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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098 伦巴第城市同盟的代表被证明是特别难缠的谈判者，与他们的谈话拖延了很久，占据了两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无论如何，到了7月初，协议的达成近在眼前，而且为了加快沟通，教宗同意让腓特烈接近基奥贾，这样他可以每日实时跟进谈判进度。到目前为止，腓特烈一世的表现堪称典范，并且在这种只能令他感到耻辱非常的情况下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克制，但最终他开始显露不耐的迹象。在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破裂以来的六年中，腓特烈的支持者在这座城市内大量增加，直至组成一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派系。这批人如今鼓动腓特烈立刻进入威尼斯，以此作为对教宗禁令的挑衅，从而迫使亚历山大三世与伦巴第城市同盟答应更有利的谈判条件。腓特烈显然动心了，但在得到齐亚尼执政官允许之前他拒绝动身。考虑到直接拒绝可能导致皇帝的拥护者们兴起暴动，齐亚尼执政官对是否答应此事犹豫不决，而来自同盟的代表惊怒交加，退居到特雷维索。在这一刻，过去多年来所有谨慎小心的外交斡旋，仿佛都将化作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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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00 拯救了事态的是西西里人。他们外交使团的领袖，萨莱诺的罗穆亚尔德大主教下令所有船只做好匆匆起航的准备，暗示一旦他和他的使节团决定离开，其主君威廉国王就会立刻对威尼斯的背信弃义采取报复。大主教的意思再明确不过，过去两年中，在巴勒莫、墨西拿和卡塔尼亚的威尼斯商人已经剧增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假如威廉要效仿公元1171年曼努埃尔一世之故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行动。于是齐亚尼再不踌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确定只有在教宗正式批准之后，才会允许红胡子腓特烈进入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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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02 回过头来看，这场危机似乎给所有谈判者造成了一点有益的震动。悬而未决的谈判细节很快被敲定。公元1177年7月23日，和约正式完成。在教宗的要求下，一支威尼斯小型船队前往基奥贾，将腓特烈迎至利多，同时，四名枢机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那里欢迎皇帝。皇帝在他们面前庄严宣誓放弃他培植的敌对教宗，并正式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作为回报，主教们解除了对腓特烈长达十七年的逐出教会的惩罚决定。红胡子终于得以进入威尼斯。次日清晨，执政官带着一大批显赫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到达利多的圣尼科洛教堂，亲自陪同在教堂中过夜的皇帝登上为此事特别装饰一新的驳船，然后一同隆重地驶向莫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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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04 同时威尼斯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威尼斯人对盛大场面和豪华排场的喜爱根深蒂固，这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于是他们决定要在这时恰如其分地表现。人们连续数日拥入城市，城内旌旗飘扬，窗户装饰得华丽醒目。在现存的几份见证者记录中，信息最丰富，描写也最为生动的是《从威尼斯里亚尔托带来的和平协定》，它的作者或许是一位德意志神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可以确定他当时找了个视角颇佳的位置，本人的地位也不低，这使得他能够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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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06 拂晓时分，教宗的侍从匆匆前往圣马可大教堂，关闭了它宏伟正门正中心的那一扇。然后他们将许多木材运到那儿，又使用梯子和木板，搭建起一张巍峨华丽的宝座。他们还在码头两侧各竖起一根高度令人惊叹的松木柱子用来悬挂圣马可的旗帜，这些旗帜大到垂地，布满极致华丽的刺绣，这个码头被称为“大理石码头”，距离圣马可大教堂不过一箭之地。当天第一个小时之前［早晨六点］，教宗就在那儿抵达，登上威尼斯的土地。观弥撒之后，教宗随即登上宝座高处，等待皇帝到来。宗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大主教们还有数不清的主教与教宗共同出席，教宗座位的右手边是威尼斯宗主教，左手边则是阿奎莱亚宗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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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08 就在此时，在米兰大主教和拉文纳大主教之间就谁应当优先入座爆发了一场争执，他们两个都抢着要坐在教宗右侧的第三号座位。