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容易导致公开斗殴，而拜占庭官方对此却无力控制。帝国势力在赫拉克利亚的存在阻碍了威尼斯人自行产生一位可以带来他们所需的凝聚力的领袖，倘若不是公元726年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经历了最终使其垮台的危机，没人知道这难尽如人意的情况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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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开始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下令在他统治的疆域内破坏所有圣像。他的法令造成了直接且惨痛的影响。各地居民在愤怒中揭竿而起，诸多修道院更感到义愤填膺。在帝国的东部省份，圣像崇拜到达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在当地人施洗礼时，圣像经常会充当他们的教父与教母。因此针对这些地方的“净化行动”就不可避免，而利奥三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是在情况相对较为温和的西部省份，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应受到如此对待，于是他们愤怒地拒绝了皇帝的新法令。帝国的意大利省份受到教宗格列高利二世狂热的鼓动，转而反抗它们的主人。拉文纳总督保罗被暗杀，地方官员纷纷逃散。在整个地区范围内，从当地被招募的叛乱军队自行选出指挥官并宣告独立。在潟湖的众多聚落中，人们选择了来自赫拉克利亚，曾经担任过地方行政机关首脑的乌尔苏斯（Ursus）或称奥尔索（Orso），并授予此人执政官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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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的一步发展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几乎在同时，在其他很多叛乱的城镇发生着相同的事。使威尼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是，奥尔索的任命日后成了一个延续千年颠扑不破的传统，他的头衔Dux被粗糙的威尼斯方言转化为Doge，在共和国灭亡前，被他之后的117位继任者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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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早期历史来说，最令人恼火的一个方面是事实与传说一次次地背道而驰。这是读者业已深知的一个倾向；若有人恰有机会阅读这类题材的英文作品，他就会了解到前文所描述的执政官制度，从前并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如果相信了威尼斯是从自由中诞生的说法，你就无法同时接受一个反抗外国压迫者的叛乱理论。在被权威认可的版本中，公元697年，格拉多宗主教在赫拉克利亚召开了一个代表潟湖地区所有居民的全体大会。宗主教指出他们的内部争斗已经将这个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并提议威尼斯人应当从十二个保民官之中选出一个统治者。在与伦巴第国王利乌特普兰德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后不久，他们选择了一位叫保卢齐奥·阿纳法斯托的人来担任首任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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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故事而言，它听上去倒像是可能真实发生的事。目前所知最早威尼斯史的假定作者，学者执事约翰认为，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被追溯到十一世纪初，因为它如此古老，使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的确确，在每一份执政官名单中，这位保卢齐奥的姓名都位列榜首。我们甚至可以给他想象出一幅肖像画，以这幅画为开端，列位执政官的画像在执政官宫著名的大议会厅墙上排成长长的一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人物并不存在，至少他没有做过执政官，甚至都不是威尼斯人。当然威尼斯也没有同伦巴第的利乌特普兰德签订过任何协议。我们从原始资料中所知的全部信息，就只有一位名叫保利修斯的执政官员和他的大元帅马尔切卢斯两人负责确定赫拉克利亚附近的威尼斯边界线，而这条界线，后来也被伦巴第人所接受。我们知道，在这时期威尼斯是拜占庭的一个省份，因此从中唯一一个可以明确得出的合理推论就是，这位神秘的保利修斯不是别人，正是拉文纳总督保罗。他于公元723年就任，直到公元727年被叛乱者谋杀——执事约翰偶然提及，他认为保卢齐奥正死于那一年。身为帝国的总督，界定边界一事对保罗来说责无旁贷，作为一方军事大员的马尔切卢斯亦是如此。这位马尔切卢斯，同之前发生的情况相似，一厢情愿的猜想再次获得胜利，他最后以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的身份青史留名。威尼斯的史学家们，正像建造这座城市的建筑师们，在不稳固的流沙上打下了他们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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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 