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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威尼斯并非无辜。在穆罕默德二世给予其致死的最后一击前,拜占庭帝国在两个半世纪中已经逐渐走向衰亡。这个帝国真正遭受到致命打击,实际上并不是在公元1435年,而是在公元1205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一路大肆劫掠,并且为惨淡存续的法兰克僭主统治铺平了道路之时。拜占庭帝国虽然从这次惨剧中重整旗鼓,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威尼斯人必须对此负起主要责任。他们的船只,他们主动的倡议,领导和推动造成了日后的恶果,他们也正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从拜占庭帝国得到了最多的战利品,因此,在君士坦丁堡最终的劫难到来之时,他们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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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5 福斯卡里父子(公元1453—14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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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执政官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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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执政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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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亚得里亚海转而与他人缔结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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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福斯卡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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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3年,就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已经在执政官的宝座上坐了三十年,这样长的执政时间令他的前辈们都望尘莫及。而就像当年老执政官托马索·莫切尼戈在弥留之际预言的那样,这三十年间威尼斯开疆拓土,战事频繁。通过战争,共和国的边界已经穿过了北意大利一半的领土,但也正因为战争,共和国的国库逐渐空虚,国内物价飞涨,一些银行倒闭,许多豪华的商业房屋濒临坍圮,福斯卡里的岳父安德烈亚·普留利身负两万四千杜卡特巨债,正是在此时宣布破产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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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官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没有削减开支控制消费的行动。公元1438年,福斯卡里执政官款待拜占庭皇帝的排场连向来见惯奢华场面的威尼斯人都惊诧不已。三年之后,福斯卡里执政官为唯一还在世的儿子雅各布迎娶卢克雷齐娅·孔塔里尼,婚礼上的庆祝活动更加奢侈无度。雅各布·福斯卡里是近来城内青年贵族集团“裤子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的名字来源于成员们所穿着的花色多样、鲜艳夺目的紧身裤,它的章程中有一条特别用于庆祝成员的婚礼的规定。据描述,在这条规定下,新娘的兄弟和同伴们披着镶有银边的鲜红天鹅绒斗篷,在六个穿着统一制服的男仆和各式随从与武装士兵陪伴下乘上披着相似鞍辔装饰的马匹,这些人从圣萨穆埃莱出发,在一座由船只组成的桥上越过大运河,共有二百五十余骑列队前往孔塔里尼家族在圣巴尔纳巴的宅邸。婚礼弥撒之后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宴罢新人在一百五十名侍女和一群乐手的簇拥下登上黄金船,隆重前往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的宅邸正式拜访。当一行人回到圣巴尔纳巴时正赶上舞会开场,于是众人欢度良辰直至深夜。即便是这样一系列的盛大活动都仅仅是个开始,为了婚礼而设立的公共假期持续了数日之久,这段时间被留给接连不断的舞会、化装舞会、赛舟会与在广场举行的马上枪术比武锦标赛,所有的这些欢乐景象都给来访的外国游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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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事,福斯卡里执政官保住了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他一如既往地反映着威尼斯子民的普遍情绪,人们从来没想过要将共和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执政官,至多只是批评一下福斯卡里对铺张排场的嗜好。不过没有人能在毫不树敌的情况下在威尼斯执政三十年,而就在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刚刚跨过七十岁的门槛时,他的敌人们出来指控他的种种罪名,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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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是否确实曾经做了这样的事,福斯卡里的拥护者们在当年选举中舞弊的指控却还没有被人彻底忘记,尤其是当初在最后一场投票中出乎意料败在福斯卡里手下的彼得罗·洛雷登的家族。不过从威尼斯曲折繁复的选举程序来看,其中有些因素是无法要求福斯卡里负责的。同时,因为之后的一两次意外,这其中包括一份不愉快的婚约,它的突然作废严重恶化了两家原本打算缓和的关系,使形势雪上加霜,以至于到了雅各布结婚时,福斯卡里与洛雷登家族之间的关系几乎势成水火。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公元1445年初,当债台高筑的雅各布被指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收受贿赂,来分配有利可图的公共职位时,这条消息显然正中洛雷登家族下怀。