教宗决定终止这场争端，他离开自己高贵的座位走下台阶，坐到人们之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可以坐在他的右手边，也不存在第三号的地位了。差不多在第三个小时，执政官的驳船载着皇帝、执政官以及前一日教宗派出的枢机主教们抵达了威尼斯，皇帝由七名大主教和众多咏礼司铎引领，在庄严肃穆的队列中步向教宗宝座。当皇帝走到宝座前，他丢弃身上穿着的红袍，俯伏在教宗面前，亲吻他的双足和膝盖。[76]教宗站起身来，将双手放在皇帝头顶，然后拥抱并亲吻了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最后，教宗说道：“教会之子啊，欢迎你。”接着他拉着皇帝的手，引他走进大教堂，此时铜钟齐鸣，人们唱起了《感恩赞》。等到典礼结束，教宗与皇帝一同离开了大教堂。教宗骑上他的马，皇帝为他牵马坠镫，然后一行人前往执政官宫，这一切都发生在周日，正是圣雅各日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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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10 就在同一天，教宗赠给腓特烈许多盛有各色食品的金银罐子，还有一头肥胖的牛犊，伴随着赠礼教宗说：“我们应当尽情欢乐，因为我的孩子曾经死去如今复生，曾经失去如今又重新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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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12 对亚历山大三世来说，威尼斯的和平协议同时标志着他教宗任期的高潮与顶峰的到来。他忍受了长达十八年的教廷分裂与十年远离罗马的放逐生涯，腓特烈一世，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中最为可畏的人对他抱有深刻的敌意，一直等到年逾古稀，才终于得到了忍耐带来的回报。如今这回报可不仅限于腓特烈对他合法地位的承认，皇帝还必须认可教宗国对罗马的所有世俗权利，而他与伦巴第城市同盟达成的六年停战协议也只是腓特烈对同盟中个别城市的独立做出的初步承认。这是一位教宗对皇权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甚至比一个世纪前在卡诺莎取得的空洞胜利更为伟大，而这全都仰赖于亚历山大三世领导他的教会度过最艰难时期的耐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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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14 如今艰难时世告终，而教宗的美德仍在。无论是在他胜利的当天还是此后皇帝在威尼斯逗留的任何一段时间，教宗都没有对前宿敌表现出最轻微的得意与幸灾乐祸。有那么一两位后来的威尼斯史学者，像那位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马蒂诺·达·卡纳莱那样，仍然对一个传说念念不忘，故事提到，皇帝朝教宗匍匐下拜时小声说“我不是对你行礼，而是对圣彼得”，于是教宗就把脚放在皇帝的脖子上，尖锐地回敬道：“你是在跪拜我，还有圣彼得。”不过这个故事从未出现在同时代的作者笔下，也和目前我们找到的所有第一手见证数据所记载的不同。皇帝本人的表现也无懈可击。在这场伟大和解的次日，他甚至表现得更为谦逊有礼，在教宗离开圣马可大教堂时，他再一次为其牵马坠镫，假如教宗没有加以婉拒，腓特烈一世甚至可能会一直牵着亚历山大三世的马走到教宗乘船启程的地方。人们不禁要怀疑，腓特烈是否会记起二十二年前，他在前往罗马加冕的路上，因为在苏特里拒绝为教宗阿德里安提供同样的礼遇而浪费的两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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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16 威尼斯在弥合两派纷争上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当然它从中得到的回报相对地也十分可观。财政方面，公元1177年值得纪念的夏季对威尼斯恢复繁荣做出了极大贡献，皇帝在城内作为贵客逗留了整整八周，直到9月18日才离开。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则一直待到10月中旬，留在威尼斯长达五个多月。其间大多数时候，威尼斯从未如此人满为患，过去它的外籍流动人口主要为旅行者和商人，如今它接纳了数倍于正常流量的外来人口，它们都是欧洲最显赫的王公贵族和教士，并且都热衷于在随从人员的豪华程度上胜过他们的竞争对手。举个例子，科隆大主教携有一个不少于四百名秘书、神父和侍从的随从团；而阿奎莱亚宗主教夸口有三百名随从，和美因茨与马德堡大主教不相伯仲。安迪拉伯爵罗杰身为西西里国王的第二位使节，带来了三百三十人；因此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那一百六十人的随员队列看上去就实在是寒酸得很不像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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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18 政治层面上，威尼斯同样获得了利益。威尼斯人长期在教宗与皇帝之间保持中立而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回报，这种情况是十分反常的，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与双方都达成了特殊的协议。从腓特烈那里，威尼斯人得到了自由通行的权利、安全通行的保证，以及在帝国全境免除通行费的待遇，作为对威尼斯人给予腓特烈的臣民相似的特权的回报，“到威尼斯为止，不能再向前一步”，这是帝国对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超然地位的承认。