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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是这个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虽然它无法提供陆上兵力，但它承诺它的海军会奔赴潟湖的任何地方，或者出现在任何适于航行的潟湖附属河流上。威尼斯更进一步同意与它的同盟者们共享任何可能从君士坦丁堡或巴勒莫获得的资助，同时在对任何其他国家宣战或缔结和平之前先获得它们的准许。必须承认，威尼斯做出的这些保证并不那么严谨。保证中威尼斯舰队与保护同盟利益挂钩的活动范围半径非常有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有更严重的危机在其他地区发生，毫无疑问威尼斯会立即召回派遣到范围之外地区的舰队。然而很明显，哪怕不在商业政策上，至少威尼斯共和国在其外交政策上，正在越来越倾向于西方。通过它在公元1167年对伦巴第城市同盟的拥护，威尼斯在事实上将它自己与意大利在欧洲大陆上的地区事务联系起来，其紧密程度要超过自威尼斯建立以来五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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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威尼斯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坏。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双方都难辞其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裔永久居民在此时已经不少于八万人，他们都享受着曼努埃尔一世和他的前任们在其势弱时被迫授予的优惠特权。这些人中威尼斯人的数目最为庞大，他们从拜占庭的政策中受益最多，当然十有八九也是最令人反感的。君士坦丁堡首席宫廷秘书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曾经抱怨他们的殖民地“因为它们的财富和繁荣而变得傲慢无比，同时蔑视帝国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他或许是对的，威尼斯人从来都不以举止谦逊著称，而且毫无疑问，他们给拜占庭的东道主们提供了足够的埋怨理由。但是科孚岛附近嘲弄曼努埃尔一世的威尼斯水手中并没有多少是商人，无论是居住在里亚尔托还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威尼斯商人，都从未想过低估这位皇帝。威尼斯共和国已经不安地目睹它的几个主要商业竞争对手——热那亚、比萨和阿马尔菲——缓慢地在原本是威尼斯独享的方面站稳脚跟，威尼斯人亦意识到这个缓慢的过程是曼努埃尔一世与他的父亲为了削弱威尼斯的影响而有意采取的一部分政策。同时，他们还对达尔马提亚近来的发展忧虑不堪，自从公元1162年威尼斯与匈牙利的伊什特万三世开战以来，后者已经连着五年将除札拉以外的沿岸城市逐个攻克。接着在公元1167年，曼努埃尔一世加入战局，并取得了对伊什特万三世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将伊什特万新获得的地区收入自己囊中。皇帝的这一举动可不讨威尼斯人的喜欢。在这之后不久，出于恢复过去拉文纳总督辖区的长远目标，皇帝打算在安科纳建立一个长期的拜占庭殖民地，他鲁莽地就此事寻求威尼斯人的支持，而后者出于自身的感情毫无意外地抛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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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威尼斯与拜占庭这种互相怀疑嫌恶的气氛中，在君士坦丁堡朝向金角湾以北的加拉塔区，热那亚人的定居点于公元1171年初遭到了袭击并被大规模破坏。我们不知道谁应当为此事负责，但对曼努埃尔一世来说，这恰恰就是他寻觅已久的机会。3月12日，将一切完全归咎于威尼斯人的皇帝下令逮捕帝国领土内所有威尼斯共和国居民，他们的财产和船只被没收充公。少数威尼斯人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位出生于威尼斯、在一艘拜占庭帝国军舰上服役的船长，成功逃出生天，但大多数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仅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有一万人被逮捕，在所有的监狱人满为患之际，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被征用来容纳多余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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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里亚尔托，威尼斯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威尼斯认为拜占庭方面给出的热那亚定居点遭威尼斯人袭击的罪名不过是托词，当热那亚人宣称威尼斯人与袭击无关之后，这一感觉得到了证实。而与此同时帝国方面展开的行动过程之顺畅、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无疑证明了它是经过事先精心策划的。两相对照之下，威尼斯人苦涩地想起仅仅两年之前，曼努埃尔一世为了杜绝他正考虑对威尼斯采取类似行动的谣言，亲自向执政官的使者给予了保障威尼斯人在帝国安全的特别保证，这个保证吸引了更多威尼斯资金进入东方，如今看来，它们不过是为皇帝正在享受的战利品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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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威尼斯与拜占庭最后的旧日纽带被忘却了，同时被忘却的还有不到四年前威尼斯对伦巴第城市同盟在磋商中做出的庄重承诺。威尼斯人已经投入了战争当中，经济是一个大问题，共和国政府一度出现超支现象，而威尼斯还要每年额外给予伦巴第城市同盟大笔的资助。等到清算已经产生的债务时，里亚尔托所有的财政收入已经被典押到了下一个十年。于是威尼斯下令发行一种强制性公债，每位公民按照他们的财产多寡来承担相应的义务认购份额，同时为了便于收缴款项，全城被划分为六块区域，即威尼斯如今仍然存在的六大行政区，它们是：卡斯特洛区、卡纳雷吉欧区、多尔索杜罗区、圣十字区、圣保罗区和圣马可区。