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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0年，丕平从拉文纳开始他的远征，这场行动准备得仓促且并不充分。他发现威尼斯人已经准备好应付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潟湖的人民在最终面对共同的危机时忘记了他们内部的分歧。他们根本不理睬三位执政官的解释和抗议，这三兄弟是叛徒，不过处置他们是之后的事。人们将保卫共和国的任务托付给里亚尔托的老居民中一位名叫阿涅洛·帕契帕索[11]的人，他们封锁了海峡，移走了所有的浮标和标记，并准备好用他们手中所有的一切来直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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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进入威尼斯境内的那一刻他的军队就遭遇了猛烈的抵抗，丕平仍然轻松地控制了潟湖南端的基奥贾和佩莱斯特里纳。但在将佩莱斯特里纳岛与马拉莫科（利多这个名字如今更广为人知）分开的马拉莫科海峡，他被阻断了去路。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录。这份记录出自他在十世纪中期写给儿子的一篇论文，论文以治理帝国为题材，其中的描述使我们身临其境。这或许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可信的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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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眼看着意大利国王丕平带着军队过来攻打他们，并试图用船将他的骑兵队运送到马拉莫科岛……于是他们用突出的木桩所组成的堡垒封锁了水路。这样丕平的军队就束手无策，由于他们不能渡海去其他地方，只能在对岸的大陆上安营扎寨长达六个月，然后与威尼斯人日日作战。而当丕平君臣暴露在海岸上的时候，威尼斯人登上甲板，在他们固定下的木桩后面占据了隐蔽位置。他们使用弓箭和其他投射武器，阻止法兰克人渡过海到达岛屿。于是丕平向威尼斯人呼吁道：“因为你们的土地属于我的国土，你们的人民受我统治，所以你们要听命于我，受我的意志支配。”然而威尼斯人如此答复：“我们可以做罗马皇帝[12]的臣仆，但绝不会臣服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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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路线上，丕平的军队继续挺进。格拉多陷落了，它的老对头们，像是赫拉克利亚（或者说它剩余下来的部分）和耶索洛也遭到同样命运。不过马拉莫科的妇孺全数撤离到了里亚尔托，当地人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某天，城中传言丕平决定采取断粮战术让他们挨饿屈服，于是人们以向法兰克军队投射大量面包的方式告诉丕平他完全是在枉费心机。与此同时，时节由春转夏，热病横行的利多海岸开始让入侵者付出代价。一支庞大的拜占庭舰队即将起航解威尼斯之围的流言也在四处传播。于是意大利的丕平知道他失败了，下令撤退。丕平本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了他的决定，在决定下达后的几周，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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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批评威尼斯人夸大他们胜利重要性的言论相当流行。确实，当凝视着执政官宫投票厅内两幅由维琴蒂诺执笔的纪念这场胜利的巨大画作时，谁都无法说画作主题的重要性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事实上，直到威尼斯人为了摆脱意大利的丕平，答应上缴年贡，他才率军离开威尼斯。而这份年贡，准确地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另外，即便丕平本人确实在他最重要的目标上失败了，他仍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整个潟湖地区乃至更远，不过法兰克人并未能控制那些被征服的城镇太久。而无论如何，公元810年的重要性要远胜过任何个别的政治与军事事件。如今潟湖的人民比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要坚持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权利，在这年，他们第一次为它而战，并且证实了这点。通过这样做，威尼斯人同时还证明了另外一些东西：无论早先彼此之间有多少竞争和猜忌，当面临真正的危机时，他们能够视自己为威尼斯人，而非马拉莫科、基奥贾、耶索洛或佩莱斯特里纳的人民。丕平进军对阵的是一批争执不休的聚落，而打败他的是一群团结一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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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需要寻找一些代表他们和解的可见迹象时，人们将眼光投向了从未被卷入周边纷争的里亚尔托及其群岛。与它的邻居们形成对比的是，里亚尔托成为其他城市市民的避难所，并收容了一些更不幸的居民，就像威尼斯居民在三四个世纪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从不断进逼的入侵者铁蹄下逃难而来。至于马拉莫科，尽管它以一个聚落的方式英勇地保卫了自己，但却与地方首府的地位失之交臂。马拉莫科的最后一批执政官们，安泰诺里家族的“兄弟三重奏”，造成了一场灾祸。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联邦首府必须拥有政治上的中立。再者，丕平让威尼斯人明白马拉莫科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成功阻挡了敌人一次，但下次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它所在的潟湖外围海滨，那沿着利多海岸线将其与广阔开放的亚得里亚海隔开的细长沙堤，如今被事实证明它们并不比大陆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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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里亚尔托群岛，包括里亚尔托本岛与多尔索杜罗、史宾纳隆加（如今的朱代卡岛）、卢普里奥（奥里奥圣贾科莫教堂的周边地区）和奥利沃洛（如今的卡斯特洛），并没有上述任何一项马拉莫科的缺点。