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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周边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在匈牙利游牧民族的铁蹄下沦陷，奇塔诺瓦、菲内和埃奎洛首当其冲，接着是阿尔蒂诺，随后是在北部与西部腹地的特雷维索和帕多瓦。接下来马扎尔人挥师南下，沿着海堤从基奥贾攻打到佩莱斯特里纳，直指马拉莫科。他们没花多大力气便到达了阿尔比奥拉，但就在这九十年前意大利的丕平铩羽而归的地方，马扎尔人遇上了严阵以待的彼得罗·特里布诺和他的军队。从亚洲广袤大陆中心来到这里的马扎尔人对大海一无所知，他们用来渡河的轻便小艇在威尼斯的战船面前全然不值一提，于是溃败得自然快且彻底。潟湖就这样再一次拯救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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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有潟湖就真的足够了吗？彼得罗·特里布诺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未来有那么一些侵略者更训练有素，在航海技术上更有经验，他们就可能克服这个使马扎尔人失败的阻碍。一旦进入海堤的内围，就能发现里亚尔托群岛的大多数岛屿依然不设防。因此执政官下令建造从奥利沃洛东部的城堡到如今斯拉夫人堤岸的所在地，以及从那里前往佐贝尼戈圣母教堂沿途的防御工事，另外威尼斯人还生产出巨大的铁链，将它们从多尔索杜罗的圣格列高利教堂开始，横亘大运河延伸到运河对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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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百年之后，编年史作家执事约翰在写作时，认为这些堡垒标记了里亚尔托的定居点第一次真正达到他所谓的“市民状态”（civitas）的时刻。这个词如今已难以翻译，我们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它指的是一座城市，尽管规模很小，但从执政官阿涅洛所在的时代和中央政府转移到此处开始就一直矗立在此处。然而彼得罗·特里布诺的防护墙以及促使它产生的非常事件，给予这座城市的市民一种全新的凝聚感和日后具有其重要性的社群。而我们现在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位于威尼斯军械库的南端、逐渐崩塌损坏的防御工事现存残部能够由当局给予应得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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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 冒险者与圣徒（公元900—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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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好的事情，并且必须懂得视他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是否使用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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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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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以一种自信的态度进入了十世纪，它因为战胜了匈牙利人而意气风发，因为新的公民精神而倍加振奋，因为迅速兴建起的防御工事而得到强化和保护。它的敌人溃散四逃，两个庞大帝国对它心怀感激与尊敬，而商业贸易则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彼得罗·特里布诺继续英明出色地统治着这个城市，直到公元912年去世并安葬在圣匝加利亚教堂。他的继任者，另一位奥尔索·帕契帕索，秉承着与前任相似的和平政策，在这位帕契帕索于公元932年自愿隐退到圣斐理斯修道院之前，他像彼得罗·特里布诺那样继续成功治理了威尼斯二十年。此后，威尼斯迎来坎迪亚诺家族长达四十四年的统治，在威尼斯的早期历史上，它是这座城市最卓越的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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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坎迪亚诺家族的执政官，因为在抗击达尔马提亚海盗的战斗中以身殉职，在史书上的出场不过昙花一现。如今他的子孙跟随父辈的步伐，接二连三地坐上执政官宝座。首先是第一位坎迪亚诺执政官的儿子，然后过了一段短得几乎不值得注意的空位期，他的孙子与曾孙随即接替上来。容易使人混淆的是，这四个人都名叫彼得罗，而且看上去似乎比他们的同胞都更具活力，更富进取精神，也更自信。虽然这四人无一例外，在性格上都傲慢顽固，甚至其中有一人成为国家的灾难，但他们中绝无愚钝之辈。坎迪亚诺一族中的第二位执政官在对伊斯特里亚展开猛烈的经济封锁战之前差点坐不稳自己的执政官宝座。不久后，因为一场微不足道的外交事件，他将科马基奥这一威尼斯的邻居兼潜在竞争对手烧成白地。