初显（公元727—8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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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子丕平率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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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队看起来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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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河河口的整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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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佩莱斯特里纳的大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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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他在马拉莫科建起座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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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吹被浪打东歪西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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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里亚尔托的军队掉进深深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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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全都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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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奥斯托，《疯狂的奥兰多》，第33节 （芭芭拉·雷诺兹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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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管辖的意大利地区反抗他们希腊主人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太久。作为道德领袖的教宗格列高利，并不希望伦巴第异教徒的势力坐大。而且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偶像法令的条款不会，也不可能在帝国的西边当真强制推行。当人们冷静下来，不再怒火中烧后，他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共识：既然这个新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在个别城市保留下来，那么还是让它继续存在，不过最好还是与拜占庭帝国保留着名义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在几年之内，因起义而产生的执政官奥尔索被拜占庭方面授予执政官（Hypatos）的帝国头衔时，就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了。这个奥尔索引以为豪的执政官头衔，与他已经拥有的那个之间的区别，在于获得这个帝国头衔后，他的后代们都可以使用伊帕托（Ipato）这个从此头衔演化而来的姓氏。不论在政治层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在制度和情感上的纽带显然仍牢不可破。奥尔索不过是众多以拜占庭授予的尊称为傲的执政官中最早的一位。像“patricius”、“proedrus”和“spatharius”这样响亮的贵族称号常常出现，甚至有人怀疑它们在十世纪或更晚一些的时期被滥加使用。不久执政官的衣着就以帝国总督的，甚至皇帝的服饰作为样板，执政官的仪式亦刻意反映皇家惯例。在圣马可大教堂举办的周日礼拜仿效的是当时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希腊礼拜仪式。不少拜占庭少女和她们的威尼斯新郎们扬帆向西前往威尼斯，而许多威尼斯人选择将儿子送往东方，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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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政治的层面上，帝国对威尼斯的控制减弱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希腊人不会眼睁睁放弃，看着这样的事发生而不做任何补救，但显而易见的是，拜占庭帝国在北意大利的势力在逐步衰微。公元742年，奥尔索的儿子特奥达托——他有时更愿意被人用狄乌迪弟[7]这个有些卖弄学问意味的名字称呼——在短暂的过渡期后被选为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与此同时，特奥达托将政府所在地从帝国色彩更浓的赫拉克利亚搬到了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心，也更倾向于共和政体的马拉莫科[8]，这样一来，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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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最终在公元751年被攻下，因此那块未被外来势力染指的空白地带——潟湖地区——就更显而易见，伦巴第人或许曾有过进军威尼斯、彻底填补这块空白的雄心壮志。但幸运的是，利乌特普兰德的继承人埃斯图尔夫国王心中有着更急迫的问题。就在同一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矮子丕平——铁锤查理的儿子——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国王，攫取了法兰克王国的宝座。旋即应教宗司提反三世之邀，丕平率军在极短时间内接连两次进入意大利，重创了伦巴第军队。自此之后，尽管丕平征服而来的大片领土被他赠予教宗司提反，从而打下日后教宗国与教宗世俗权力的基础，法兰克人仍然成了北意大利的控制者。然而威尼斯再一次幸免于战争，潟湖地区并不在被重新分配的土地之列，而法兰克人亦不急于将他们的势力向亚得里亚海周边扩展。