它们表现得愈来愈像一个在苦难和仇恨之海中温和、宽容、充满善意的避风港。群岛位于潟湖的正中心，对于那些不熟悉环绕着它们的沙洲与浅滩的人来说，这些岛屿几乎是无法靠近的，因此它们就处在一个对抗袭击者的最佳位置。自从格拉多陷落以后，里亚尔托就拥有共和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级别的宗教中心——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由于曾是各个不同派别政治观点的支持者或避难者，因此总体上说，里亚尔托的居民们是不偏不倚的。当时击退了丕平军队的英雄阿涅洛·帕契帕索也是个里亚尔托人。因为上述种种，威尼斯的首府终于迁去了里亚尔托。原来的三位执政官被流放了。尽管他们改换了立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自己邀请来的侵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威和名誉做最后一搏，但这个策略毫无价值，没有一个人上当受骗。在他们的职位上，威尼斯人选举阿涅洛为唯一可能的就职人选，阿涅洛在坎皮耶洛·德拉·卡森（靠近圣坎恰诺）的朴素住宅成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威尼斯范围内第一座执政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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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威尼斯省依然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但现在它已经完全自治，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因而对能够维持目前名义上统治的状态表示满意。现在对威尼斯来说，重要的是从西方的帝国那儿获得对威尼斯自治权的承认。意大利的丕平撤退后的一或两个月内，一名拜占庭使节在他前往位于亚琛的法兰克人朝廷途中抵达了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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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人一度震惊于这样一个想法，他们发现自己对查理的存在其实并不如预想中深恶痛绝。或许是他们在潜意识中明白对于这个崭新的、正在兴起的欧洲而言，一个皇帝已经远远不够了。君士坦丁堡或许是罗马法律、文化和帝国传统在理论上的保存地，但在精神上它如今是全然希腊式的。罗马，虽然在蛮族铁蹄下支离破碎，并在近无政府状态下被削弱长达几个世纪，但它始终还是拉丁文化的焦点。因此应当由亚琛，而非拜占庭，来重建西方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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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查理大帝此时年轻三十岁，他或许不太会准备接受拜占庭的提议，但他已经老了，疲惫不堪，开始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将自己的帝国分割给还活着的诸继承人而非开疆拓土之上。而且他始终坚持他的皇帝加冕完全出乎他意料，加冕为皇帝无疑使他犯了难，而且从此他就得十分小心，绝不建议任何针对东罗马帝国的挑衅性计划。而拜占庭承认了他的皇帝头衔，查理便别无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查理所希望的莫过于同另一位皇帝，东罗马帝国的尼基弗鲁斯一世建立友好的关系，为达成这一目的，放弃他对威尼斯牵强的所有权声明不过是很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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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之间的协议签订于公元811年的春天，尽管由于查理和尼基弗鲁斯的死，这份协议直到三年后才宣告生效，但它还是以一个可观的价码给予了双方各自想要的。法兰克人获得了对他们帝国地位的承认，对拜占庭人来说，查理大帝放弃了他在威尼斯省全部的所有权，意味着拜占庭人不仅可以在那儿继续行使他们的宗主权，同时还保证了亚得里亚海上最强的海军力量不会被动员起来对付他们。然而这两者任何一方的收获都伴随着另一方相应的让步，只有威尼斯获得了十足十的利益。从此威尼斯可以享受所有的有利条件，一部分是政治性的，而最重要的是文化和商业性的，它身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省份，本身的独立性却完全没有被削弱。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执政官在法律上仍然作为帝国官员，承载着拜占庭的尊荣称号，偶尔获得它的金钱。但他们依然是威尼斯人，并由威尼斯居民选举出任，东罗马帝国再也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对历史强行比较这件事，如果做得过火的话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处理在时间和精神上都相似甚少的几种制度。但当我们考虑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就像欣赏接下来两个世纪中某种和我们今日称为联邦状态类似的东西那样，或许我们倒不会错得太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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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还获得了其他好处。所谓的《尼基弗鲁斯和约》将威尼斯与意大利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就恰好使威尼斯得以逃离不久之后改变了整个亚平宁半岛以及大部分西欧地区面貌的众多政治剧变。