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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执政官夫人骄奢淫逸的习惯包括她不屑于使用普通的水来清洁,而是强迫她的仆人们收集雨水供她沐浴。她同样不屑于用手指触碰食物,而是命令侍奉她的宦官将食物切成小块,这样她就可以用黄金做的两把叉子叉起食物送入口中。而她的房间内飘荡着各种香水浓重的气味,其令人作呕的程度无以言表,也令人无法想象。这个女人的虚荣令全知全能的上帝憎恶不已,对此他明白无误地降下惩罚。上帝将他神圣的公义之剑悬在她头上,于是她的全身开始腐烂,肢体纷纷萎缩。她的寝室内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以至于没有一个女仆,甚至奴隶,可以禁得起这可怕的嗅觉攻击。只有一个女仆在芳香混合物的作用下尽职尽责地完成她的命令。然而即便是这个姑娘,也只能匆匆靠近女主人,然后迅速逃离。就这样,经历了缓慢的衰弱与痛苦折磨后,她的朋友们因为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而高兴地如释重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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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和他的妻子在十六天之内相继撒手人寰,他们被安葬在圣匝加利亚教堂的一个单独墓穴内。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心碎了,他对未来的企盼全部化为泡影。因此尽管还不到五十岁,这位执政官看上去却仿佛已了无生趣。或许他像他的父亲那样经历了一场宗教上的危机,但与老彼得罗不同,奥尔塞奥洛二世并未选择隐退到修道院内,而是任命他的第三个儿子奥托与他共同以执政官身份执政。奥尔塞奥洛二世还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大笔财产留给教会与穷人,然后他退居到执政官宫的偏僻一隅,将自己与众人隔离开,哪怕是他的妻子亦不例外。在这之后不到两年,奥尔塞奥洛二世在公元1008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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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奥托·奥尔塞奥洛只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奇怪的是,威尼斯人对他和他父亲一同执政毫无异议;而更加奇怪的是,威尼斯的居民们居然让这孩子继承了执政官的权力,成为威尼斯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就我们所知,这其中竟然连一个反对这位少年的声音都不曾出现过。不过在中世纪,男人和女人都比如今的人要早熟得多,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人对军队发号施令也不是全无先例,况且奥托·奥尔塞奥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来得成熟。“他以天主教为信仰,冷静清廉,坚强正直,以虔诚的信仰闻名,以优雅的礼仪著称,他被授予大笔的财产,也是他父祖各种美德的最好继承者。”时隔三个世纪,安德烈亚·丹多洛如此描述他,哪怕这番话的历史真实性难以确认,但至少它证明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公平的观点。[44]奥托·奥尔塞奥洛继承了他父亲性格上的许多特点,其中就有他喜好奢华的品位和对权力的迷恋。这位新执政官对东西两大帝国的宫廷都十分熟悉,他在其中一处领取了坚信礼,又从另一方那儿得到了许多高级勋位;另外,奥托在父亲彼得罗去世后不久迎娶了马扎尔人的公主,即后来被封圣的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之女,这场婚姻为他的地位亦添色不少。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奥托很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位伟大高贵的统治者,到此时为止,这个形象至少还在他臣民们传统的禁欲审美趣味接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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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权势外在的诱惑还远远不够。公元1017年,年迈的格拉多宗主教维塔莱·坎迪亚诺终于去世,每一个人都记得,他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老宗主教死后,奥托将空缺的职位指派给了在此之前一直担任托尔切洛主教的兄长奥尔索。[45]奥尔索就任宗主教后,他原来的教区就被执政官转交给了另一位兄弟维塔莱。其实执政官本该清楚一个事实,新任宗主教还未满三十岁,而新的托尔切洛主教更要年轻十岁,于是不可避免地,过去针对奥尔塞奥洛家族的妒忌,以及对这个家族可能正在谋划建立世袭统治的恐惧再度滋生。虽然这些不满尚未达到引起一场叛乱的地步,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一切似乎都十分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奥托自此便不再需要他臣民们的善意和支持。公元1019年,当一位巴伐利亚贵族,特雷芬的波珀被任命为阿奎莱亚宗主教时,形势第一次如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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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珀是一个世俗的、雄心勃勃的骑士阶级神职人员,这是中世纪的典型现象,历史再不能提供比这更完美的案例了。[46]他甫一就职便正式宣示对格拉多的所有权,理由是它曾经属于阿奎莱亚宗主教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同时,波珀还公开指责在职的格拉多宗主教奥尔索是个骗子和篡位者。教宗对波珀的声明并不买账,但它在威尼斯反奥尔塞奥洛家族的派系那儿却大受欢迎,在此情况下,执政官兄弟在公元1022年到1023年逃离了威尼斯,在伊斯特里亚避难。但这之后就轮到波珀本人自不量力、弄巧成拙了。他在未经教宗批准的情况下长驱直入格拉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洗劫那里的教堂和修道院,并将搜刮来的财宝运往阿奎莱亚,这超过了格拉多与威尼斯人可以容忍的底线。