第三位彼得罗·坎迪亚诺曾两次出航，与杀死他祖父的纳伦塔海盗作战，并迫使他们屈膝投降。至于接下来的第四位彼得罗，由于他的执政生涯实在疯狂惊人，难以用只言片语来进行总结，因此这位执政官的事迹值得在下文中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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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的父亲就任仅四年，便让儿子小彼得罗与他共同执政，然而在彼得罗·坎迪亚诺三世的余生中，他也许会后悔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叫小彼得罗的男孩从一开始便是个叛逆的家伙。无论他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个堕落又邪恶的浪荡子，还是说那些不合从根本上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事实的真相已经不清楚了。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就恶化到在城市内街道上爆发公开冲突的地步。最后做儿子的被俘虏，还险些丢掉性命，幸亏坎迪亚诺三世向司法机关求情减刑，才令小彼得罗被判处终身流放。于是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投入于公元950年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伊夫雷亚侯爵居伊旗下，成为一名雇佣兵。虽然被放逐在外，但他的怨愤还在持续增长，数年之后，我们发现他指挥一队海盗，至少七次在波河河口阻截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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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世纪以来，威尼斯人蒙受的海盗之害，比其他大多数人受到的都更深重。因此，威尼斯人最为痛恨，谴责起来最不加犹豫的就是海盗的罪行。老执政官因儿子长期蒙羞，直到公元959年威尼斯流行的可怕瘟疫最终摧毁了他的精神，老彼得罗在这一年死去了。接着，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威尼斯人居然集体推选他的儿子小彼得罗来接任他执政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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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最初威尼斯人将小彼得罗判罪的原因已难以分析清楚，那么如今他们对他态度突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更叫人摸不着头脑。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这令人意外的转折只不过是源于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年富力强，具有进取精神，据我们的推测，他还颇具某种个人魅力，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坎迪亚诺家族的成员。最后，威尼斯人的选择还出于实际的考虑（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本性），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位彼得罗可以成为他们危险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将他与他们放在同一边，总比与他对抗来得好。无论如何，威尼斯人投下了这决定性的选票，同时派出三百艘船前往拉文纳，以适当的排场来迎接新执政官返回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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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他们付诸行动的那一天是黑暗无光的。尽管彼得罗·坎迪亚诺已经没有可以对着干的父亲，但他很快就以一贯的坚决态度去反对所有他父亲曾提出的准则：比如这个国家赖以为基础，并在其上成就伟业的古老、简朴、共和政体式的诸般美德；比如人们期望威尼斯的领袖们所拥有的高标准道德举止（即便它并不总是由他们表现出来），以及对个人浮夸炫耀的不信任。彼得罗曾经生活在复杂的欧陆宫廷，在那儿他领略奢华，以及在精心计划的种种抑制与平衡手段之下不受约束的独裁政治体验，这些东西都是威尼斯的执政官们正在日益着手削弱的。然而从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身上，人们并不能看到设法规避这些控制的精妙之处。尽管彼得罗乐于通过依照宪法行事来获得大众支持，但因为他自我膨胀的欲望永无止境，加之以残酷手段打击异己，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在威尼斯是绝不会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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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第一次将精力用偏方向。差不多在他就职的第一年，他对奴隶贸易增加了新的严格限制，违反者将遭到肉体上、经济上甚至信仰上的严厉处罚。尽管奴隶交易没有被完全禁止，还有特殊的条款以“出于政府目的”的名义在需要时保证奴隶贸易的继续，但是新法已经足够严厉到引起威尼斯奴隶贸易者潜在的愤怒。