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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最初的几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人将一些价值还有待评估的货物从克里米亚带回本国。这些货物夹带着历史上最致命的四足动物——将黑死病带入欧洲的老鼠。到了3月末,整个威尼斯都被瘟疫笼罩,之后随着入夏气温逐渐升高,估计的死者数目也跟着激增至每天六百人。执政官指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疾病的传播情况,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威尼斯人安排了特别的驳船将尸体运到潟湖边缘的岛屿,同时规定岛上的死者必须被掩埋在至少五英尺厚的土层之下。但很快这样的措施就已跟不上疾病蔓延的速度,尽管这些船每日都在运河上巡航,可怜的船夫们“死尸!死尸!”的呼喊已经家喻户晓,但仍有许多居民横尸在宅邸中无人收殓。此时威尼斯差不多已经没有医生,在瘟疫开始的几周内,他们或是病死,或是逃散。[145]在城市中,半是希望通过慈悲的举动来平息上帝的怒火,半是缺乏足够的看守,债户和恶棍们纷纷获释出狱,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瘟疫发展的过程。等到黑死病终于平息下来,它已经令五十个威尼斯贵族家庭断绝血脉,而共和国在这场浩劫中失去了五分之三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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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尼斯相比,这时候的热那亚情况要稍好一些。可以想象,经过黑死病这可怕的一劫,它与威尼斯之间的商业竞争至少暂时被遗忘了,而早前为了对抗劫掠成性的鞑靼人而产生的结盟提议又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不过公元1350年,热那亚人在明显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查封了多艘停泊在卡法的威尼斯船只,丹多洛执政官派遣了一名特使前往热那亚进行抗议并要求赔偿,但他收到的是热那亚人一如既往的断然拒绝,于是长久以来一直威胁着人们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战争开始后,威尼斯首先取得胜利。在马可·鲁齐尼的指挥下,威尼斯舰队在尼格罗蓬特港摧毁和俘获了十到十四艘热那亚船。[146]不过热那亚人的报复也来得很快,四艘热那亚船逃离战场驶向希俄斯岛,热那亚人不久前才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得到这座岛屿,在那儿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九艘待命的桨帆船,于是菲利波·多里亚指挥十三条船于11月赶回尼格罗蓬特,占领并洗劫了该城,将二十三名威尼斯商人抓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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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落入他人之手令威尼斯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因此遭到的羞辱比损失更甚。当地的市政官遭到弹劾,但很快被无罪释放,远在克里特岛寻找增援的马可·鲁齐尼变成了替罪羊,他被指控在回程中不必要地拖延,随后被剥夺了指挥权。虽然双方这一回合的交手已经告一段落,但战争尚未结束,更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不幸中的万幸是,威尼斯还有一位潜在的盟友。阿拉贡国王彼得渴望削弱热那亚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如果威尼斯愿意支付三分之二的维护费用,他愿意向共和国提供十八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态度也与阿拉贡王国一致,只要在其多灾多难的财政状况允许范围之内,约翰六世很乐意在迫使热那亚人屈膝的事业中插上一脚。热那亚人不但以邻近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殖民地为据点,在那儿每年获得七倍于君士坦丁堡所得的关税收入,还持续不断地侵扰抢掠它的首都。此外,这些热那亚人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想,随时都可以伸手染指希俄斯或是米蒂利尼等拜占庭岛屿。但另一方面,皇帝也并不希望前脚逐走热那亚人,后脚就见到威尼斯人全盘取代前者。他欣然提供了十二艘人员与武器齐备的桨帆船,但威尼斯需要再次为此支付三分之二的相关费用,同时还需满足皇帝的一个条件:如果威尼斯取得胜利,加拉塔地区需被夷为平地,被窃取的海岛和皇帝在七年前典当出去的皇冠珠宝都必须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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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两方达成协议之前的外交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准备持续了很长时间,威尼斯与阿拉贡的条约签署于公元1351年7月,联合舰队便在那时集结于马尔马拉海。当时的季节无法让人们做出任何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交战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一位能力非凡的海军将领身上,威尼斯这边的指挥者是尼科洛·皮萨尼,而热那亚一方的将军帕加尼诺·多里亚出身于卓越的多里亚家族,五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家族的名号在热那亚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公元1352年2月13日,威尼斯与热那亚双方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狭路相逢,战斗便在加拉塔城墙下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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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加尼诺保卫着己方据点的水域,占据了地利优势,他整编队伍,让自己的船停下靠拢,使得攻击者不得不冒险压缩自己的阵线才得以接近。