直到六十年后总督制崩溃，威尼斯人才终于不得不组建起军事力量，保卫他们年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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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八世纪的后五十年对威尼斯人来说，要比前五十年来得更和平。威尼斯或许已经找到了适合它的政府组织形式，但它的内部还并没有达到稳定与团结。村落与村落之间，甚至单一聚落之内都常有争执，爆发的导火索离他们并不遥远，人们往往因为家族世仇或者派系争斗而怒火中烧。特奥达托被他的继任者刺瞎废黜后，同他父亲一样死于非命，而对他施以暴行的这位继任者仅仅数年之后亦遭受了相似的命运。第四任执政官任职的时间稍长一些，但八年之后，他因为引起两位保民官的不满而被铲除了。保民官这个职位在此时每年进行选举，为的就是防止执政官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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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4年，在毛里齐奥·加尔巴约当选后，执政官在位短暂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他是一位出身良好的赫拉克利亚人，声称自己是古罗马皇帝加尔巴[9]的后裔，毛里齐奥的当选代表着前拜占庭时代古老传统的回归。他的敌人们，忠诚的共和政体拥护者和那些认为与崛起的法兰克王国建立紧密联系对威尼斯的繁荣最为有利的人，认定他是个反动的保守分子。到了公元778年，这些人对毛里齐奥的猜疑在这位执政官让他的儿子乔瓦尼和他进行共治执政时得到了确认。对尚在萌芽期的共和政体而言，这前所未有的一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特奥达托·伊帕托确实亦是子继父职，但他并非直接继任，而且无论如何，他的就职是被大众选举所认可的。而另一方面，乔瓦尼的荣升意味着他可以在父亲去世后自动取得执政官实权而不必通过他的臣民们的同意，甚至都不需询问他们的意见。老执政官为此费尽心力去请求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许可，但这对共和国居民来说也没起到多大的安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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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个坏兆头。令人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毛里齐奥成功达成了他的目的，他的儿子乔瓦尼亦故技重施，于公元796年被准许让他的儿子与他共治，从而将威尼斯朝着世袭君主制的道路更推进一步。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威尼斯人厌倦了血腥的屠戮，转而寻求一个统治者能够平静地更迭、对日常生活和贸易扰乱最小的制度。这实在是无甚新奇，政权承继的顺畅度一直都是支持世袭的一方最有说服力的论点，而且在世上很多国家的实践中被充分证明。但这不意味着它适用于威尼斯，随后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表现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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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巴约家族的第一位执政官，无论保守反动与否，还是做了很多当得起人民信赖的事。在其十一年的任期中，他优秀且有力地领导着人民。当威尼斯日渐繁荣，人口也逐日增多之际，人们慢慢扩散到潟湖中被早期居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忽略的岛屿上。特别是位于潟湖沙堤外围和大陆海岸正中间，从纳尔塞斯的时代起，就几乎处在荒废的状态的里亚尔托诸岛。这个地方的土地与其说是沙滩地，不如说更像一片泥泞，它们的周围环绕着浅滩，因而难以靠近，而且因为地势低洼，在亚得里亚海涨潮（这个现象被称作acqua alta）之际，就很容易受洪涝之苦。在此之前，这些岛屿从未被认为具有可集中殖民的吸引力。但是它们处于优越的中心地理位置，对那些厌恶旧的居住地内无穷无尽争执的人们来说，这些岛屿提供了享受和平的机会与崭新的开始。因此，在八世纪的时候，建设这块地方突然开始变成一件郑重其事的工作。一开始建设的重心集中在东部的奥利沃洛岛，相传当年特洛伊人在特洛伊城毁灭之后逃难西来，在岛上建造了一座要塞，因此之后这个地区就以卡斯特洛（城堡区）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公元775年，执政官毛里齐奥在这成立了一个新的主教辖区，并将一座以圣巴克斯与圣塞尔吉乌斯命名的小教堂改造为奉献给圣彼得的主教座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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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老执政官去世，他的儿子小乔瓦尼就像先前预料的那样，将所有的权柄收入掌中。然而可惜，这个乔瓦尼·加尔巴约没继承到多少他父亲的天分，他被证明并没有应对意大利其他地区正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局的能力。在那些地方，法兰克人正在飞速巩固他们的地位，并展现出对共和国的独立日渐增长的威胁。矮子丕平死了，他的王位传给了儿子查理，即查理大帝。这位新国王将在此之前十五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意大利。在这段时间内，他对威尼斯人怀有由衷的厌恶之情，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暴利，这位法兰克国王还一度向教宗呼吁要采取主动措施来对付威尼斯人。对教宗本人来说，自从矮子丕平打败伦巴第人之后，他便将自己视作意大利半岛上一块面积相当可观土地的主人，但在事实上，他却完全依靠法兰克王国来占据和保卫这片土地。教宗的亲法兰克政策自然而然地受到大多数拉丁教士的支持，因此在威尼斯长期存在着两个传统的宗教派系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第三股力量。威尼斯旧有的两个派系，尽管有过度简化之嫌，可以被划分描述为赫拉克利亚的亲拜占庭派，和另一个共和制下的马拉莫科派，而第三派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教士力量，他们选择站在法兰克的盟友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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