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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 城市的兴起（公元81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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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这个软弱的门徒，他曾手扶着犁向后看，曾被基督最重要的使徒因此评判为不宜带上他一起去工作，当亚洲的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之际，若那预知的灵进入他心中，让他看到在未来的时代，他因那狮子的象征而在众人之中成为表率，他会产生多么奇妙的想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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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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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平重归潟湖，执政官阿涅洛开始有余裕去关注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每一部分都像他刚克服的难题一样充满挑战。里亚尔托列岛地势低平，土地泥泞，常常遭水浸之苦，既没有足够的空间亦没有足够的坚实度来容纳新拥入的定居者。假如要将这些岛屿建成一个能够与不断成长的共和国相匹配的首都，人们就得加固它们，排干积水，以及只要可行，无论采取怎样原始简陋的土地开拓方法，都要扩大土地面积。人们还要保护岛屿不受大海的侵袭，而列岛外围的海堤利多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防护屏障。为了承担起这些任务，阿涅洛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尼科洛·阿尔迪索尼奥负责巩固海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工加固；洛伦佐·阿利帕托被任命开凿运河、加固岛屿和准备建筑选址；而城市建筑物本身，则由执政官的近亲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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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绝大部分仍然是朴素的二层楼结构，为了使建筑物沉陷最小化，它们都建造得十分轻巧，并用稻草覆盖房顶。像如今的威尼斯房屋一样，此时的建筑已经倾向于开两扇前门：一扇供陆上出入，通常还配有一小块用来种植蔬菜的园地；而另一扇门则正对水路。木头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建材，它轻巧，易于运输，价格便宜，而且多亏有潟湖周边的松林，威尼斯的木材供应十分充足。而砖块这一日后威尼斯建筑的典型材料，因为潟湖的泥土过于软且稀薄，难以烧制出合适的产品，此时仍然鲜为人知。要建造那些更重要的，使用木材恐有不够耐久或不够引人注目之虞的建筑，石头是建材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出产自伊斯特里亚半岛的坚硬雪白的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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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石头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尤其是重量。要建造一个足够坚固、能够担负起石头建筑重量的地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淤泥中敲入上千根木桩。木桩排列得极其密实，一个紧挨着另一个，这样它们被锯断的顶端就可以形成一个差不多合为一体的坚固表面。这是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但非常有效，如今许多威尼斯房屋依旧矗立在近一千年前埋下的木桩之上，而且这项技术被很好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13]不过在九世纪，该技术还处在它发展的初期，因此城内除了教堂外，只有很少几座石头建筑，其中就有阿涅洛执政官为自己和继任者们建造的雄伟宫殿，它紧紧挨着纪念圣狄奥多尔的古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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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建造的第一座执政官官邸如今已是片瓦不存了。尽管它与现存的执政官宫坐落在同一位置，但它的外观应当有很大的不同。它拥有大量城垛，配有角楼和活动吊桥，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共和国的历史上，威尼斯的形象亦是这样一番面貌。从建筑的角度上说，这座执政官宫并不能与在它后方东边位置上同时兴建的华丽大厦相比。那座建筑是圣匝加利亚女修道院的所在地，亦是一间用于接收施洗者约翰之父的圣遗物的教堂。这件宝物作为一个展示友谊和祝福的象征，由拜占庭皇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赠给威尼斯。利奥五世甚至承担了修建这座教堂的所有建设费用，还可以确定的是，他从君士坦丁堡派来了建筑师和工匠。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建筑师与工匠的成果同样不复存在了。圣匝加利亚教堂，像大多数威尼斯的古老教堂一样，经历过频繁的重建和修缮，以至于最初的面貌已经无从辨认。然而它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早期历史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将留待后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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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精心规划建设的初期确定了新首都日后发展的大致轮廓，并塑造起城市保存至今的基本形貌。然而不可避免地，执政官当下还要对付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而它是他需要负责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不过目前威尼斯还没有产生出它最开明的统治者，与前人一样，执政官阿涅洛同样受到了试图让他的职务世袭化的诱惑。