威尼斯此时同样面临严重的人力短缺，尚未在曼努埃尔一世的监狱中辗转受苦的海外威尼斯居民纷纷被征召回国，即便没有强制要求，威尼斯仍然期待这些人可以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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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幸亏执政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去克服它们，仅仅过了三个月，米希尔执政官就得以筹集调配出一支超过一百二十艘船的舰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了威尼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公元1171年9月，执政官率领他的舰队离开潟湖，与东罗马帝国交战。他在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不同地点多次停泊，捎上他能找到的威尼斯人，接着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抵达优卑亚岛。在那里，执政官发现曼努埃尔一世的使者正等候他的到来，两人在意图和解的氛围中进行商谈，大使向执政官保证，他们共同的主人拜占庭皇帝没有兴起战争的意图。只要执政官派遣一个和平使节团到君士坦丁堡，他就能发现所有的分歧都已经被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而且在条款上不会对威尼斯这一方有任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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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莱·米希尔接受了他的提议，这是他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他派出了使节团，之后对欧洲历史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恩里克·丹多洛亦在其中。当这个使节团继续他们前往博斯普鲁斯的旅程，并且与拜占庭官员们在毫无成果的讨论中消磨了大半个冬天的时候，执政官带着舰队前往希俄斯岛静候下一步进展，就在那里，灾难降临了。瘟疫在拥挤不堪的船只之间爆发，又以可怕的速度四处传播。到初春的时候，已经有数千人死于疫病，剩下的幸存者十分虚弱，因为疾病士气低沉，人们长期缺乏活动，已经不适合投入战斗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正在此时，使节们从君士坦丁堡返回，他们受到拜占庭恶劣的对待，这次的出使任务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很明显皇帝没有丝毫扭转态度的意思，他让使者与执政官交涉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他加强防卫、赢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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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米希尔执政官的轻信，他掉入了拜占庭人如此明显的陷阱，因此而来的耻辱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加诸执政官已经遭受的种种不幸上。他再也不能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了。他的这场远征损失惨重，还没能看到敌军，威尼斯青年一代的精英就已经尸横枕藉，或奄奄一息，[74]剩下的舰队也处在哗变的边缘。执政官如今唯一可走的一条路，就只有全速返回威尼斯，然后面对他子民们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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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于公元1172年5月中旬回到威尼斯，接着他迅速在执政官宫内召开了大议会，向众人汇报所有发生的事，并且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行为与决定辩护。他陈述的时候，身边是一片闭口不言的沉默，当他谈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幸，并将它们加诸共和国头上时更是如此，同时，人们认为他不仅带回了失败，也把瘟疫带回了国内，而这最后一项不称职行为是无法被原谅的。议会对执政官群起而攻，而在执政官宫外，一群暴民正集结起来，要求他血债血偿，于是维塔莱·米希尔意识到他必须逃跑了。他从一个侧门悄悄地溜了出去，沿着斯拉夫人堤岸匆匆奔向圣匝加利亚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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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再也没能到达那里。修道院在码头之外一百码左右，位于一条名叫“拉斯小巷”的巷子里，离执政官宫旁边的麦秆桥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正当米希尔执政官要转过拐角的时候，他遭到一名从附近房屋的阴影里蹿出来的暴徒袭击，被当场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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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对维塔莱·米希尔表示同情。他在任时，威尼斯前有狼后有虎，位于群雄环饲之中。在西、东两侧，一边是毫不妥协的红胡子腓特烈，另一边是难以捉摸的曼努埃尔·科穆宁；南、北两端，一头是与十二世纪最伟大的教宗们结盟的西西里王国，一头是团结一心的伦巴第城市同盟。要平安通过这样的欧洲政治险滩，维塔莱·米希尔要面对的情况比他所有的前任们经历过的都要更微妙和艰难。