这是对奥尔塞奥洛家族有利的反应,于是他们迅速卷土重来,以惊人的冷静有序驱逐了波珀和他的追随者,轻松重登过去的宝座,奥尔索仍是格拉多宗主教,而奥托稳坐执政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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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4年,教宗约翰十九世在罗马召开的一场宗教会议上驳回了波珀所主张的格拉多所有权,重申格拉多作为一个与阿奎莱亚教区平等的独立教区的权利。此事或许可以看作奥尔塞奥洛家族已经战胜了过去的困难,并重新牢牢确立了他们在威尼斯的权势地位。如果执政官能表现出一点点对大众民意的敏感度,那么他们或许真能如此。但是奥托的野心一如既往地太过强盛,于是两年之后,一场关于教会职位的更大范围丑闻终于令事态到了严重关头。执政官的敌人们迅速且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这次执政官没有逃跑的机会,他被逮捕并刮去了胡须,最后被遣送到君士坦丁堡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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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的继任者是彼得罗·巴尔博拉诺,因为早期威尼斯命名法中的一大特点,通常他以琴特拉尼科的名字为人所知。他就任时唯一可以夸口的荣耀,是在大约三十年前从君士坦丁堡偷出了圣撒巴斯的遗物,并将它们存放在圣安东尼诺教堂。[47]这位执政官花了四年时间试着令威尼斯再度凝聚为一个整体,但他的努力全都是徒劳。奥尔塞奥洛的执政官们过去将整个家族与欧洲世袭王朝建立起联系的政策如今起了作用。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为他侄女的姐夫奥托提供了体面的避难所,并愤怒地撤销了在上世纪末授予老彼得罗执政官的威尼斯贸易特权,而西边的那一位皇帝也照着干了。同时,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决心为被流放的女儿和女婿复仇,他袭击了达尔马提亚,还占据了多个沿海城市。[48]而此时威尼斯的局势仍然四分五裂,城市中残留的奥尔塞奥洛派系支持者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在新政府的问题成倍增加而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念舆论不断增长之际,他们的势力更显强大。终于,琴特拉尼科的危机在公元1032年到来,当他被迫逊位时,托尔切洛主教维塔莱·奥尔塞奥洛匆匆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邀请他的兄弟奥托回乡复位。与此同时,奥尔塞奥洛兄弟中排行第三的格拉多宗主教奥尔索像维塔莱那样成功度过了危机的风暴,暂时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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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复辟看上去万事俱备了,但是当维塔莱主教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的兄弟奥托已经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他返回威尼斯之前。而在此间的几个月内继续操纵着他的城市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前途命运的奥尔索宗主教,一收到奥托去世的噩耗,就选择了辞职。此外还有一位奥尔塞奥洛家族寂寂无名的旁系子弟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试图攫取执政官的宝座,但是被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了。一位现代历史学家[49]将此人描述为一个“可悲的拙劣模仿者”,这位奥尔塞奥洛不过在威尼斯坚持了一昼夜,便逃到了拉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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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塞奥洛们的时代终究过去了,而且再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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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6 诺曼人的威胁(公元1032—10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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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十分勇敢,并且擅长海战。人烟稠密的威尼斯接受皇帝的命令,派遣他们出征。威尼斯,这片人烟浩穰的富庶土地,位于北方群星照耀下亚得里亚海最遥远的海湾。这个国家的城墙被海水包围,假如没有船只,它的人民便无法互相上门拜访。因为这些人居住在水上,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在海上作战能比他们更勇猛,或是更擅长操纵船只来往于波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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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利亚的威廉,一位当时的诺曼编年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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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试图篡夺执政官权力的可耻行为不只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祸及他的整个家族。