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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多言，威尼斯从所有这些商品的交易中捞足了油水。不过它不仅是其中一种商品重要的中间商，还是主要的消费者，这种商品就是粮食。过去惨痛的经历教会威尼斯，只依赖单一地区供应某种关系重大的必需品是非常危险的。干旱和过量的雨水会毁了一整年的收成，而当地的叛乱与内政剧变亦会阻碍运货，更何况即便风调雨顺，粮食产地的政治情况也十分稳定，运粮的船只也常常有可能遭遇海盗。因此威尼斯煞费苦心地将粮食供应的来源分散开来，从威尼斯传统的“粮仓”西西里与阿普利亚出发，在亚得里亚海溯流而上的粮船中，如今还加入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甚至黑海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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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粮食的情况相反，威尼斯盛产一种天然商品，它不但自己受用，还常常能将盈余产品出口到国外。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它就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在波河河谷与三角洲地区设立盐场的垄断权力，并且不惜在必要时刻为其动用武力。随着时间流逝，欧洲对盐的需求持续增长，威尼斯盐厂的生产不能满足其需求，便开始从达尔马提亚、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运送更多的食盐。不过自此之后，威尼斯国内的食盐生产源就以一种迷信的崇拜态度被保护起来，其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个生产源头的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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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拥有如此非凡的经济恢复力同样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它受到人们信任。如今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一个联系起半个世界的贸易网络，并且因为公平交易的名声而著称，这使得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在受到干扰而中断后可以轻易地恢复。其次，威尼斯的恢复力还源于威尼斯人特殊的性格，他们坚韧不拔，工作勤奋，意志坚定，对财富有着根深蒂固的尊敬，同时又有着无限的野心去追求它。最后一点，威尼斯有着严明的规章纪律，它脱胎于长期的经验，由国家出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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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国政府来说，只要牵涉到贸易的部分，绝容不得半点轻忽。进入十五世纪，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掌控威尼斯的经济生活，个人企业大行其道的时代几乎完全过去了。所有的商用桨帆船都由军械库负责制造，并且属于国有资产。共和国政府在最有利可图的几条商路与几种商品上保持着垄断地位，即便是私人船只，也必须遵守元老院设立的严格规定。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在这样统一的规划下，人们相信所有指定船队中的船只面对恶劣天气的表现都会十分相似，如果走运的话，它们还能聚拢在一起不致分散，而船队的航行速度以及随后船只的到达日期都可以被更精确地估算出来。假如发生紧急事件，在威尼斯的各个常驻代理处和海外哨所中都准备着标准化的零部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商船改装为作战用的武装船只。到了十四世纪末，威尼斯在一年内通常有六支这样的主要贸易船队，以每队五百艘船，有时甚至更大的规模，出海前往不同目的地。每一支船队都有固定的航行日期，沿着几个月前就决定好的特定路线前进。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国有船队，其指挥权以拍卖的形式被租让给航行期间出价最高者，虽然拍卖通常只对贵族开放，但所有参与航行的商人和军官，无论是出租人或是所有人，都要发誓接受元老院制定的规章约束，并且宣誓“维护圣马可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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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的增加一如既往地导致了税收的上升。就在一百年前，威尼斯还名列欧洲税收额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如今再也不是这样。不但军械库的花费开始飙升，还需要养活其中多达一万六千名的工人，共和国远播海外的控制力还催生出大批国家公务人员、律师、司法人员和会计，更别提那群目光锐利、以在琐碎细节上也能保持高度精确性而闻名的收税员，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需要威尼斯共和国提供薪水。威尼斯仍然鼓励小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如果他们无力购买一条船，或是没有多余的船只以供出海，只要这些商贩是威尼斯人，他们就可以以一个固定且合理的价格在国有船队中申请安置货物的空间。然而马可·波罗一家那样的老式大商人冒险家却没有了用武之地。共和国从来没有如此富庶，威尼斯城也变得更加美丽，但这个国家早期的浪漫精神大多已经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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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威尼斯发现它不得不首次采取一些影响深远的措施来对付国内的犹太人。当然，共和国采取这些措施绝不是想要进行任何形式的种族或宗教迫害，受到损害的犹太人也并不如此认为。事实上，是一个如今在犹太人（当然，在公共银行和典当铺缺位的情况下，也没有其他的借鉴来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经济体系，严重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公元1374年，威尼斯鼓励梅斯特雷的犹太人前来定居。严格意义上这段居留期的时间是五年，但它很容易地就被延长了，于是二十年后，绝大多数威尼斯人都或多或少地负债在身，完全没有债务的寥寥无几。政府经过数次立法控制这类情况的尝试失败后，终于在公元1395年将所有犹太人逐出城市，只允许他们在逗留时间不得超过十五日的前提下返回。而在城中的犹太人还需佩戴醒目的标记，开始时他们要在胸前戴上一个黄色的圆圈，后来是头戴黄色小帽，再之后则演变为指定颜色的高帽。