而在教宗这边，他以授予威尼斯大多数重要教堂赎罪券的方式来表达感谢。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为格拉多和阿奎莱亚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画上了句号，数个世纪以来，这两地为威尼斯的教会事务带来了无数纷争和痛苦。根据教宗最终裁决的条款，如今已经长居威尼斯的格拉多宗主教宣布放弃阿奎莱亚的波珀在一个半世纪前窃走的财富所有权，作为补偿，他得到了在潟湖周边以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聚落中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力，因此可以想象，威尼斯接下来会对这些地方的附属城镇加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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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20 教宗身处威尼斯，还为一项威尼斯传统赋予了新的圣礼上的意义。这项传统即是每年在利多港之外的外海举办的耶稣升天节典礼，它始于公元1000年，长久以来，已经从一项祈愿活动变成了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象征性的结婚仪式。[77]诚然在执政官宫大议会厅北墙的某扇门上方，悬挂着维琴蒂诺描绘的画作，画面上教宗正将那枚准备稍后掷入大海的金戒指交给齐亚尼执政官；但不得不遗憾地说，就像紧靠这幅画右面，画家丁托列托之子多梅尼科笔下虚构的萨尔沃雷海战一样，这幅画同样没有事实基础。向大海献上的金戒指原本只是起到安抚海洋的作用，随着时代变迁增添了婚姻的暗示，在如今这么做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但即便合理推测教宗出席了公元1177年6月2日的耶稣升天节典礼，我们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积极参与其中，这与他的性格实在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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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22 不过对威尼斯来说，它得到的一切中最好的还是在声望方面。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夏天，它是全欧洲关注的焦点，并且毫无疑问地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威尼斯执政官接待了西方世界的两位领袖，即便他与他们的关系并非全然平等，但至少也达到了朋友或等同于王公的程度。帝国和教宗方面的谈判者们对威尼斯青眼有加，以教廷《总结报告》（Relatio Synodi）的说法，威尼斯“只臣服于上帝……这是一个市民能够在各个派别之间保持和平，并能确保消除不和与叛乱，或者任何蓄意谋划或非自愿之事的地方”。诚然，威尼斯对此只是刚刚才成功，不过通过这样的尝试，它树立起了作为一个大都会和欧洲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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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24 在圣马可大教堂中央门廊前的石板地面中，镶嵌着用来标记传说中腓特烈纡尊降贵向教宗俯首地点的菱形斑岩。今日这座教堂是圣马可广场和小广场上唯一一座还保留着当年事件发生时原貌的建筑。今天此地仍拥有与当时举行盛大典礼时非常相似的面貌，还要归功于执政官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他推倒旧的圣吉米尼亚诺教堂[78]，从圣匝加利亚修道院的修女们那里购买了位于修道院教堂和潟湖之间的果园（在本地语言中称为brolo），然后填平巴塔里奥河，在上面以砖块砌出人字形图案，这条河原本从旧威尼斯行政官邸大楼后方流过，穿过大教堂前方，途经钟塔，然后到达靠近公共花园的铸币厂河，它被填平之后开辟出的空地就是日后为人所知的圣马可广场。执政官还命令所有围绕广场而建的房屋都需要用拱形结构和石柱廊连接起来，于是从一开始，这个地方就很像公元1496年真蒂莱·贝利尼绘画中的模样。除去行政官邸大楼从南北两边延伸出的长长两翼外，如今圣马可广场的景象也与当时相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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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26 齐亚尼执政官同样将自己的标记留在了执政官宫和广场上。当时的执政官宫其实是公元976年叛乱后重建的，并且在公元1106年的火灾后以修缮的名义进行了增建和装饰。我们从桑索维诺的叙述中得知，齐亚尼执政官将执政官宫“从每一个方向都进行了扩建”，尽管这证词十分粗略，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建设工程遵照了过去的传统，扩建后的执政官宫看上去与如今仍矗立于大运河畔的一些拜占庭式建筑颇为相似，比如土耳其商馆，或者靠近里亚尔托桥的洛雷登宫与法尔塞蒂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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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28 同时，码头边的小广场也像圣马可广场那样被清理扩大。或许是为皇帝亲临做出的一部分准备，曾经封锁临水路径近三百年的执政官彼得罗·特里布诺时期的旧墙被一扫而空。