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执政官不单单是以自己的名义来起草法律，还拉上了宗主教、诸位主教和城内贵族们。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集体责任制，它似乎被视作了一个先例，从此在威尼斯的立法中，类似的议会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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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之后的行为仍然相当欠缺考虑。在他被流放期间，彼得罗看中了当时意大利最富有亦最具权势的领主之一托斯卡纳侯爵的妹妹瓦尔德雷达，于是如今他与自己的威尼斯籍妻子离婚，把她打发到圣匝加利亚女修道院度日，然后将瓦尔德雷达接到威尼斯。新妇带来一笔丰厚的嫁妆，其中包括弗留利、特雷维索的边地、阿德里亚和费拉拉的领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地区归入了威尼斯的版图，但它们却是执政官彼得罗的个人私产。因此威尼斯人突然意识到，当初被他们推选出来坐在执政官位置上的人，如今更近于一个在大陆领地上拥有庞大地产、权势逼人的法兰克帝国封臣，这对威尼斯得来不易的独立来说实在过分。同时，这位执政官就像那些喷着香水的拜占庭公子哥儿一般生活，并且他从欧洲大陆领地上招募外国雇佣兵组成保镖，将他与自己的臣民们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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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的这些已经够糟糕了，但人们对执政官的不满还在与日俱增。就任执政官后不久，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很快将所有与其子维塔莱竞争托尔切洛主教的候选人刺瞎或投入监狱，让儿子顺利得到这个职位。随后，他又在公元969年设法为维塔莱弄到了格拉多宗主教的职位。依靠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格拉多宗主教这个职位稳步累积起来的财富与影响力，这个年轻人不仅在国家等级制度中地位仅次于他父亲，还变成了一个掌管他的教区与威尼斯潟湖之间几乎所有的海岸与其腹地的大地主。因此，维塔莱·坎迪亚诺得以带着一大批随从，像王侯一样气派出游，沿途居民纷纷出来向他致敬，而众修道院则争先恐后地用奢侈浪费来表达它们的殷勤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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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政与神权尽握于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之手，他看起来似乎已经无所不能。然而遗憾的是，像他众多才华横溢的家人们一样，他永远不知道适可而止。公元976年夏天，他号召威尼斯的臣民去保卫他在费拉拉的个人利益，激起了威尼斯人的反抗。起义者们第一次攻打执政官宫的行动失败了，这座建筑固若金汤，人们只得撤退。然而反抗者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决，他们点燃了周边的建筑。木材在夏日的炎热中像火柴般燃烧起来，火焰迅速蔓延到执政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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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学权威，甚至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位目击者，执事约翰可信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在火中满心绝望，呼吸困难，他带着娇妻和襁褓中的幼子，试图穿过圣马可大教堂的中庭逃跑，但一群贵族阻截了他们的去路。执政官彼得罗徒劳地向他们恳求，许诺只要放他和他的家人一条生路，就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然而确认了他就是那世上最邪恶[23]的死有余辜之人后，人们发出了可怕的叫喊，宣称他已经无法逃脱。他们立即围上来，用剑尖残酷地戳刺他。他的灵魂就这样脱离了身体的桎梏，前往它应去的神圣福地。”虽然这么说，但我们知道对于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来说，他的灵魂大概是无法找到那个目的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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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夫人瓦尔德雷达设法成功逃得性命，但她的男婴则被一支长矛刺穿，和他的父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两具尸体随即被丢上一艘船送到一个低贱的屠宰场，一个名叫乔瓦尼·格拉代尼戈的人在那儿收殓了他们。这位被称作“一个最通情达理的人”的格拉代尼戈为死者安排了一场隐蔽但合宜的葬礼。当时圣匝加利亚女修道院已成为威尼斯执政官传统的安息之地，但毫无疑问，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和他的孩子在这种场合下并不能埋葬于此。