威尼斯的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也不许开办学校，只有那些从医的犹太人仍被鼓励继续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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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段时间过去，犹太人又渐渐地回到威尼斯，他们的居留条件也再次变得宽松。接下来直到共和国灭亡的三个世纪中，威尼斯犹太人的命运时有起伏，但他们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可观的水平，他们产生的影响亦是如此，如果没有犹太人，威尼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会贫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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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方面，国家干预之手依然无处不在。威尼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被严密地保护起来，政府还禁止出口特定的几种原材料，技术高超的工匠被严禁离开城市，同时，将制造过程的核心机密泄漏在外是一种会被处以死刑的犯罪行为。不过另一方面，对待像德意志的制镜人与路加的丝绸工[178]一类的国外手工工匠，威尼斯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前来定居，甚至还免除这类人居留威尼斯头两年的税款作为招揽条件。官方管控的行业标准与工作条件[179]被强制在各个行会实施，行会精心设计的章程也需要经过政府监督员的批准和认可。然而，在这样广受限制的情况下，威尼斯的同业工会组织还是享有很大的自主权，随着时间流逝，它们能够证明对自己的成员和国家都具有持续增长的价值。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同类组织（比如佛罗伦萨的艺术行会）不同，威尼斯的行会从未成为，或试图成为共和国内部的一支政治力量，行会的大多数成员在“议会关闭”的时代就被剥夺了参政的公民权，而那些显贵，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招致反对，但在威尼斯的特殊情况下，这些人并非封建贵族，而正是行会成员本身。另一方面，行会为大批热心公益且诚实富裕的商人提供了一种惠泽社区又能保持他们自身骄傲与自尊的方式，它们同样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当行会成员年老或患病时，可以得到行会的照顾，一旦他们去世，遗孀和子女也会受到照料。当行会变得富有之后，它们的仁心善行就不再局限于行会成员圈子内，威尼斯现存的四十余所学校建筑中，很多都由同业公会建造，来证明它们自己的财富与地位。[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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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的慈善机构并不为行会所垄断。在十四世纪末，威尼斯差不多有十二个或者更多后来建立的慈善机构，由富裕市民私人出资建立。毋庸置疑，有些时候出资者是基于沽名钓誉的出发点，但更常见的动机则是真挚纯粹的慈善之心。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老佐尔齐执政官运营着一家孤儿院，以及为穷苦妇女、弃儿、从良妓女和其他各种需要帮助的人谋福利的一些类似机构，此外还有免费的医院，其中至少有一家是由医院的首席医师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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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公共健康则很早就被纳入了国家责任的范畴。对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即便不是全世界，欧洲最早建立国家公共卫生设施的荣誉也非其莫属。早在公元1335年，共和国政府就给十二名外科医生发放专职薪水，要求他们和其他持有执照的执业医师有义务参加每年开设，内容包括实际解剖尸体的解剖学课程。在国立医学院于公元1368年成立之后，政府同样要求这些医生每个月聚会，彼此交换新病例和新疗法的笔记。而且在那时，任何一位在意大利其他地方脱颖而出的医师，都会收到威尼斯的定居邀请，伴随邀请而来的，是这些人难以拒绝的强大经济诱惑。另一方面，在法律领域，威尼斯共和国却成为一个人才输出地，威尼斯的法律人才在意大利半岛各处都拥有权威地位。在威尼斯之外的城邦，人们渴求威尼斯人去担任统治者，特别是神父与代官一类的职位，这使得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在公元1306年通过一部法令，严禁市民在未经元老院特别批准的情况下接受这些以及类似职位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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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公元1400年，威尼斯成为全欧洲最受尊敬和羡慕的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有惊人的财富、令人倾倒的美丽、健全的政府，它因不偏不倚地保护贫富贵贱、本地人和外国人的司法系统，以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大多数实际情况中，所有生活在圣马可旗帜下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情况而闻名于世。因此外国人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他们中有商人，有前往圣地的朝圣者，还有越来越多不太虔诚亦不完全出于商业的目的，而是被好奇心和冒险的渴望驱使来到威尼斯的旅行者。由于外来人口实在太多，以至于在当时人的描述中，威尼斯人粗糙的方言口音已经被淹没在圣马可广场上每日都能听到的南腔北调之中。在这里，外国人不用担心会像在地中海的其他港口城市一样遭到欺骗，威尼斯共和国拥有许多经过特别训练的官员，这些人唯一的职责就是照顾前来威尼斯的外乡人，他们为外国人寻找住处，确认这些异乡人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所有帮助，喝的酒里没有被掺水，也没有被漫天要价。同时，访问威尼斯的外国人知道，只要沿着堤岸步行，就一定能找到一条能带他们继续下一阶段旅行的船。无论如何，哪怕不凑巧一时没有这样的船，威尼斯难道不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目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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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鉴于以上种种，怪不得威尼斯市民会认为自己要优于其他人，并且为这座给予他们生命的城市和这座城市赢得的帝国感到自豪。