当年维塔莱·米希尔从他不走运的东方远征中带回三根古石柱，有一根不慎在靠岸卸货时越过船边掉落水中，现在还深陷在莫洛水底的淤泥里，剩下的两根石柱在过去的五年内一直躺在旧墙之侧。人们试了种种方法想把它们竖立起来，但均告失败，然而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工程师向执政官毛遂自荐，他的真名叫尼科洛·斯塔拉托尼奥，但是通常被人叫作“巴拉蒂耶里”（Barattieri），这个绰号在意大利语中通常指某人对玩牌出千的嗜好，从这位建筑师对执政官提出的报酬来看，这个名字倒也还算实至名归。至少我们知道尼科洛·斯塔拉托尼奥提出他可以让两根石柱进入正确的位置，作为回报，他要求获得在这两根石柱之间开设公共赌桌的权利，齐亚尼执政官答应了他。这两根石柱竖立到如今它们矗立的位置后，圣马可之狮以及圣狄奥多尔同他龙形的鳄鱼被分别安放在石柱的顶端。当然，赌桌也随之设立起来，其后据说大议会为了削弱执政官对建筑师的让步所带来的意义，将该处指定为执行公开处决的地点。然而以我们所知那个时代的秉性，只怕这么做正好产生了反作用。而另一方面，巴拉蒂耶里并未完全抛弃他的建筑师生涯，数年之后，这位建筑师在浮舟上建起了第一座里亚尔托桥，使他的名字再度为人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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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30 除了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建设者的身份，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还证明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宪政改革者。在此没有必要为他之后重组行政机器、建立新政府机关、编纂与阐释法律条文的诸多细节进行详细说明，因为更重要的是齐亚尼执政官埋藏在他全盘改革计划底下的哲学思想，它始终支持和强化着业已成为威尼斯政治思想体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寡头政治的原则。在他退休前不久，齐亚尼执政官召集主要的治安官开会，命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要特别重视将拥有最高权力的职位交给那些有财有势的公民们，“以免在他们死后这些人心生不满，转而采取暴力行为”。这项建议在实际上比它听上去的要不那么保守，只有少部分高贵的威尼斯人不将高级公职看作一种不讨人喜欢的责任，看作对个人自由的严厉约束，而且远没有商业那么获利丰厚。然而就公民责任而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威尼斯人都不得拒绝履行，从公元1185年起，任何类似的拒绝都会根据法律遭到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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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32 在仅有六年多的任期内，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当选为执政官时就已经是七十高龄，因此到了公元1178年，他决定退出公共生活，像他的许多位前任那样退隐到圣乔治·马焦雷岛的修道院内。不久他在那里去世，随后在圣乔治·马焦雷岛教堂的帕拉弟奥风格正门墙上，齐亚尼执政官在特里布诺·梅莫的对面受到人们的纪念。[80]在齐亚尼执政官的遗嘱内，他将几所位于默瑟里亚，坐落于圣朱利亚诺教堂和圣马可大教堂之间的房屋租金收入用于为共和国羁押的犯人提供食物，还把同一条街上更远处的其他财产赠给他的修道院，并且指示每周二都要为十二名城市贫民供应一份晚餐。作为对家庭的谦逊教育，每年的圣司提反日，齐亚尼家族需要在其陵墓不灭的长明灯前享用一顿由廉价鱼类、酒和没有油的扁豆组成的朴素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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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34 在齐亚尼执政官去世前不久，他对现存的执政官选举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变。取代过去大议会直接提名十一名选举人的方式，如今的解决之道是，大议会此后仅选出选举人中的四人，然后这四人需要提名一个四十人的选举团队，随后这个团队中每个人可以获得至少三张选票，选出这四人之外的人选，并且在这些人选中，同一个家庭不得超过一人入选。这个选举程序看起来稍有些生硬笨拙，但与其日后的发展相比，它堪称简便。经过这样的程序，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或称马利皮耶罗在公元1178年成为新任执政官。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外交高手，在巴勒莫和君士坦丁堡工作期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曾经以组织者和捐助者的身份参与维塔莱·米希尔的第一次国债发行。新执政官过去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他任职期间对其大有帮助，因为在此时，东西方之间的局势又再度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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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36 公元1180年9月24日，沉疴已久的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去世，此后五年，拜占庭帝国陷入了苦难和混乱的旋涡。曼努埃尔的合法继承人是他十二岁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其母安条克的玛丽取得摄政大权。