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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编年史中，马蒂诺紧接着回到这场威尼斯盛会的主题，他回顾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执政官令人眼花缭乱的礼拜队列，以孩子般的热情描述金线织物、丝绸旗帜和银喇叭，一个半世纪后，真蒂莱·贝利尼与卡尔帕乔仍然迫切地想用画笔捕捉这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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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雷尼耶·泽诺的人生可不仅仅是环绕广场游行那么简单。公元1256年，他向讨伐埃泽利诺·达·罗马诺的教宗主动伸出援手，自从腓特烈二世去世之后，埃泽利诺打着皇帝的旗号，公然将其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幌子。作为北意大利最早的大领主（signori）之一，也是成功在当地维持二十年以上权势的第一人，埃泽利诺因为统治期间非人的残忍暴行得到了“食人魔”的名声，整个伦巴第、弗留利与边境地区都对他又惧又憎。幸亏威尼斯的孤立主义政策获得了成功，他在它的历史上只是个边缘性的角色，于是我们便不必去看那些被刺瞎的囚徒或是残废儿童的可怕故事，教宗曾经用它们来证明自己将埃泽利诺逐出教会的正当性，而只要看看马蒂诺如何记录埃泽利诺于1259年遭到追捕直至被杀后的情景，就可知道人们对其的态度：“教堂钟声响彻全威尼斯，好像人们正在过圣徒的节日似的。等到夜幕降临，神父们登上钟楼顶端，点亮蜡烛和火炬，让人看见和听见那些惊人的光亮和喧哗。”[97]不过这只是典型的威尼斯态度，正如马蒂诺所指出的，这些庆祝活动固然有威尼斯人庆贺一个怪物消失，和平与安全重新在曾经饱受蹂躏、人心惶惶的地区建立起来的原因，但更多是因为从此之后威尼斯教堂依法征收它们在大陆产业的租金时，钱款再也不会被这位统治者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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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后威尼斯的注意力很快就从伦巴第转移到黎凡特。公元1261年7月25日，一位名叫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高普洛斯的希腊将军出人意料地发动突袭，在几乎没有遭到反抗的情况下夺回了君士坦丁堡。8月15日，一直流亡并统治尼西亚的拜占庭皇族的第五位君主，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皇帝米海尔八世重新入主这座城市。一个月后，他与妻子狄奥多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以东正教信仰中更神圣的方式再次戴上皇冠。东方拉丁帝国的历史结束了，拜占庭帝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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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共存在了五十六年的拉丁帝国不过是个糟糕的笑话。它的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被心怀仇恨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建立起来的国家包围，身边的拉丁同胞也并不忠心耿耿，他主要依赖法兰西的圣人国王路易九世赠送礼物和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维持帝国运作，后者甚至提出要这位皇帝的儿子作为担保。随着重要的贵族和教士们纷纷离开君士坦丁堡回到西方——后者还在离开时带走了城内教堂中剩下的财宝——这位被渐渐抛弃的皇帝甚至沦落到剥下皇宫屋顶上的铜换钱的地步，最后不得不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圣遗物，耶稣的荆棘冠，典押给威尼斯商人。[98]他和他曾经坐在同一张宝座上的法兰克人前任带来的只有混乱、掠夺与破坏，征服君士坦丁堡只让他们陷于贫穷与苦难。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造成的可悲混乱和影响中真正得利的，只有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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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拉丁帝国覆灭时，威尼斯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教宗对堪称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再度从正统信仰下脱离的事实惊骇不已，路易九世也无疑为剩下的圣遗物脱离他的掌控而洒下了虔诚信徒的泪水。但对里亚尔托而言，这消息意味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威尼斯不仅占有着八分之三个君士坦丁堡，它还有遍布爱琴海、东地中海沿岸与黑海的殖民地与贸易港。迄今为止，这些地方享受着以金角湾作为基地的强大威尼斯舰队令人满意的保护，但如今这个重要的舰队停泊地将威尼斯人拒之门外。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对威尼斯只有难以化解的敌意。