即便是支持执政官奥托复辟的那些威尼斯人,也都对多梅尼科将他们城市的至高权力当作奥尔塞奥洛一族牟利特权的放肆行径感到震惊,并通过商议推举六年前曾经领导那场武装起义的富有丝绸商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为执政官,来明确地表达对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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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班尼科著名的反世袭统治观点,加上随后而来的威尼斯历史格局,共同产生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新的执政官将其推到几乎等同于修改后的共和国宪法的地位。在这个理论中,执政者任命父子共治以及指定类似实质继任者的行为是被禁止的,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一段时间的专制暴政终究让位于一种基于民主主义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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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学术权威[50]甚至进一步断言:威尼斯通过了一部新的特别法令,将整个奥尔塞奥洛家族流放并永远将其族人排除在公职之外——这实际上否认了奥尔索和维塔莱这两位主教至死都得以保留他们各自主教教区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事实上,上述的改革更多来自人们态度的转变而非法律的变革。现存的立法已经为执政官的正常选举和大众议会获得足够权力提供了保障。现在所需的只是人们将它们落实的意愿。这种意愿正是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所拥有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个人魅力,来使得人民追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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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共和国走向完结的七个半世纪中,固定的几个最主要家族的姓氏反复出现在执政官名单上。考虑到大多数时候威尼斯对寡头政治的公开承认,因而当人们不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但尽管如此,在这数个世纪内,我们发现同一个姓氏连续两次出现的情况仅仅只有两例,这两例执政官的传承发生在兄弟之间而非父子之间,并且都经过了正当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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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塞奥洛失败之后,执政官联合执政的情况再也没有死灰复燃,甚至无人再企图尝试。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长达十一年的统治某种意义上成了威尼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此期间,威尼斯共和国难得地河清海晏,重获和平。市民们忘记了内讧,全身心投入他们最擅长做的两件事中去——赚钱,以及扩大美化他们的城市。然而这令人欣喜的状态被执政官的死亡强行中断。在接下来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中,那位坏不堪言的阿奎莱亚主教波珀发现了利用他由流氓暴徒组成的常规军二度突袭格拉多并使这座不幸城市屈服的机会,好借此夺走那笔二十年前不知怎的与他失之交臂的财富。幸运的是,主教在这之后不久便蒙主宠召,他的追随者们也在威尼斯新执政官多梅尼科·孔塔里尼率领的舰队兵临城下之际作鸟兽散。但是,尽管教宗在公元1044年正式谴责了阿奎莱亚主教的行为并确认了格拉多的各项豁免与权利,两个教区间的复杂竞争关系仍然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问题。假如格拉多的元老没有在公元1045年老奥尔索去世之后明智地将他们的主要住宅置办在威尼斯,那么或许会产生比实际更多的问题。当这些人这么做之后,他们与格拉多之间的联系便愈发脆弱,当教宗在十五世纪正式意识到这种转变时,他除了改变这批相关的头衔外已经别无可为之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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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解除格拉多之围,多梅尼科·孔塔里尼唯一一次对外的功绩是公元1062年的达尔马提亚远征。[52]这个地区自四十年前匈牙利的伊什特万对其进行干涉以来,其状况在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和拜占庭人之间尖锐冲突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威尼斯人夺还札拉城的军事行动虽不能说给这一地区的混乱画下了句号,却无疑有效地提醒相关人等,威尼斯执政官并不会顶着达尔马提亚执政的附属头衔尸位素餐。在内政方面,在他二十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孔塔里尼保持了由他的前任所开创的平静繁荣局面,并持续地将其大部分精力投入城市内纯威尼斯式宗教建筑的建设中去,他的这股热情之盛,几乎可以媲美对上帝荣光的赞颂。他认为被火焚毁后由老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主持重建的大教堂已经不再与周围的环境相匹配,要求更新、更气势恢宏的设计。同时,在利多岛上,一座极其壮丽、主要由执政官捐资建立的本笃会修道院被奉献给所有航海者的主保圣人,米拉的圣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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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利多岛的圣尼科洛教堂是一座平淡乏味的十七世纪建筑,它靠近修道院入口的那两根华丽的威尼斯——拜占庭式柱头,差不多就是最初的建筑物留下的唯一痕迹了。与威尼斯另一座年代更久远、同样奉献给行乞者的圣尼科洛的教堂相比,这座教堂完全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美丽。[53]然而在进入这座教堂的门廊内,有一块孔塔里尼的纪念石碑,上面记录了他取得的三次军事胜利:达尔马提亚远征,收复格拉多,以及最后在阿普利亚击败诺曼人。