于是在威尼斯的民怨最终平息，人们开始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城市之际，他们的尸体被秘密运送过潟湖，送到比富西纳更偏远的圣伊拉里奥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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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圣马可大教堂、执政官宫和新落成的佐贝尼戈圣母教堂在内，大约有300座建筑物被先前的大火严重破坏或摧毁，而古老的、落成时间可以追溯到即便是教堂都只能以木材建造的时代的圣狄奥多尔教堂，它的整座建筑在火中片瓦不存。威尼斯除掉了它的执政官，但它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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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坎迪亚诺是他所处的这个世纪的产物。公元888年，随着查理大帝的帝国分崩离析，这个时代目睹了意大利持续不断的政治解体。北方的伦巴第仍然经受着五十年前在潟湖受挫而还的游牧民族马扎尔人的折磨；在南方，拜占庭帝国越来越难以控制那些除了自己的荣耀什么都不关心的伦巴第王公们，它同样难以掌控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加埃塔一类的海上城邦共和国，最适于贸易的风从哪个方向吹来，这些国家的忠诚就到哪儿去。在这南北之间，教宗国所呈现出的是最为丑陋的一面。教宗约翰十世被自己情妇的女儿勒死在圣天使堡，这样一来这女人就可以将自己与前任教宗的私生子安插进他的位置。至于教宗约翰十二世，他在十七岁便即位登上教宗圣座，吉本如此描述他统治的时期：“我们惊讶地发现，教宗的拉特朗宫竟然变成了一所培养娼妓的学校。他［教宗］强奸处女和寡妇们，这足以吓阻女性朝圣者们前往圣彼得的坟墓，以免她们因这虔诚行为受到圣彼得继承人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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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约翰十二世的统治标志着罗马教廷黑暗时代的最糟时期，他却无意识地导致了意大利的解放。公元962年，当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二世入侵教宗国北部边界时，约翰十二世毫无自卫之力，只能向刚把匈牙利人驱赶出伦巴第平原、成为北意大利统治者的萨克森公爵奥托求助。奥托急赴罗马，约翰十二世无疑因此想到了教宗利奥三世与查理大帝的往事，便在罗马草草加冕奥托为皇帝。而这也正是这位教宗败亡的原因。约翰十二世放荡的生活已糟糕透顶，但两年后，当他表现出对自己一手炮制出的皇帝不顺服的迹象时，后者便毫不迟疑地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将他罢黜。贝伦加尔很快便投降了，如今奥托的地位至高无上，西罗马帝国随之重生，它从一种形式转至另一种形式，实质上不间断地延续到了拿破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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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意大利，新的秩序并未带来多少直接影响，直到一百年后，诺曼人的一次征服才重塑了那里的秩序。不过在北部，它引起了人们对近年来淫逸放荡风气的普遍反感。或许人们对基督教第一个千禧年的终结，以及很多人相信的世界末日即将很快到来的忧虑鼓励了这种情绪的产生。这种厌恶可能在威尼斯人决心除去第四位坎迪亚诺执政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当公元976年8月，威尼斯人聚集在卡斯特洛圣彼得大教堂选举继任的执政官时，这种情绪更有可能影响了人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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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一世是威尼斯历史上唯一一位后来被封圣的执政官，或许也是世界上唯一成为圣徒的共和政体国家首脑。虽然他是否配得上这份荣光还有待商榷，毕竟在五十岁的年纪抛妻弃子，丢下沉重的政治责任来寻求修道士斗室内的一份平静，这样的行为在如今并不会被认为是得到圣徒地位的一种资格。然而从他早年起，彼得罗·奥尔塞奥洛看上去就是一位真正的禁欲者。在他两年的任期内，奥尔塞奥洛用明智且慷慨的手段治理着威尼斯，而后一点对当时来说尤为意义重大。奥尔塞奥洛发现共和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彼得罗·坎迪亚诺四世的奢侈浪费掏空了国库，而前执政官夫人瓦尔德雷达避难于日耳曼人的帝国宫廷，要求威尼斯归还她庞大得惊人的嫁妆。与此同时，整个威尼斯中心地区需要重建。由于这个区域遭到严重破坏，奥尔塞奥洛不得不将政府办公场所转移到他的私人寓所，从执政官宫烧焦的废墟沿着堤岸走一段路就是他的房子，他在那里着手开始让这座城市恢复元气的工作。在此期间，政府第一次对所有威尼斯人征收什一税，而从各方面来看能够生还就已是万幸的瓦尔德雷达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与此同时，奥尔塞奥洛执政官捐出了个人财产中极大的一部分——据我们所知，这笔财产相当于领取八十年金额为八千杜卡特的年金——用于重建执政官宫和圣马可大教堂，以及在小广场的对面建造一座新的医院，如今在医院原址上矗立的是圣马可图书馆与行政官邸大楼的东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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