不过除去彼得罗·洛雷登的近亲弗朗切斯科恰在此时担任十人议会的三首脑之一这点,至少在雅各布的职业生涯上,并没有证据证明他遭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会发生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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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议会首先召集了由十人组成的补充组织,再遵循惯例加上执政官顾问与三位大法官,组成了一个二十九人的委员会。(至于福斯卡里执政官本人,由于情况特殊,他被要求不得参与会议。)委员会原本要求立即逮捕雅各布,但雅各布已逃出城,于是只得在调查对象缺席的情况下展开审查。通过审讯雅各布的仆人们,一些包含有如山铁证的文件被曝光,洛雷登随即提议调查团的人数应当加倍,而证人必须被严刑拷问,以此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起诉的证据,不过人们否决了他的提议。最后雅各布·福斯卡里被判终身流放,流放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索尼殖民地。他的仆从与其他被牵连其中的人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处罚。然而无论是调查当时或者之后,都没有人认为执政官参与到了儿子的不当行为之中,甚至不认为他觉察到了雅各布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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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判决并不过分严苛。至少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小福斯卡里算是罪有应得。两个月后,雅各布·福斯卡里仍然没有到迈索尼总督处报到,这导致他的资产被没收充公,但即便是这样的处置方式,也与那个时代的环境相符合。两年后,由于雅各布身患重病,通过他父亲令人动容的恳求,十人议会宽仁为怀,将他赦免。公元1447年秋,威尼斯政府宣称“我们的统治者值此多事之秋,因此需要考虑他在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同时不受担忧焦虑折磨的需要;现在他的儿子卧病在床,身心俱损,出于政府的一般人道主义,和我们的执政官的功绩”,雅各布·福斯卡里被允许返回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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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老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似乎可以在平静中度过余生,而如果公元1450年11月5日一位名叫埃尔莫劳·多纳的议会要人没有在离开执政官宫返家途中遭到刺客袭击,两天后伤重而死,他本可以如愿以偿。事发后连续几个星期内,许多嫌疑人被逮捕、审讯,又被释放,但没有人怀疑雅各布·福斯卡里。直到1月,有人将一封告密信悄悄塞进了检举口[199],指控雅各布是杀人凶手。这一次雅各布·福斯卡里被逮捕,送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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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指向雅各布的证据并不充分。由于在前一次对他的审判中,死者曾担任十人议会的三名首脑之一,因此复仇才作为一个可能的作案动机被摆上台面。此外,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实,例如雅各布的一个家仆曾在夜间可疑地游荡于执政官宫门外,都被当作指控的证据。陪伴在兄弟床前两天两夜直到体力不支的安德烈亚·多纳证实,埃尔莫劳宽恕了不知名的袭击者,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可能指证雅各布有罪的言辞。而被控告的雅各布本人尽管遭到严刑拷问,也不低头服罪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件谋杀案。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被判有罪并处终身流放,这一次,小福斯卡里服刑的目的地是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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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第二次审判中,十人议会采取的行动令人迷惑不解,不过要将其归结于洛雷登家族或是其他什么人的阴谋,依然是不现实的。首先,这时议会中没有洛雷登家族的成员,只有一人进入了通常为处理这类事务召集起来的临时团体。其次,尽管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此次定罪并不公正,但下达的判决已经要轻于法律规定的谋杀罪量刑。而且有人总结雅各布·福斯卡里的所作所为,认为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麻烦制造者,十人议会后悔他们之前的网开一面,因此抓住了新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常年令共和国困窘不已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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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不会结束得如此顺利。公元1456年夏,十人议会得到消息,雅各布·福斯卡里正与穆罕默德二世秘密联络,试图说服苏丹派遣一艘土耳其船来到克里特岛,帮助他逃离流放生涯。当地总督对此严词谴责,并否决了“考虑到他[雅各布]的愚蠢和受惩处地点的偏远”而请求宽恕雅各布·福斯卡里的提案。7月21日,雅各布被带回威尼斯,在议会成员面前受审。这一次没有严刑拷问的必要了,雅各布毫不犹豫地承认对他的指控都是真实的。这次十人议会的三名首脑中又一次出现了一名洛雷登家族成员的身影,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此人提议判处雅各布死刑,并在众所周知的两根广场石柱之间公开行刑,不过他的提议只获得了七票赞成。包括另一名洛伦佐·洛雷登在内的绝大多数审判者选择将雅各布送回克里特,并在那里接受为期一年的监禁。同时雅各布被严正警告不允许再与外国势力暗通款曲,否则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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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出发之际,面色苍白、显然身患疾病的雅各布得到允许,可以让他的家人来探望。他的一名亲属乔治奥·多尔芬作为这场最后会面的见证人,在一份现存于圣马可图书馆的手稿中讲述了年轻的福斯卡里如何声泪俱下,恳求他的父亲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他回到故乡和家人身边,而执政官又是如何严厉地规劝他“遵从共和国的命令,别再索求更多”。