尼科洛·皮萨尼当即识破了这个陷阱,海面风高浪急且白日短暂,这时选择发动进攻是愚蠢的,但是阿拉贡的指挥官拒绝听从威尼斯一方的建议,在皮萨尼阻止他之前就斩断缆绳全速冲向热那亚舰队,威尼斯人别无选择,只得跟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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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激战很快成为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较量,拜占庭人还未与敌人交手就立即退出了战斗,而阿拉贡海军在一开始不明智的大胆冲锋之后,在战场上也没有坚持太久。于是此刻海面上只剩下两个最令人生畏的海上强国在一决雌雄,而它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战斗野蛮血腥,双方都寸步不让。随后,战船间燃起了大火,火势借着狂风蔓延,遍及热那亚和威尼斯舰队。但双方依然没有偃旗息鼓,两军直到夜里,仍借着船上火光继续作战。最后处在下风逆流的威尼斯人不得不撤退,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桨帆船和差不多一千五百名最优秀的将士,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尤其四年前共和国刚经历过黑死病造成的人口骤减,如此损失就更具灾难性。然而破晓时分天光大亮,热那亚人发现他们自己亦损失惨重,帕加尼诺甚至要对身在加拉塔的同胞们隐瞒真相,以免激起大众的恐慌。从表面上看,他确实获得了胜利,不过这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吃一场败仗更多,因此他无力追逐撤退的威尼斯人。当胜利的消息传回热那亚,当地自然也不会为此举办任何的庆祝活动。正如当时的编年史家乔治·斯泰拉所评论的:“关于这场胜利,我既没有见到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也没有发现执政官按惯例去教堂感恩,因为有那么多勇敢的热那亚人投入那场战斗为国捐躯,所以那一天的胜利最好被所有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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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斗中蒙受了损失,热那亚人在加拉塔的地位经此一役仍然稳如泰山。反观拜占庭帝国坎塔库泽努斯王朝的皇帝约翰六世,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愈发朝不保夕。如今皇帝不仅因为国内的财政问题而焦虑不已,包围帝国的敌人们也正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皇位。约翰六世得位不正,他并非合法的拜占庭皇位继承人,五年前,他推翻了皇位的合法主人,十六岁的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约翰五世的政权才得以戴上皇冠。然而比起将约翰五世废黜,坎塔库泽努斯选择将女儿嫁给这个少年,让他成为一个被剥夺所有实权的挂名共治皇帝,而自己独揽大权。时间流逝,随着约翰五世逐渐长大,他对自己处于劣势地位的不满与日俱增,很快,反对这位岳父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以约翰五世为中心聚集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352年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因此尽管坎塔库泽努斯厌恶热那亚人,但此时渴求盟友的他再也没有政治上的资本去对抗他们,更别提与其抗衡的经济实力了。于是约翰六世在5月与热那亚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其扩张加拉塔殖民地的边界,同时热那亚人有权排斥所有意图染指亚速海地区商业贸易的外来者,哪怕是皇帝的希腊子民亦不例外。这位皇帝达成这样一份合约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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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这份合约是个更进一步的打击。早前它从约翰六世的对手,约翰五世·帕里奥格洛斯手中得到了泰内多斯岛(今博兹贾)的战略要地,作为借贷保证,威尼斯向约翰五世支付了两万杜卡特,鉴于年轻皇帝的处境,这笔钱款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威尼斯意识到继续与热那亚人在拜占庭或黑海海域作战已经不能获得好处。于是它进一步资助阿拉贡人,希望他们的继续支持能在西地中海发挥比在黎凡特更大的效力。而尼科洛·皮萨尼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官方质询中全身而退,扬帆前往新的活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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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撒丁岛都是热那亚与阿拉贡发生争端的起因,当皮萨尼到达那里时,他发现阿尔盖罗港已被西班牙人封锁,准备应付热那亚补给船队的攻击,而此刻这支舰队已经出现在海平线上。皮萨尼的到来恰巧正是时候,于是西班牙的海军司令欣然请他执掌指挥大权,而预计此处兵力薄弱的热那亚人则沮丧地发现一支庞大可怕的舰队正严阵以待。当热那亚舰队靠近时,对方舰队的船桅上突然升起了圣马可的旗帜,于是他们由惊转惧,陷入恐慌。尽管如此,热那亚人仍然抵抗得十分勇猛,特别是在战斗后期,交战前皮萨尼将差不多十艘桨帆船拴在一起,当战斗后期开始使用抓钩时,双方就由船对船的海战变成了肉搏战。