诚然他的帝国穷困潦倒，内帑空虚，几乎不能成为威尼斯的强劲对手，但他不是孤身奋战。在重夺君士坦丁堡胜利的几个月前，皇帝精明地与热那亚人结成了同盟，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热那亚人和在黎凡特拥有霸权的威尼斯人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作为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回报，皇帝向热那亚人许诺将给予他们税收和关税上的优惠，并且允许他们在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主要港口拥有一块领地。简而言之，这些承诺都是以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在公元1082年授予威尼斯的特权为模板提出的，而威尼斯的商贸伟业也正是建立在这些优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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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着紧张状态，而近几年，两个共和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自公元1255年起，两国就处于公开的交战状态。两者在巴勒斯坦沿海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海战，多亏有冲劲十足的年轻海军司令，前执政官之子洛伦佐·提埃波罗的英勇奋战，威尼斯人三次令对手尝到惨败的滋味。他们还将热那亚人逐出阿卡，俘虏了一支由二十五艘桨帆船组成的从热那亚前来支援的舰队。而这回热那亚人的勇气却表现得并不明显，马蒂诺描写了一位支持热那亚的法国人菲利普·德·蒙特福特从提尔带着一支骑兵队前来增援，却只见到海中满是挣扎的热那亚人。蒙特福特随即充满厌恶地离开，他挠着自己的脑袋抱怨道：“他们［热那亚人］除了逛妓院一无所长，结果像以鱼为食的海鸟般一头扎进海中，然后淹死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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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蒙特福特的逻辑看上去同他拿来做比喻的鸟类学理论一样站不住脚，但是他的感情是很明确的。热那亚的骄傲被实实在在地打倒了，洛伦佐·提埃波罗凯旋之际，从位于阿卡的热那亚教堂圣撒巴教堂带走了三根矮石柱，其中一根是斑岩质地的圆柱，另两根则是有雕刻的方形白色大理石柱。它们被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西南角的小广场上，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99]不过如今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威尼斯人在整个文明世界的注视下承受羞辱，这样的羞辱与它们的商业帝国所遭受的同步威胁一样让威尼斯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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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结果来看，希腊人重夺君士坦丁堡带来的经济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威尼斯人担心的那样可怕。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简单顺利得出人意料，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并未像他预想中那样仰赖热那亚人太多，由于斯特拉特高普洛斯进攻时威尼斯舰队恰巧离开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皇帝甚至成功回避了直接引发威尼斯敌意的可能。而且，米海尔八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明白威尼斯的海军力量仍然胜过热那亚，而它将来还可能赢得更多比阿卡海战更具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对皇帝来说，最明智的路线是挑动这两个共和国鹬蚌相争。因此皇帝允许威尼斯人继续保留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享受只比过去略少的商业特权。然而另一方面，威尼斯人不得不适应他们的新处境，他们在皇帝那儿的官方代表身份从代官被降格到市政官（bailo），而代官的头衔落到了当地的热那亚人领袖头上，每逢宗教节日，威尼斯市政官被邀请与皇帝同席的权利也一去不复返。威尼斯人所拥有的四分之一城市，其中一部分被重新分配为热那亚殖民地，随后热那亚殖民地飞速扩张，数年之后就包括了横跨金角湾的整个加拉塔区。而在首都之外，威尼斯人被迫坐视他们的竞争对手在原先威尼斯享受垄断地位的地区建立贸易点，自己却无力改变现状。热那亚人染指士麦那、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更令威尼斯人难堪的是，热那亚人在黑海沿岸设立了贸易点，从此以后就轮到他们在这些地方被排斥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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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的挫败感在了解到他们的海军力量仍处于优势地位时变得更加强烈。