多亏了它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使得威尼斯可以完全不接触封建制度，之后成为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统治准则的“公共政府”，以及教宗党与皇帝党之间仿佛永无休止的间歇性战争。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持续的时间就像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那样长。因此，说起来有些自相矛盾，通过对东罗马帝国的高度顺从，威尼斯获得了它的独立，并保证了它未来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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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 城市的兴起（公元81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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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这个软弱的门徒，他曾手扶着犁向后看，曾被基督最重要的使徒因此评判为不宜带上他一起去工作，当亚洲的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之际，若那预知的灵进入他心中，让他看到在未来的时代，他因那狮子的象征而在众人之中成为表率，他会产生多么奇妙的想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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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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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平重归潟湖，执政官阿涅洛开始有余裕去关注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每一部分都像他刚克服的难题一样充满挑战。里亚尔托列岛地势低平，土地泥泞，常常遭水浸之苦，既没有足够的空间亦没有足够的坚实度来容纳新拥入的定居者。假如要将这些岛屿建成一个能够与不断成长的共和国相匹配的首都，人们就得加固它们，排干积水，以及只要可行，无论采取怎样原始简陋的土地开拓方法，都要扩大土地面积。人们还要保护岛屿不受大海的侵袭，而列岛外围的海堤利多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防护屏障。为了承担起这些任务，阿涅洛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尼科洛·阿尔迪索尼奥负责巩固海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工加固；洛伦佐·阿利帕托被任命开凿运河、加固岛屿和准备建筑选址；而城市建筑物本身，则由执政官的近亲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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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绝大部分仍然是朴素的二层楼结构，为了使建筑物沉陷最小化，它们都建造得十分轻巧，并用稻草覆盖房顶。像如今的威尼斯房屋一样，此时的建筑已经倾向于开两扇前门：一扇供陆上出入，通常还配有一小块用来种植蔬菜的园地；而另一扇门则正对水路。木头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建材，它轻巧，易于运输，价格便宜，而且多亏有潟湖周边的松林，威尼斯的木材供应十分充足。而砖块这一日后威尼斯建筑的典型材料，因为潟湖的泥土过于软且稀薄，难以烧制出合适的产品，此时仍然鲜为人知。要建造那些更重要的，使用木材恐有不够耐久或不够引人注目之虞的建筑，石头是建材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出产自伊斯特里亚半岛的坚硬雪白的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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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石头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尤其是重量。要建造一个足够坚固、能够担负起石头建筑重量的地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淤泥中敲入上千根木桩。木桩排列得极其密实，一个紧挨着另一个，这样它们被锯断的顶端就可以形成一个差不多合为一体的坚固表面。这是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但非常有效，如今许多威尼斯房屋依旧矗立在近一千年前埋下的木桩之上，而且这项技术被很好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13]不过在九世纪，该技术还处在它发展的初期，因此城内除了教堂外，只有很少几座石头建筑，其中就有阿涅洛执政官为自己和继任者们建造的雄伟宫殿，它紧紧挨着纪念圣狄奥多尔的古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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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建造的第一座执政官官邸如今已是片瓦不存了。尽管它与现存的执政官宫坐落在同一位置，但它的外观应当有很大的不同。它拥有大量城垛，配有角楼和活动吊桥，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共和国的历史上，威尼斯的形象亦是这样一番面貌。从建筑的角度上说，这座执政官宫并不能与在它后方东边位置上同时兴建的华丽大厦相比。那座建筑是圣匝加利亚女修道院的所在地，亦是一间用于接收施洗者约翰之父的圣遗物的教堂。这件宝物作为一个展示友谊和祝福的象征，由拜占庭皇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赠给威尼斯。利奥五世甚至承担了修建这座教堂的所有建设费用，还可以确定的是，他从君士坦丁堡派来了建筑师和工匠。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建筑师与工匠的成果同样不复存在了。