最后热那亚一方在机动性和人数上都败下阵来,四十一艘热那亚船被俘虏,只有包括旗舰在内的十九条船,载着兵败蒙羞的司令官安东尼奥·格里马尔迪狼狈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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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发生在公元1353年8月29日,被称作拉洛耶拉战役,威尼斯狠狠回敬了十八个月前博斯普鲁斯海峡遭遇的惨败。当战报传回热那亚,人们不禁泄气又绝望,整个城市陷入哀痛,人们纷纷为一度辉煌显赫,如今注定要蒙受耻辱并受到奴役的共和国哭泣。起初,无论从热那亚还是威尼斯方面的编年史书中读到这样的描写,我们都难免觉得人们的反应听上去有些过火。毕竟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失败的战役,像所有其他的国家那样,热那亚曾忍受失败的痛苦,而威尼斯刚刚才证明了一个国家从惨败中恢复的速度有多么快。但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开始理解这不仅仅是一次战事的逆转,热那亚人对此战带来的可能后果也心知肚明。如今他们的敌人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不仅切断了热那亚与黎凡特和克里米亚这两个财源之间的联系,还扼住了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线。过去百年来城市的扩张造成了逐渐攀升的日常消耗,而热那亚掌握的肥沃田地只有山脉和海洋之间狭窄的农业带,因此这座城市就像威尼斯一样,长期依赖海外或伦巴第地区的粮食进口。然而伦巴第地区已经将热那亚人拒之门外有一段时间了,所有的山间隘口都被另一个图谋热那亚领土的对手封锁,这个人就是乔瓦尼·维斯康蒂,米兰大主教兼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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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热那亚在公元1353年暮夏有足够的理由哀悼自身,它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正急切地寻找一剂拯救这个国家于水火的良药。终于在9月到来之前,热那亚找到了脱困之道,此时威胁着它的敌人共有三个:威尼斯、米兰和饥荒,它选择最易克服的一个作为一切的突破口。它主动向米兰大主教投诚,作为维斯康蒂大主教对热那亚提供帮助以及支持其继续战争的回报。不过热那亚的效忠附带了两个条件,首先它原有的法律依然有效,其次热那亚船的旗帜仍需保留代表热那亚守护者圣乔治的红十字,并且安置在维斯康蒂家族毒蛇家徽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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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热那亚人使出的这招让威尼斯人既愤怒不已又心惊肉跳。他们彻底了结对手的满足感在最后一刻被夺走,更糟的是,米兰这股难以安抚的强大势力通过控制热那亚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虽然由卡拉拉家族统治的帕多瓦作为威尼斯的附庸将共和国与米兰的领地分隔开来,但自从威尼斯成为一个陆上政权,它与维斯康蒂家族很快就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而假使威尼斯与米兰发生冲突,即便热那亚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冲突起因也应当是伦巴第城镇。因此威尼斯召集对米兰的威胁心有戚戚焉的陆上国家,匆忙组建起一个联盟,其成员包括蒙费拉、费拉拉、维罗纳、帕多瓦、曼图亚和法恩扎,甚至连不久后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也被威尼斯说服,担任这个联盟的挂名首领。所有这些事都在极短时间内得以完成,根据洛伦佐·德·莫纳奇斯所撰写的编年史记载,“其间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不过维斯康蒂家族同样可以采取收买的手段,很快联盟的成员又因此分道扬镳,它们甚至还未携起手来对任何一位敌人进行打击,而查理四世坐收十万威尼斯杜卡特,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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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米兰大主教乔瓦尼·维斯康蒂并不急于开战,相反,他派遣了一位和平使者前往威尼斯,这位使者是自但丁之后,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兼外交家而广受时人赞誉的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差不多三年前,彼特拉克曾以一位人文主义者和私人朋友的身份给丹多洛执政官写过信,恳求他为了意大利的团结统一与热那亚握手言和;如今他将城市的福祉加入原先的呼吁中,尽其雄辩之能事来劝说威尼斯向他的主君伸出友谊之手,并接受他预备提供的优厚条件。不过就像之后彼特拉克本人坦承的那样,他这趟和平之旅全然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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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无数言辞都像被掷入风中;奔赴威尼斯前我有多么满怀希望,踏上归途时我就有多么悲伤、惊惧、羞愧满腔……没有只言片语,无论是我的,或者甚至是西塞罗的,能够被那些固执塞聪之人听闻,他们顽固强硬的心灵也不因辞令而敞开半分。[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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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彼特拉克的游说对威尼斯人造成的触动,并不比三十三年前但丁来访所造成的更多。