安条克的玛丽是诺曼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三世的姊妹，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玛丽公然偏袒其法兰克同胞的行为损害了希腊人的利益，因此遭到臣民的厌恶。对玛丽的第一次叛乱宣告失败，但是公元1182年的第二次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大屠杀，几乎所有身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西方人都在劫难逃，包括妇孺和医院内的病人。整个法兰克人居住区在大屠杀中遭到洗劫，相较之下，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居住地在十一年前所遭到的破坏和抢劫看上去几乎不值一提。同时，先皇曼努埃尔的堂兄弟安德洛尼卡·科穆宁进军首都并攫取了皇位，玛丽被绞杀，而被迫亲自签发处死母亲命令的幼帝不久后也被用弓弦绞死。年轻的阿莱克修斯·科穆宁留下一位十二岁的未婚妻阿格尼丝，她是法王路易七世的女儿，在拜占庭重受洗礼后更名为安娜。阿格尼丝在混乱爆发前的几个月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但因为她实在太过年幼，所以并未举行婚礼，六十四岁的安德洛尼卡干脆利落地娶了她，而且根据当时不止一个可靠消息来源，他将这桩婚姻生米煮成了熟饭。接下来残酷可怕的三年在文明世界中是空前的，恐怕只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能与之相比。最后到了公元1185年的9月，轮到安德洛尼卡被推翻，然后被暴民撕得四分五裂，死无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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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38 此前一年，一段时间以来传到里亚尔托的消息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威尼斯和西西里王国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国王威廉二世（好人威廉）和他的王后，狮心王理查之妹英格兰的乔安娜没有子女，而且很可能之后都不能再生育后嗣，因此在血统上最接近于西西里王位的就是威廉的姑母康斯坦丝，而她已经宣布与霍亨施陶芬的亨利，也就是腓特烈的儿子兼继承人订有婚约。对威尼斯以及所有它隶属于伦巴第城市同盟的姊妹城市来说，经由这桩联姻展现出来的前景是非常可怕的。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够长期与帝国对它们宣称主权的行为进行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腓特烈在意大利并没有一个长久的据点，而且按照封建法的规定，他也不能够让自己的德意志军队在阿尔卑斯山之南无限期地逗留。但因为这个婚约，从此以后皇帝就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君主，而是意大利半岛实实在在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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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40 回过头看东方，在拜占庭的危机持续期间，威尼斯能做的事很少，但一旦安德洛尼卡不再碍事，温顺却无甚建树的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坐上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威尼斯人在第一时间便行动了起来。双方的外交谈判开始于公元1186年，并在次年签署了和约，在和约中，皇帝承诺将对公元1171年的事件进行全盘补偿，而且帝国将承担起责任，保护威尼斯和它所有的领地不受任何来源的袭击；帝国还将负担让四十到一百艘桨帆船在威尼斯军械库进行装配的花销。居住于拜占庭帝国疆域内的威尼斯人，每四人中的三个有义务应征入伍，他们在威尼斯军官手下操纵这些船舶，而军官们又接受帝国海军司令的总指挥。由于每一条桨帆船需要多达一百四十名桨手，因此可以推测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名正当参军年龄的威尼斯男子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边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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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1142 拜占庭现任皇帝伊萨克·安格洛斯是个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称其卖官鬻爵就像在市场兜售蔬菜，但是为何他会选择将造船项目委托给一个帝国曾经在过去二十年中明白表露敌意的异邦，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拥有极其卓越的造船厂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这么做，实在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威尼斯此番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它既回报了帝国的庇护承诺，同时又对拜占庭全部的海军力量实行了有效的扼制。十六年后，当东罗马帝国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无力抵抗威尼斯的入侵舰队时，它只能感叹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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