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共和国政府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然而如果将威尼斯人的命运与大陆居民的相比，后者在这一点，或是其他方面，实际上也并不见得更好。而且威尼斯人明智地意识到，与其任由一位野心勃勃、动辄独断专行的领主统治，接受一个治理有方却不能使他们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府统治相对来说更好。他们也许时不时因为政府通过所颁布的琐碎规章的限制，试图从各个方面干涉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感到恼火，但假如这是居住在文明世界中最富有、最安全、最有秩序也是最美丽城市中的代价，那么威尼斯人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威尼斯人辛勤地工作，拼命地战斗，承受了不少苦难，最终他们击溃了敌人，怀着自信和希望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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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第三部分 欧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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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威尼斯得以不受外界动乱的影响，其首要原因就是它本身的形势。因为被剥夺了权利，所以它的子民甚少有非分之想（当然这或许可以归结于它的好运）。其次，它精妙的司法体系使得人们无意越雷池一步，不过这只能归功于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审慎，我们越是靠近观察，就越觉得这一点伟大。假设真有命运这种东西，它所产生的效果和造成它的因素一样是不稳定的，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能像威尼斯那样保持长久的和平与安宁，不受他人侵扰，因此，应该另有原因造成了威尼斯独特的情况，而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于侥幸。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既然威尼斯在众共和国中最为平静，那么它亦当是最为平等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只有一种制度，就像我们提到的那样，它的元老院像是一块滚动不停的石头，在它不断循环运作的时候，就不会变得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也不会产生勃勃野心。它更不会像罗马元老院那样，让帝国鹰旗下的军队像老鹰张开爪攫取猎物般抓捕人民。马基雅维利并不愿正视这个共和国的优秀之处，他的读者们很容易就能从其著作中知道，这位学者没有好好研究威尼斯的制度，如果他这样做了，就不会将威尼斯的谨慎归为侥幸，他就将修改自己的杰作，使其达到尽善尽美。毕竟，如果其著作涉及内政方面的问题，除了威尼斯，全世界都没有类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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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16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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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0 帝国的成长（公元1405—14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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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居住海口，是万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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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人使你全然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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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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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以西结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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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封的历史写作者，常被各式各样的危险因素困扰，其中隐患最大的即是所谓令历史事件自成体系、秩序井然的诱惑。哪怕写作者并非故意，甚至只是下意识地将历史事件更简明利落地整理进一个预设好的时间表中，而最令他们感到后悔的是，通常要把这些时间安排得非常井井有条是很勉强的。举例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差不多与十五世纪吻合的黄金时代，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其开端确定在公元1400年12月1日，执政官米凯莱·斯泰诺当选之时，就像一位习惯于用四舍五入的方式把研究时代的日期确定在最近的一到两千年的古生物学家，这么做毫无困难。但必须尽量让人知道的事实是，在公元1400年，威尼斯执政官和元老院成员身处已延续数年的不稳定和平时期，正怀着与日俱增的忧虑，密切关注米兰的统治者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康蒂，后者此时正在开疆拓土，将自己的势力不断在伦巴第、罗马涅、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扩展。当然，在这个时候，很少有威尼斯人敢谈及所谓的黄金时代，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威尼斯共和国的灭亡反倒是更可能实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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