现在他们已经从热那亚——维斯康蒂同盟带来的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随着大陆直接攻击威尼斯这一威胁的明显消退,威尼斯人又重拾自信与勇气。假如米兰大主教真心希望求和,那么他很有可能还未做好战争准备,而至少在海上,威尼斯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不管他们的敌人是不是维斯康蒂,威尼斯人决心继续拉洛耶拉之战的胜利,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再次给他们的对手很可能是决定性的打击。因此他们对执政官接见室内的使者华丽优美的言辞不感兴趣,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威尼斯的军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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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此时,热那亚已经准备继续交战。在公元1354年初的几周内,它派出了一支轻装突袭舰队前往亚得里亚海,袭击了达尔马提亚沿海的莱西纳岛以及库尔佐拉岛,[148]并在逃走前大肆破坏。消息传来,威尼斯人立即派出小分队守护位于阿普利亚和科孚岛之间的奥特朗托海峡,同时尼科洛·皮萨尼率领十四艘重型桨帆船出发追击偷袭者。追捕热那亚人未果,皮萨尼便调转航线驶向撒丁岛,阿拉贡人还在那儿围攻阿尔盖罗港。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重新得到剩余热那亚战船指挥权的帕加尼诺·多里亚找到了机会,在他的对手安然向西时,他奔赴亚得里亚海口,设法溜过了威尼斯人新建立的防线。随后他没有执着于沿海岛屿,而是径直冲向海湾,攻占了伊斯特里亚沿海距威尼斯本城不过六十余英里的帕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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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危急关头,威尼斯人仍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们任命了一名海军总司令,只要被认为有助于保卫城市,他手中的特别权限就允许其采取任何措施。总司令下有十二位贵族,每位贵族可以率领三百人。紧跟着到来的是全国总动员,政府向国民征收特别税,还有一些地位显赫的公民自掏腰包,另行武装了一批桨帆船。最后,大量树桩和铁链被铺设在圣尼科洛和圣安德烈亚之间的水中,它们横贯整个利多港,用来阻止敌人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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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威尼斯的这些举措,尤其是最后一项,阻止了帕加尼诺进一步靠近,但从帕加尼诺·多里亚的行动看,他似乎从没打算真的攻打威尼斯,而更像是通过这一行动宣告世界:不像在陆地上,热那亚还没有在海上被打垮,而且它绝不害怕任何敌人,无论是威尼斯还是其他对手。如果多里亚的意图当真如此,那么他已经将其清楚地表达了出来。随后多里亚返回亚得里亚海,一进入外海海域,他就直奔爱琴海。此刻威尼斯人没有任何追击或阻拦的举动,不过此时皮萨尼正从撒丁岛返回,他猜测帕加尼诺·多里亚迟早会停泊在希俄斯岛的热那亚殖民地进行补给,便率军前往同一个方向。数周后,正如皮萨尼所预料的,他找到了目标,但是多里亚正在等待从热那亚本土前来的十二艘桨帆船,而且在准备就绪之前,这名热那亚将军并没有在港口露面的打算。这时已是10月入冬时分,威尼斯人守株待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皮萨尼满怀沮丧、闷闷不乐地撤入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伦戈港冬季营地,遥望正对面的萨皮恩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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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亚决定不在希俄斯岛过冬。到了月底,他乘坐抵达的桨帆船返回热那亚,但这时风向不顺,热那亚人便不得不寻找避风港。正巧一两英里之外就是等待天气好转的威尼斯舰队停泊的地方,大半是出于好奇,多里亚的侄子乔瓦尼当机立断,乘坐一条轻便的战船前去侦查威尼斯人的位置。等他返回时,乔瓦尼向叔叔报告他们的敌人全无防备,只要动手便能让其束手就擒,于是帕加尼诺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11月4日,热那亚人的桨帆船驶入伦戈港,杀了威尼斯人一个措手不及,大多数威尼斯水手在袭击到来时还在岸上,恰好留在甲板上的人也无法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你可以想象,”洛伦佐对此感叹,“这场面就像一方是全副武装的男人,而另一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舰队中五十六条威尼斯船,包括三十三艘桨帆船全部被俘获,大部分水手逃到了迈索尼港,剩下的则沦为囚徒,这期间共有四百五十人丧生,据猜测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被冷酷地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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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尼是侥幸逃生的一员。这场惨败不完全是他的错,在这之前他已经任命手下一名叫作尼科洛·奎里尼的军官率领二十艘桨帆船守卫海港入口,而正是奎里尼的玩忽职守,或者照一些人的说法,因为他的背叛,才导致了这场灾难。但无论如何大错已经铸成,而且它造成的损失无疑胜过当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斗,更甚于历史上共和国经历的任何一场败仗。当皮萨尼和奎里尼返回威尼斯,他们二人都受到严厉责问,并被处以支付高额罚金和剥夺一切权力的惩罚。