等到他的儿子被带回牢房,这位老人才情绪失控,呼喊着“多可悲啊!”,抽泣着倒回他的座椅里。这父子二人此后再也没有见面,雅各布回到克里特岛的六个月后,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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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爱他的儿子胜过世上所有的东西,因而无法承受这最后的一次打击。从那时起他开始走向衰弱,对政府公务兴趣索然,甚至拒绝按照宪法的要求参加元老院和议会的会议。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个多月,但人们还对执政官抱有希望,等待他至少恢复到能够履行更重要的国家职责的程度。但到了公元1457年10月,议会认为他们不能再继续等待了。于是内部执政团和三位十人议会的首脑组成了一个拜访执政官的代表团,他们委婉并尊敬地将福斯卡里“当作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和真正的国父”,请求他辞职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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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福斯卡里曾两度下决心辞职,但他的想法被否决了。然而这次他却拒绝退位。或许他仍然对十人议会处置他儿子的方式心怀愤懑,认为他们应当对雅各布的死负责;或许他是因为议会不够圆滑的手段发怒,它选择了上一任十人议会首脑之一,在维持雅各布·福斯卡里流放判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雅各布·洛雷登作为说客。(不过他不太可能和那位提议处决小福斯卡里失败的洛雷登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老福斯卡里的年纪(他如今已经八十四岁),加上他承受的苦难,使这位老人变得暴躁易怒。不过无论如何,从他的答复中可以看出,福斯卡里并非年老昏聩。他冷静地指出十人议会从宪法角度上无权要求他辞职。法律明确规定,执政官辞职这样的大事需要经过大议会多数决定通过,并且得到内部执政团的六位顾问支持,福斯卡里宣称,假如他是在适当的场合收到这一要求的,那么自然会进行适当的考虑。但现在,他还是要留在这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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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卡里的话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十人议会的决定不容否决。或许是出于骄傲和其他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将这个问题转交给大议会定夺,相反,十人议会进一步公然违反宪法,给福斯卡里下达了最后通牒。福斯卡里可以选择辞职并在一周之内搬出执政官宫,在此情况下他可以保留所有的执政官荣誉,还将得到一千五百杜卡特的年金;但如果他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就会被强迫退位,所有的财产也会被充公。于是老福斯卡里再也无力抵抗,象征职权的戒指从他手指上褪下,然后按照礼仪规定被破坏;执政官的尖角帽也从福斯卡里的头上摘了下来。当这个代表团准备离开时,老福斯卡里注意到其中一人对他投来同情和关心的一瞥,他随即认出那人是他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于是老人对他喃喃道:“告诉你父亲,我欢迎他来拜访,我们可以坐同一艘船外出,去探访那些修道院。”先前目睹父子生离死别的乔治奥·多尔芬,再次作为见证者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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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次日老人离开执政官宫时,看上去恢复了一点过去的精气神。他的兄弟马可建议他走一道直通向侧门的隐蔽小楼梯,迎接他的船正等待在那里,但是弗朗切斯科拒绝了这个提议。“不,”他说,“我要从当年进入这座宫殿履职的那道楼梯走下去。”他确实这么做了。随后老人搭上船,来到大运河的第一个弯曲处,他建造的华美宅邸坐落在那里,时至今日还以他的姓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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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福斯卡里的继任者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在圣马可大教堂参加万圣节弥撒时,得到了老福斯卡里去世的消息。多尔芬描写在场的顾问们互相交换着眼神,“他们很清楚正是自己缩短了前执政官的寿命”,而且他们确信老人是因为伤痛心碎而死。于是我们或许能用人们的负罪感来解释之后享受国葬的老福斯卡里获得的极大哀荣。对此福斯卡里的遗孀激烈地抗议,她宣称福斯卡里是共和国最杰出和最忠诚的公仆,如今共和国想要弥补自己对待他的错误行为,一切都太迟了。然而她的抗议并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视。11月3日星期二,福斯卡里的遗体被郑重停放在执政官宫底层回廊内的暗夜之主厅内,他身穿全套执政官盛装,披着镶金边的长袍,手握长矛与剑,执政官尖角帽再一次回到了头上。随后按照传统,福斯卡里的遗体在一顶金伞的护送下,从那里被军械库的工人们抬着穿过默瑟里亚,跨过里亚尔托木桥,抵达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新任执政官马利皮耶罗穿着普通议员的服饰,担任福斯卡里的护柩人之一,这其中的意味显而易见、不言自明: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是以执政官的身份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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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福斯卡里的陵墓上见到这个故事,它位于教堂主祭坛右边墙上地位显要的一隅。它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详细考察。首先,它的风格正处在哥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有趣阶段;其次,虽然这座陵墓引发了罗斯金最过瘾的一次抨击,[200]但关于福斯卡里,威尼斯还有另一座更有价值的纪念丰碑。它位于执政官宫西侧正面,俯瞰着小广场,从执政官宫南部的第七根石柱开始,一直延伸到圣马可大教堂的那个角落为止。罗斯金将它赞美为通向宫内中庭的新入口,这就是为我们所知的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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