米海尔八世手下没有名副其实的舰队，假使威尼斯人决定为他们失去的权利抗争，皇帝也完全无力抗衡。但威尼斯需要顾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米海尔八世娴熟地玩弄承诺，来换取威尼斯人为保全城内殖民地而做出的良好表现。很显然，这还称不上是真正外交上的友好邦交关系，情感在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另外，拉丁帝国的废帝鲍德温正忙于游说欧洲的王公贵族，他的复辟似乎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渺茫的希望。于是此刻威尼斯人只有接受无法回避的现状，然后在不利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将损失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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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威尼斯对热那亚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了。它从未有如此充分的开战理由，于是威尼斯人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地发起进攻。战火席卷整个东地中海，在爱琴海诸岛、优卑亚岛沿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双方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其中有一次，热那亚人愚蠢地阻截了一支驶往里亚尔托的商船队。这支船队是定期从黎凡特港口出发的大型护航队之一，供给欧洲来自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于是热那亚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幸亏船队的威尼斯指挥官不想冒着损坏贵重货物的危险进行追击，他们的军队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其他热那亚军队就没有如此好运了，尤其在西西西里特拉帕尼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总计有超过一千一百名热那亚水手坠海淹死，而二十七艘桨帆船上的另外六百人则连人带船一同被威尼斯人俘获，带回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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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新获得特权的热那亚人傲慢自大的举止使得他们比过去的威尼斯人更不受当地人欢迎。威尼斯连战连捷的消息传入拜占庭宫廷后，皇帝的支持态度也悄然开始转变。米海尔八世正在与伊庇鲁斯的独裁者以及东方剩下的拉丁小诸侯们作战，他们没人愿意将自己的领地归还给重建的帝国，这种态度得到了罗马教宗与腓特烈二世之子西西里的曼弗雷迪的支持。同时米海尔八世迫切需要金钱来重建他的首都与支离破碎的舰队，他的热那亚盟友非但没有为其提供资财，反而使皇帝的开销负担更加沉重，花费金钱带来的回报也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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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4年，希腊人的大使到达威尼斯。次年他们与共和国起草了一份协议，即便其中提供给威尼斯人的特权并不能完全弥补他们曾经失去的，但至少这是现状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表现。不过威尼斯人并不着急，拜占庭统治的东方仍然处在混乱之中，假如帝国的未来依然不明朗，他们就没有必要投身其中并做出承诺。直到公元1268年，威尼斯人才最终决定接受皇帝的邀约，但即便此时，他们也只同意维持不超过五年的停战期。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威尼斯人保证绝不进犯，并且愿意停止所有对帝国敌人的帮助，释放羁押于威尼斯在爱琴海地区的三个重要基地克里特岛、迈索尼与科罗尼港的希腊囚犯。皇帝投桃报李，保证尊重所有在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的威尼斯居民，以及允许威尼斯商人在他的帝国领土上自由居住，毫无阻碍地旅行和经商。皇帝提出的这些条件非常优厚，但是它们忽略了两点：其一是威尼斯人所占据的八分之三个帝国的份额，尽管它实际上逐渐更像是名义上的主权宣言而非实际的经济利益；其二则是威尼斯人过去曾经享受的专营权，皇帝允许热那亚人保留他们现有的权利。过去以牺牲一个共和国作为代价来完全偏向另一个的帝国旧有政策，其危险性已经确实地表现了出来，因此现在两个共和国得与对方自由竞争。这样一来，米海尔八世就可以从它们的竞争中获利，而不会让受惠于帝国政策较少的那一方转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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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短期停战能像这个一样产生长期的重要意义。一眨眼间，威尼斯就以极高的效率重建了它在黎凡特的商业主导地位以及大部分影响力，仅仅七年以前，它看上去就像要永远失去这一切。威尼斯能够恢复元气，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幸运，它凭着好运取到了超出应得份额的收获，但更多的应当归功于执政官和顾问们敏锐的外交嗅觉。