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奎里尼仅仅被剥夺了六年的权力,而不走运的皮萨尼则遭到终身不得在陆上或海上行使指挥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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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在他写给热那亚副主教的信中,认为死亡对安德烈亚·丹多洛是一种慈悲,“这不但令他免于目睹国家遭受痛苦的景象,也将他从我即将写给他的言辞更激烈的信件中解脱出来”。事实上,丹多洛执政官死于公元1354年9月7日,伦戈港惨败前的两个月,他被安葬在圣马可大教堂洗礼堂一具华丽的哥特式石棺内,他是最后一位选择这座教堂作为长眠之地的威尼斯统治者。[149]安德烈亚·丹多洛在四十七岁的壮年猝然而逝,可谓是个双重的悲剧:欧洲损失了一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和十四世纪著名的文人兼学者;在威尼斯,被选为丹多洛继任者的老人在此后的一年辱没了执政官这个职位,也将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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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法列尔来自威尼斯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在他之前,这个家族已经拥有了两名执政官。尽管已是七十六岁高龄,马林·法列尔仍然作为威尼斯在阿维尼翁教廷的大使,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直到通知他当选执政官的信使到来之前,人们都将他在阿维尼翁的职位看作这位老人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顶点。早在公元1312年,他就作为选举人之一参与选举索伦佐为执政官,之后从公元1315年到1327年,法列尔曾多次担任十人议会的成员,并且在驱逐贝亚蒙特·提埃波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甚至可能参与了对贝亚蒙特等人的最终清算。马林·法列尔曾指挥过一支黑海上的舰队,在一些特别任务中担任“贤人”的角色,还担任过基奥贾、帕多瓦和特雷维索的代官。就在他当选的两年前,当匈牙利人再一次对达尔马提亚地区宣示所有权并请求查理四世裁夺时,法列尔作为共和国的发言人,在其面前为祖国的利益进行辩护。在最后这一项任务中,查理四世为了回报他的辛苦付出授予法列尔爵位,并给予他统治阿尔卑斯山麓瓦尔马伦诺地区的权力。然而,尽管法列尔的履历十分辉煌,这位老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却以其急躁的脾气和容易得罪人的性格闻名。举例来说,公元1339年,马林·法列尔在特雷维索担任代官的职务,因为当地主教参加宗教游行迟到,法列尔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主教一个耳光。虽然他如今年逾古稀,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年龄的增长无助于让这位新执政官变得稳健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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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的编年史家们津津有味地描述法列尔抵达威尼斯时发生的凶兆。当时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据说整座城市十分反常地被浓雾笼罩,以至于在法列尔归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前往基奥贾迎接执政官的“黄金船”完全无法靠近莫洛。于是法列尔和他的随从只好搭乘一种在贡多拉发明前广为威尼斯人所用的平底小船“piatte”,即便如此,一行人还是迷失在浓雾中,错过了位于麦秆桥附近的官方码头,最后只得在小广场上岸。于是第一次前往执政官宫的马林·法列尔执政官穿过两根石柱往宫殿走去,他经过的地方正是威尼斯惯于处决男性罪犯的不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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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马林·法列尔签署的宣誓书又为执政官的权力增添了新的限制,而他就任后不满一个月,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报告就为他统治的开端投下了更深的阴影。但即便是伦戈港的惨败也不能阻止威尼斯人享受他们的宗教节日,公元1355年初,四旬斋前的最后一个周四,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照常庆祝了“肥胖星期四”(Giovedi Grasso)。人们在这一天环绕圣马可广场和小广场追逐群猪,以此纪念两个世纪前俘获阿奎莱亚的德意志宗主教这一历史事件。[150]另外,市民在这天还会为一些威尼斯独有的杂技鼓掌喝彩,其中一种表演俗称“赫拉克勒斯的功绩”(Forze di Ercole),一群男人踩着彼此的肩膀往上攀爬,用人体组成一座高耸的金字塔;另一种杂技叫作“土耳其人的飞翔”(Volo del Turci),表演者拉着一根绷紧的绳索,从钟塔的顶端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下降到广场上,看起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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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庆祝活动结束之后,执政官在执政官宫内按惯例举办了宴会。照人们广为流传的说法,就在此时此地产生了麻烦。宾客中有个醉酒的年轻人对执政官夫人的一名侍女不轨,于是执政官命令将此人赶出宫殿,在被驱逐之前,这个青年设法溜进了议会厅,然后在执政官的宝座上写了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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