在他十六年执政期的前十五年，他做得相当出色，只是在最后一年，他面临危急时刻和完全不熟悉的情况，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即便是这样，他也不应为瘟疫负责，至少不应为他将瘟疫带回威尼斯负全责，因为如果再延误返回家乡的行程，舰队就一定会爆发叛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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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威尼斯并没有维塔莱·米希尔的纪念物或许就不足为奇了，不过直到三十年前，那些知道整个故事来龙去脉的人，相对于其他威尼斯人，才开始更明确地对米希尔的死表示纪念。当年在谋杀发生后不久，刺杀者便被绳之以法，判处死刑，他藏身的那座房屋被官方下令夷为平地，之后也不允许任何石质建筑坐落在那个地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道法令还被遵守着，这就是为什么在此之前，位于麦秆桥另一端的斯拉夫人堤岸作为威尼斯在建筑意义上至关重要的场所之一，在所有披露出来的照片与绘画中会充斥着一组由木头和灰泥搭建的寒酸房子。到了1948年，当局终于被说服，将古老的传统置之一旁。即便如今，当我们抬头看丹尼利皇家精选酒店临街的建筑正面，其中的一些人或许还是会以稍微有些不同寻常且不那么愉快的方式，怀疑那个古老的诅咒是否仍在八个世纪前维塔莱·米希尔的丧命之地盘桓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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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9 和解（公元1172—11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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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和宗教对抗……宗教观念在人类心智中占据的领域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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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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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并没有立即再选举一位新执政官。他们需要时间思考，毫无疑问，如今局势已经极度危急，威尼斯人正处在同时与两个大帝国交战的状态，然而他们曾经出类拔萃的海军实力大减，已经远远不及六个月前声势之壮，而且为了防止瘟疫扩散，有许多船只在爱琴海上被蓄意付之一炬。由于被羁押在拜占庭的威尼斯人无一被释放，同时，威尼斯以及其他潟湖城市因为瘟疫肆虐产生的受害者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人力短缺就成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问题。国库空空荡荡，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威尼斯只能故技重施，像前一年那样发行强制性公债。[75]而最糟糕的是威尼斯人意志的消沉，维塔莱·米希尔是共和国历史上第八位死于暴力的执政官，但他是近两百年来的第一个。或许威尼斯人意识到他们突然受到了集体性歇斯底里压倒一切所带来的力量影响，并察觉到这场谋杀中他们所要担负的某种集体责任。无论如何，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与羞耻，并且觉得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和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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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究竟是哪里出错了？显而易见，导致远征失败和国家贫穷的主要责任得落在米希尔执政官身上，但是那些用来控制他行为的审查与平衡力量在哪里？过去由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执政官本人规定，在执政官职位之下，还有两位顾问，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此外，执政官有义务在必要时“邀请”其他德高望重的公民提供额外建议。他还同样有权召集所有人举行公民大会（arengo）。但是弗拉班尼科已经去世一个半世纪之久，两位顾问的权威也丧失大半，城内的元老亦很少得到“邀请”，而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全民大会也不再是实际可行的措施。早期潟湖聚居地的居民因为人数较少，可以聚在一起召开全体公民议会，而如今要是仿效祖辈所为，显然与会人数就实在太多了，而且，即便将人们聚集起来召开会议，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如此庞大的人群。集聚起来的人群（Arenghi）现在更近于一群合法的暴民，近几年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他们在参与国家重要的决定上并不可靠。只有在法律特许的情况下，如执政官选举或宣战时，他们才会被召集起来。因此，执政官的权力在事实上是不受约束的。所以重新定义威尼斯政府中的三个统治部分：执政官、顾问与民众，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件事的必要性直接导致了公元1172年至1173年，可以说是威尼斯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政改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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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改革是由四百八十名威尼斯杰出公民组成的代表大会。威尼斯全城六大行政区中，每个区各有两名代表负责这些公民的提名，这四百八十人在政府供职，为期仅限一年。自此之后，这个代表大会（Comitia Majora）或者大议会（Maggior Consiglio）的组织承担起任命所有主要共和国官员的责任，其中包括六大行政区的十二名代表。