自从阿涅洛的大儿子朱斯蒂尼亚诺远赴君士坦丁堡后，小儿子乔瓦尼就与父亲共为执政官执政。于是朱斯蒂尼亚诺愤怒地返回，要求将弟弟免职。此举激怒了乔瓦尼，不久后，这场兄弟之争以弟弟流亡海外而告终。尽管这些家族内斗不怎么体面，它们却从未影响到共和国的安全。建设工程不受打扰地继续进行着，而阿涅洛·帕契帕索被认为是新威尼斯的第一任建设者。只可惜他并没能活着见到可能是共和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发生，此事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强化威尼斯在宗教上的独立性，并凝聚人们的国家自豪感。顺便一提，它还为威尼斯带来了最持久，也是最辉煌的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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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故事所说，某日圣马可从阿奎莱亚前往罗马，他的船恰巧在里亚尔托入港。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并祝福道：“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 Hic requiescet corpus tuum.”[14]我们得说，至少并没有确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鉴于圣马可后来成了亚历山大港的主教直到在那里去世，这预言看上去也不像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大约在公元828年，当两个威尼斯商人将据称是这位福音书作者的遗体从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墓中偷出，由埃及一路携带返回威尼斯时，这个传说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正如我们所料，这场冒险的诸多细节众说纷纭，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遗骸所在圣地的基督徒守卫对撒拉森人统治下的教堂未来感到忧虑，因此他们被说服或接受了贿赂，同意合作。于是遗骸的裹尸布从背后被撕开，他们移出遗体，然后因利乘便，拿旁边圣克劳迪安的遗骸代替了它。接着，遗体被装进一个大筐运往港口，在那儿有一艘威尼斯船正等着接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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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遗体所散发出的神圣气味变得十分强烈，一位编年史作家[16]这样描述：“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香料都聚集到亚历山大港，它们也不能使这座城市如此气味芬芳。”这自然引起了怀疑，当地官员前来搜查船只，不过威尼斯人将他们的战利品用大量肉类覆盖起来，当那些官员第一眼看见它们，这些虔诚的撒拉森人尖叫着惊恐地逃走了。然后人们将圣骸用帆布包裹起来吊上横桅，直到船只离开海港。即便这样，危险也还没有过去，船径直驶向了海图没有记载的暗礁，如果没有圣马可及时显灵叫醒了沉睡的船长并引导他降下船帆，那么这艘船就一定会沉没了。不管怎样，这艘船最终平安到达了威尼斯，伴随着恰如其分的喜悦，威尼斯人接收了它运载的这件珍贵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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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精心描述的故事，下至海关人员的尖叫，上至故事中大教堂的马赛克墙面[17]，比充斥着威尼斯早期历史的诸多传说中任意一个都更胜一筹。在这时，所谓的圣马可遗骸被送到威尼斯一事通常被认为是史实；同样，在公元827年其父过世后成为唯一一位执政官的朱斯蒂尼亚诺·帕契帕索即刻下令要在圣狄奥多尔教堂与他的官邸之间的花园，或菜园内建造一间专门收藏圣遗体的教堂这件事，也算是确凿不移的了。甚至于从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的这场冒险，也有很大可能是出自执政官的秘密命令。如果共和国想在周边逐渐形成的新欧洲获得尊敬，它就需要一些仅仅靠财富或海上实力不能给予的特殊声望。而在政治和宗教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中世纪，拥有一件重要的圣遗物可以令一座城市获得其独有的神秘魅力。威尼斯之前拥有的圣匝加利亚遗体固然非常好，但是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获得一具存在于另一片大陆上的福音书作者遗体，将使威尼斯得到基督门徒保护者的名声，让这座城市在精神层面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威尼斯已经宣称宗教自治，其主教的宗主教地位更强化了这一点，如今再加上圣遗体保存地的声名，它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已是无与伦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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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精神上的优势未必不能转化为直接的政治结果。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圣遗体到达威尼斯的时机实在是恰到好处。仅在一年之前的公元827年，一个由教宗使节和帝国代表领导的宗教会议在曼图亚召开，它提议重设旧阿奎莱亚的宗主教职位，并且它可以对格拉多教区行使权力。由于阿奎莱亚业已成为法兰克人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这样一个决定将对威尼斯的独立性构成严重威胁。而如今有了圣马可遗体的有力助攻，支持格拉多的势力规模大增，于是某种程度而言曼图亚会议的决定就可以被安全地忽略了。格拉多得以继续以威尼斯教会大主教区的身份存在，在圣马可的名义下重整旗鼓，焕然一新，并有了它自己的宗教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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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猜测朱斯蒂尼亚诺会将圣遗体存放在奥利沃洛的新教堂。