圣匝加利亚教堂，像大多数威尼斯的古老教堂一样，经历过频繁的重建和修缮，以至于最初的面貌已经无从辨认。然而它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早期历史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将留待后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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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精心规划建设的初期确定了新首都日后发展的大致轮廓，并塑造起城市保存至今的基本形貌。然而不可避免地，执政官当下还要对付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而它是他需要负责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不过目前威尼斯还没有产生出它最开明的统治者，与前人一样，执政官阿涅洛同样受到了试图让他的职务世袭化的诱惑。自从阿涅洛的大儿子朱斯蒂尼亚诺远赴君士坦丁堡后，小儿子乔瓦尼就与父亲共为执政官执政。于是朱斯蒂尼亚诺愤怒地返回，要求将弟弟免职。此举激怒了乔瓦尼，不久后，这场兄弟之争以弟弟流亡海外而告终。尽管这些家族内斗不怎么体面，它们却从未影响到共和国的安全。建设工程不受打扰地继续进行着，而阿涅洛·帕契帕索被认为是新威尼斯的第一任建设者。只可惜他并没能活着见到可能是共和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发生，此事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强化威尼斯在宗教上的独立性，并凝聚人们的国家自豪感。顺便一提，它还为威尼斯带来了最持久，也是最辉煌的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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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故事所说，某日圣马可从阿奎莱亚前往罗马，他的船恰巧在里亚尔托入港。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并祝福道：“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 Hic requiescet corpus tuum.”[14]我们得说，至少并没有确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鉴于圣马可后来成了亚历山大港的主教直到在那里去世，这预言看上去也不像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大约在公元828年，当两个威尼斯商人将据称是这位福音书作者的遗体从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墓中偷出，由埃及一路携带返回威尼斯时，这个传说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正如我们所料，这场冒险的诸多细节众说纷纭，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遗骸所在圣地的基督徒守卫对撒拉森人统治下的教堂未来感到忧虑，因此他们被说服或接受了贿赂，同意合作。于是遗骸的裹尸布从背后被撕开，他们移出遗体，然后因利乘便，拿旁边圣克劳迪安的遗骸代替了它。接着，遗体被装进一个大筐运往港口，在那儿有一艘威尼斯船正等着接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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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遗体所散发出的神圣气味变得十分强烈，一位编年史作家[16]这样描述：“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香料都聚集到亚历山大港，它们也不能使这座城市如此气味芬芳。”这自然引起了怀疑，当地官员前来搜查船只，不过威尼斯人将他们的战利品用大量肉类覆盖起来，当那些官员第一眼看见它们，这些虔诚的撒拉森人尖叫着惊恐地逃走了。然后人们将圣骸用帆布包裹起来吊上横桅，直到船只离开海港。即便这样，危险也还没有过去，船径直驶向了海图没有记载的暗礁，如果没有圣马可及时显灵叫醒了沉睡的船长并引导他降下船帆，那么这艘船就一定会沉没了。不管怎样，这艘船最终平安到达了威尼斯，伴随着恰如其分的喜悦，威尼斯人接收了它运载的这件珍贵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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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精心描述的故事，下至海关人员的尖叫，上至故事中大教堂的马赛克墙面[17]，比充斥着威尼斯早期历史的诸多传说中任意一个都更胜一筹。在这时，所谓的圣马可遗骸被送到威尼斯一事通常被认为是史实；同样，在公元827年其父过世后成为唯一一位执政官的朱斯蒂尼亚诺·帕契帕索即刻下令要在圣狄奥多尔教堂与他的官邸之间的花园，或菜园内建造一间专门收藏圣遗体的教堂这件事，也算是确凿不移的了。甚至于从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的这场冒险，也有很大可能是出自执政官的秘密命令。如果共和国想在周边逐渐形成的新欧洲获得尊敬，它就需要一些仅仅靠财富或海上实力不能给予的特殊声望。而在政治和宗教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中世纪，拥有一件重要的圣遗物可以令一座城市获得其独有的神秘魅力。威尼斯之前拥有的圣匝加利亚遗体固然非常好，但是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获得一具存在于另一片大陆上的福音书作者遗体，将使威尼斯得到基督门徒保护者的名声，让这座城市在精神层面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威尼斯已经宣称宗教自治，其主教的宗主教地位更强化了这一点，如今再加上圣遗体保存地的声名，它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已是无与伦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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