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安排就意味着在第一年之后，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各行政区代表和大议会就可以互相提名，从而形成一个将一般大众完全排除出组织管理的封闭圈子。全民大会没有被废除，但尽管它被强制保留下来，却被尽可能地剥夺了实权，它最小心守护的特权——选举执政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先前执政官赛尔沃的就任为例，威尼斯的人民在领袖的选择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这么做的权利是威尼斯宪法的基石。然而从现在起，执政官的选择被授权给大议会提名的十一位特别选举人，新执政官的名字也只会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作为既成事实告知聚集的人群。这一新程序的首次尝试导致了骚乱，直到众人商定出一个折中方案，反对的人群才被安抚住。在这个方案中，胜出的执政官候选人需要在圣马可大教堂正式在众人面前现身，同时伴随着例行公事的话语：“假如他让你们满意，那么这就是你们的执政官。”于是人民的声音在理论上得到了保留，不过威尼斯人也知道，这不过是礼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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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下一步是将执政官的顾问人数由两名上升到六名。因为他们的职能主要是限制执政官权力，因此这些顾问会经常侍于执政官左右，或许还乐于享受他们否决执政官决定的权力。顾问和执政官共同组成了一个内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日后以执政团（Signoria）或评议会（consiglietto）的名字为人所知。作为外部的咨询机构，元老们（pregadi），或元老院依然存在着，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元老们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之后都得到了大议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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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这些措施削弱了威尼斯行政管理金字塔的顶峰和底座，加强了中间阶层的力量。其后威尼斯还需要进行几个步骤的改革，才能迈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它不断完善并将其改造为威尼斯独特体系的寡头政治。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对执政官权力的削减限制并未表现在执政官声望的损失上，相反，威尼斯政府进一步增强了执政官的高贵威严，以及执政官身边各项排场仪式的奢华气派程度。再往后，一当选举结束，新执政官就会坐在一把特别的圆形椅子上被抬着绕圣马可广场一周，这把椅子被称作“井口”（pozzetto），因为它的外表看上去同城中水井的井口十分相似。接着，当选的执政官向众人分发赠礼；另外，从此以后每当执政官离开执政官宫执行国务，他身边都跟随着一条由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组成的长长队列，前呼后拥，气派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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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无论是盛大的仪式场面，还是在随后的法律规定中价值在一百至五百杜卡特之间的赠礼，都不能够补偿威尼斯人在政治体制变革中被夺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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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威尼斯人总体上对新的选举系统削减了他们古老的权利一事愤愤不平，但当十一名选举者决定让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成为新一任执政官时，没有人认真地质疑他们的抉择是否明智。这位新执政官聪明过人，虽是古稀老人但仍然精力充沛，而且他还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与其不相上下的庞大财富。鉴于威尼斯已经到达了破产的边缘，他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恢复国家财政状况，同时在元老们的建议下，停止了新政府债券的所有偿付行为。这是个十分勇敢的决定，不过社会上因此而生的怨气要比想象中来得少。政府的债券持有人都是威尼斯公民，他们爱钱，但更爱威尼斯，而这种对他们爱国心的直接呼吁立刻得到了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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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了，它再度派出大使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和，并希望能释放所有仍身陷囹圄的威尼斯人。不过他们的努力还是落空了，曼努埃尔·科穆宁依然毫不妥协。鉴于此时威尼斯剩下的舰队正积极同红胡子腓特烈的军队围攻拜占庭所属的安科纳，皇帝这番态度倒不足为怪，然而他针对威尼斯人第二次主动求和表示出的拒绝日后被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使得曼努埃尔一世的后继者因此饱尝苦果，悔恨不堪。同时，与拜占庭帝国周旋的失败使得威尼斯人转而投入了西西里王国威廉二世（好人威廉）的怀抱。公元1175年，双方签署了一份时限二十年的合约，从中取得的商业条款要远远优惠过威尼斯人之前曾享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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