但执政官决定将圣人遗体保存在与自己的宫殿有明显依赖性的地方，并有意识地从一开始就将它与大众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国家的宗教权威连成一气。[18]从此老圣狄奥多尔和他的龙被贬黜到小广场的一根柱子顶端，并且在人们的实际考量下被遗忘了。圣马可成了威尼斯的守护圣人。代表他的狮子双翼怒张，前爪自豪地指示着来自天国的启示，这个形象被醒目地装饰在旗帜和堡垒上，悬挂在船尾或船首，以及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生效的威尼斯文书与法令上。信徒在祷告时，共和国的士兵和水手们奔赴战场时，都会提到圣马可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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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将那些与耶稣复活相关的事件包括进去，否则随后的历史再没有类似夺取圣马可遗体这样“无耻”又意义深远的例子。当圣马可安然身处在威尼斯人之中，他们便接纳了他，将他当作他们自己的圣徒，比任何其他城市对待它们的守护圣人都更全心全意。数个世纪以来，圣马可作为威尼斯人的守护者，见证了威尼斯为他辛勤工作，将他视为唯一。他们付出爱和尊敬，绝不令这位圣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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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圣马可本人而言，他也很好地回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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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第一座圣马可教堂规模比较小，看上去也不如现在位于同一地点的那一座雄伟，但以当时的标准，它已经配得上让一位福音使徒在其中长眠。四年后，教堂在公元832年举行了正式的祝圣仪式。[19]此时，距离执政官朱斯蒂尼亚诺去世，由他的弟弟继任执政官，还有三年。朱斯蒂尼亚诺一直都轻视他的弟弟乔瓦尼，从我们收集到的少数资料来看，他是正确的。假如这位新执政官乔瓦尼不曾跟在他父亲身边短暂当政，他压根就不会当选。事实上，新执政官的不负责任以及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姿态很快就超过了他的臣民可以容忍的限度。公元836年6月29日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日，正当乔瓦尼参加完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的弥撒准备离开时，他被自己的臣民逮捕，然后被迫逊位。此后他被强迫剃头和授予圣职，然后被遣送到格拉多的一所修道院内度过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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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民对乔瓦尼·帕契帕索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应对逐渐逼近的新威胁时表现出的低效和无能。亚得里亚海的贸易已经被斯拉夫海盗骚扰了好些年，他们的巢穴位于纳伦塔河[20]与采蒂纳河河口附近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潜藏于暗河与小海湾之中，海盗们从那里溜出来，袭击他们看中的满载货物的商船。最初几次作案成功使得海盗的数量激增，于是威尼斯的船长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出海，商业因此有被缓慢扼杀的威胁，这切中了威尼斯的命脉。威尼斯不是海盗的唯一受害者，西部的帝国在与拉文纳进行海上交流的过程中也开始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帕多瓦和其他帝国的意大利城市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开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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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强硬手段打击海盗就成为所有新统治者面临的当务之急。而从他原本的建设岗位上被提拔起来的威尼斯第十一任执政官，耶索洛的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是个不会推卸责任的男子汉。在他当选后的三年内，他曾率领一支海军远征达尔马提亚，并在公元840年，通过上述军事行动稳扎稳打带来的胜利，强化了自己的实力。随后他派出与法兰克人谈判的大使，与查理大帝的孙子，皇帝洛泰尔一世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之前合约的确认，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份条约的最初手稿是现存最古老的威尼斯外交文件；其次，它包含了执政官关于承担起保卫亚得里亚海并打击斯拉夫人及其他任何敌人责任的誓言，并伴随着洛泰尔一世对本国海军弱点的隐晦承认，与威尼斯随之得来的覆盖整个中部地中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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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另一个民族正给另一个帝国带来更深的忧虑。公元827年，一位名叫优锡米乌斯的拜占庭驻西西里总督为了逃避他与一位本地修女私奔造成的后果而宣布独立，并邀请北非的阿格拉布撒拉森人支持他。这正是撒拉森人需要的机会。他们沿着西南海岸大举登陆，并除掉了优锡米乌斯。而在彻底征服西西里岛前，撒拉森人就已经将其作为攻击拜占庭帝国阿普利亚省的跳板。在阿普利亚，驻扎于巴里、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的希腊守军发现他们对付这些新敌人正像法兰克人对付达尔马提亚人那样无助。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从威尼斯那儿得到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保证，与此同时，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在不断增长，拜占庭人就忽视了他们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基地。即便是在东部的海岸，杜拉佐和凯法洛尼亚岛上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要塞，也已经无力抵御任何规模的攻击。