协议正式批准后过了几周，泽诺执政官离开了人世，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几乎忘记了新近承受的耻辱的民族，他重塑了它的自尊，让它怀着自信去面对未来。出于感激之情，以及遵循举办盛大奢华仪式的传统，威尼斯人给予他们的执政官一个只有威尼斯才能提供的华丽葬礼，这正呼应当年这位执政官以同样的豪华仪式来标志他任期的开始。泽诺被安葬在还未竣工的圣乔瓦尼保罗大教堂，如今在教堂的西南角还保存着他陵墓的一部分，那是一块坐在王座上的耶稣浮雕，在耶稣的左右手边，各有一名天使随侍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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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2 傲慢的代价（公元1268—12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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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令人悲哀啊，他曾经在那些平原上被基督徒的勇气打败，在那里他的名号曾不断在战斗的呐喊中被提及，用来鼓舞士兵的斗志；还有那些白白流尽的鲜血，如此频繁地染红塞浦路斯海的波涛，他跟随着劝慰之子，满心羞愧与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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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第三章题词，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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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的前七十年见证了威尼斯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在这段岁月中，威尼斯第一次从东方取得了巨额的财富，接着发展它们，巩固它们，失去它们，最后重新取回其中的大部分。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它见证了东西方两个帝国的瓦解。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帕里奥格洛斯王朝又继续存在了近两个世纪，但它始终只能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那个帝国破碎且步履维艰的投影。在西欧，情况也差不多，霍亨施陶芬皇朝的黄金时代随着腓特烈二世在公元1250年去世而终结。历史的舞台上，帝国逐渐隐向幕后，诸如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至少按中世纪的观念它还称不上一个帝国）这样的国家开始占据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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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十年间，威尼斯大多数时候都处在战争中。它必须为新获得的领土而战，保卫它们，与希腊人、热那亚人、比萨人和撒拉森人对抗，更不必说来自地中海各处的海盗。在札拉和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在巴勒斯坦与本都的近海，在克里特岛、优卑亚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越过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黑海的汤汤波涛，威尼斯的桨帆船就像它的商人们一样，全速运转，穿梭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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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本地，人们继续过着平静，或者说较为平静的生活。贸易的扩张带来更大的繁荣，马蒂诺·达·卡纳莱写道，商品从各地像涌出喷泉的水流一般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威尼斯的城市规模不断增大，也变得愈来愈辉煌豪华。托钵修会的两间大教堂日渐升高，其他在一个又一个教区如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教堂，尽管在规模上不及它们二者，但在华丽上则大大胜出。豪华的宅邸沿着威尼斯大运河两岸排列成行，它们中的一些，例如卡达莫斯托宅邸和土耳其商馆至今还矗立在当地，[100]这些建筑可爱的凉廊和拱形柱廊证明了所有威尼斯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感到安全的自信，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全副武装的城堡要优于宫殿还是一条金科玉律。公元1264年，小广场第一次铺上了石板，同年，一座新的里亚尔托桥在木桩上落成，它也正是如今被收藏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卡尔帕乔画作系列《真十字架的奇迹》中桥梁的原型。