[54]前两者被记录下来不足为奇,但第三项胜利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诺曼人从未在阿普利亚被打败过,在他们十一世纪的记载中,那里是他们得到稳定连胜的战场之一。诺曼人唯一一次与威尼斯人遭遇交战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南部海域,先是从如今属于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离开,然后到科孚海峡,直到孔塔里尼去世后十至十五年,这场战役才真正打响。对孔塔里尼的身后声名来说,威尼斯人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对其毫无妨害,但该战役最后也是最终的决定性战斗对威尼斯来说是一场灾难,战争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孔塔里尼后继者的倒台,尽管在此之前他曾是威尼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执政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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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多梅尼科·赛尔沃因为什么而受到欢迎,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他受到的拥护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某些机缘,我们得到了一份他当选的第一手记录,这份资料由一位名叫多梅尼科·蒂诺的人撰写,他是隶属于大天使圣米迦勒教堂的教区神父。这是现存最早关于类似当选仪式的目击描述,在过去多年的准专制统治之后,公众的意志再次完全发挥效用,这份资料的内容给予我们关于这个时刻的宝贵一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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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记载的时间是公元1071年。由于圣马可大教堂充斥着孔塔里尼召集来的工匠,因此典礼在利多岛上新修建的圣尼科洛修道院教堂举行。因为当时圣马可大教堂尚不能使用,所以先前的执政官们通常是在卡斯特洛圣彼得大教堂被挑选出来的。但圣尼科洛教堂要比它大得多,它能更好容纳人员的优势战胜了进入教堂的诸多不便。当权者或许希望能通过选择一个相对较远的场所来削减参与的人数,但如果他们真这么想,就会大失所望了,因为蒂诺告诉我们:“有数不清的人,差不多整个威尼斯的人”都在场,人们乘坐“武装船只”(armatis navibus)渡过潟湖,这暗示着一部分的共和国作战舰队都被征用来为这项盛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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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程序以一场“伴随着赞美诗和祷文”的大弥撒作为开端,神的启示为人们找到了执政官的适宜人选,“执政官必须是一个对他的国家有价值,同时能被他的人民所接受的人。这时一阵大声叫嚷响彻云霄,就像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似的,所有在场的人反反复复地,一声高过一声地呐喊着‘我们需要多梅尼科·赛尔沃!我们赞美他!’的语句”。民意所表达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于是选举结束了。一群更杰出的市民随即将新当选的执政官抬到与肩同高,将他从欢呼的人群上方送到码头附近,同时合唱队唱起《垂怜经》和《感恩赞》,钟楼铜钟齐鸣,无数护航船只上的桨手们用船桨平坦的一面拍打海水,将这声音加入他们如雷般的喝彩中去。在回程的路上,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景象。赛尔沃此刻光着脚,仅穿着简朴的替换衣服,被正式地引入圣马可大教堂,在教堂内林立的石匠脚手架与梯子中,赛尔沃匍匐在新铺设的大理石地面上,感恩他的当选,并在祭坛那里接见了他的政府人员。此时此刻,尽管蒂诺没有详细向我们描述这一场景,但新任执政官想必头一次穿上了执政官的长袍,并开始正式列队动身前往执政官宫,在那里赛尔沃将接受臣民们对他宣誓效忠,并分发传统的礼物作为回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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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第二十九任执政官的统治就这样开始了,不过蒂诺在他结束记录之际,留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毫不迟疑地,”他写道,“新任执政官下令将执政官孔塔里尼去世后遭到破坏的门与桌椅复原并加以修缮。”有人或许会问:为何他要这么做?这样做有必要吗?执政官孔塔里尼的的确确是位受人欢迎的执政官,虽然并不像曾经的副手赛尔沃那样,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当选,但在他去世后,并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公开骚乱。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威尼斯人不明智地接受了来自罗马教宗国的野蛮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教宗去世时,拉特朗宫经常会被暴民搜掠一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威尼斯人不需很久便会将这一习俗抛弃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执政官宫在不止一次的危机中被人攻击,但这座建筑并未有因为其他原因而被理所当然地破门而入的记录。或许在十一世纪,关于执政官去世后执政官宫内物品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不过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任何人因为攫取或毁坏共和国财产的行为将被判有罪,并且得用他判罪后所剩无几的余生来悔过的时代很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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