因此公元840年前后，差不多在威尼斯的全权代表与洛泰尔一世签订协议的同时，一位地位不亚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要人来到里亚尔托，给执政官加封了“执剑近卫”（spatharius）的头衔，并请求他能够主动提供帮助，来应对撒拉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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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多尼科立刻做出了回应。他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撒拉森人会构成比任何斯拉夫海盗更为严重的威胁，阻止他们在这片狭窄水域成功站住脚跟。这不仅是出于君士坦丁堡的利益，也关乎威尼斯的利益。威尼斯海军于是迅速做好准备，在公元841年初，威尼斯最庞大的六十条船，各载着两百人驶出潟湖，前往与拜占庭军队碰面的指定集结点。这支联合舰队随后向南移动，直到他们发现撒拉森人正从克罗托内这个卡拉布里亚的小港口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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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事实是如威尼斯人所愤怒控诉的那样，希腊人的海军将领在与撒拉森人开战的第一时间便逃之夭夭，还是在其他什么我们永无可能知道的地方出了岔子，可以确定的是基督徒们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威尼斯海军的骄傲跌至谷底，在塔兰托附近登陆的陆上兵力被尽数歼灭。撒拉森人的舰队随即畅通无阻地进军亚得里亚海。他们洗劫了安科纳，在潟湖的浅滩和波河三角洲附近的漩涡迫使其返航之前，撒拉森人已经逼近了威尼斯潟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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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再一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幸免于难，然而这一次它没有理由为自己的好运感到高兴。这片海域曾经被威尼斯视为囊中之物，两个伟大的欧洲帝国亦在一年前承认它对其拥有的权利，但事实却推翻了一切。次年撒拉森人更进一步朝海岸进逼，而威尼斯无力阻止。与此同时，纳伦塔河附近的海盗们发现他们不必像想象的那样小心翼翼，于是变得更大胆、更具掠夺性。直到数十年之后，这两拨灾星才终于在亚得里亚海销声匿迹，威尼斯和拜占庭帝国航运往来的水路才变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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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如此彻底的溃败之后，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它们之间原有的联系还存在，但一直在变弱。另一方面，威尼斯与西边的法兰克帝国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订下的独立原则被很好地确立起来，两国的友谊持续蓬勃发展。公元856年，继承父亲洛泰尔一世的年轻皇帝路易二世和皇后一起对威尼斯进行了国事访问。执政官与儿子乔瓦尼（毋庸多言，他已和父亲一同坐上了执政官宝座）在基奥贾以南不远的布罗多洛觐见并款待了皇帝夫妇，然后在盛大的排场下将他们护送至里亚尔托。这对皇室夫妻在威尼斯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间，皇帝还成了乔瓦尼小女儿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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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上，执政官彼得罗亦面临着一些问题。威尼斯的首都在里亚尔托的岛屿上建立起来已近半个世纪，现在看来，当初选择里亚尔托作为首都时的优势之一，即相对超脱于派系纷争的状态，在一系列事件过去之后，看起来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虽然在亚得里亚海树敌，此时威尼斯却已是地中海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与票据交换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扩展贸易，率先攫取利益，在商业竞争激烈且残酷无情的普遍氛围下，新的嫉妒与怨恨不免滋生，而同时那些新近拥入威尼斯的居民又将他们的旧恩怨带来此处。如今彼得罗·特拉多尼科任执政官已达二十八年，这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在他任期的绝大多数时候，彼得罗在维持和平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成功。直到乔瓦尼作为他的共同执政官死去——作为历史上担任此职位的少数人之一，乔瓦尼证明这个制度几乎总是灾难性的——彼得罗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够在不同派系之间达成平衡。或许是因为他恢复了臣民们所不能忍受的镇压手段，或许是他表现得过于偏向某一群人，因此使得另一群人与他为敌，不管原因为何，一个针对他的阴谋酝酿成形，在公元864年的9月13日，阴谋家们采取了行动。这天是举荣圣架节的前一天，按照传统，执政官会参加在圣匝加利亚教堂举办的弥撒。当这位将近八旬、服务共和国超过半个世纪的老人在晚祷之后离开教堂时，他被一队武装人员袭击，横死在广场。他的随从与袭击者们的搏斗很快导致了一场骚乱，在此情形下，我们可以理解修道院的修女们并不敢在一开始冒险出去抢回执政官的遗体。直到夜幕降临，死者才被送到安全处所并体面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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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被袭击的执政官的仆人们——可能是克罗地亚奴隶们充当的保镖——匆忙返回执政官宫并固守其中。当巷战在整个城市激烈进行时，他们在那儿坚持了数日，直到听说密谋暗杀者的五个领导人纷纷死于暴民之手。此后，一位名叫奥尔索的贵族，由于没有参与暗杀执政官的密谋，被人们推举到执政官的位置。直到这时，和平才真正重新回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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