此外还有圣马可大教堂的外部装饰，这项工程在多梅尼科·赛尔沃的主持下开始试水，在十二世纪不时继续，最后以教堂正面与天井装饰上壮丽的马赛克镶嵌画达到高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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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政层面，贾科莫·提埃波罗编纂了共和国的法律条文汇编，他的“承诺书”进一步对执政官的权力进行了削减。不过当公元1268年夏天，人们着手选择泽诺执政官的继任者时，执政官的权力仍然被广泛认为超出控制，且有可能会对共和国形成威胁。新财富的涌入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过去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家族跻身权贵名流之列，它们和被称为“老房子”（case vecchie）的旧贵族阶级再一次产生争端，这样的争执与威尼斯早期出现的类似，不过共和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其中有一场争执发生在丹多洛家族和提埃波罗家族间，它在泽诺的任期内导致了一场发生在圣马可广场上的公开冲突，使得政府匆忙出台新法，禁止在建筑物外部悬挂或标示家族徽章和盾形纹章。威尼斯人没有忘记他们对一个家族，甚至是个别人掌握整个国家大权这件事产生的古老且几近病态的恐惧，他们注视着埃泽利诺·达·罗马诺以及他正崛起的同类，这些人的事业给北意大利城市带来了不幸。威尼斯人心怀恐惧地关注着这一切，但并不装模作样地表现出慌乱。也正是威尼斯人，早在阿克顿男爵之前六个多世纪，就充分地意识到绝对权力带来的影响。如今他们设计出来的执政官选举制度，可以算是一个文明国家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复杂的制度。在现代人看来这或许有些荒谬可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但如果为了保证国家最高机关即便直接或间接落入野心家和不法之徒的手中仍不至于倾覆，制定一些细则还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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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当天，执政官执政团[102]中最年轻的成员要前往圣马可大教堂祈祷。他离开教堂之后，将遇上的第一名男孩带到执政官宫，所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大议会成员将在那里举行全体会议。这名男孩要履行抽签人（ballotino）的职责，在抽签的时候从大瓮中取出纸条。在第一轮抽签中，大议会会得到三十个人选，然后通过第二轮抽签，将这三十人减少到九名。这九个人每人可以获得七张选票，从中投票选出四十人。然后，这四十人会再次通过抽签减少到十二人，这十二人的任务是投票选出二十五人，这一次他们每个人手里握有九张选票。接下来，被选出的二十五人又被削减为至少各握有七张选票的九个人，最后抽签人将从这批选票中抽出十一人的名字。这十一人每人会有至少九张选票，用来投票选出四十一位直接投票选举执政官的人选。[103]这四十一人首先要参加弥撒，然后单独宣誓他们将以上帝与共和国的名义诚实公正行事。随后他们被锁进执政官宫内一间秘密会议室，被一支由水兵组成的特别部队夜以继日地看守，这些人与外界所有的交流和接触都被切断，直到他们完成选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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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此多的前期准备，执政官选举终于可以开始。每一位选举人将他决定的人选写在一张纸上，将它丢进瓮中，这些纸条随后被取出查阅，无论提名有多少，所有人选的名字都将列在一份名单上。跟着写有被提名人名字的纸条在另一个瓮中等待抽签，选出最后一名人选。假如相关候选人恰好在场，他就需要和与自己同姓的与会者一同回避，由剩下的人讨论他是否适任。然后，这个人被召回会场回答问题，或者就他人提出的指控为自己辩护，跟着便是最后的投票。假如此人获得二十五张选票，他就被宣布为新一任执政官，反之人们将抽出第二个人，将之前的程序再重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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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拐弯抹角的复杂系统下，看起来似乎没有人能够顺利当选。然而在公元1268年7月23日，仅仅在他的前任去世十六天后，洛伦佐·提埃波罗便被选为执政官。向来忍不住要对盛大庆典大书特书的马蒂诺·达·卡纳莱，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圣马可大教堂钟声鸣响，人们成群结队地拥至教堂，围住他们的新执政官，“从他后背上撕扯下布片”。这种传统上允许市民去做的冒犯行为“是他［执政官］谦卑和宽厚的象征”。接着执政官赤足走到主祭坛前宣誓就职，并被授予圣马可的旗帜，然后他重新披上长袍，坐在被称为“井口”的宝座上[104]，人们抬着他仪式性地环绕圣马可广场，在新执政官进入执政官宫，向他的新臣民致辞之前，他所到之处，硬币向人群四处抛撒。同时，一个代表团匆匆启程前往圣阿戈斯蒂诺，去通知洛伦佐的妻子，即拉丁帝国皇帝约翰·德·布里耶纳的外甥女这个消息，然后护送她前往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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