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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给了女王最后的期限。自公元1426年塞浦路斯成为埃及苏丹的附庸以来，王国每年要付给苏丹八千杜卡特的年贡，因此如果塞浦路斯直接被威尼斯吞并，后续造成的复杂外交困局是卡特琳娜无法应付与承担的。但到了公元1487年，苏丹告知卡特琳娜，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正在准备一场针对他的大规模远征，并将在途中攻占塞浦路斯。他恳求女王使用一切必要措施巩固防卫，作为回报他会免除塞浦路斯两年的年贡。这项进展意味着威尼斯和塞浦路斯准备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也促使塞浦路斯的贵族们走出一步险棋。公元1488年夏，一个新的计划浮出水面，这一次女王被安排嫁给那不勒斯的阿方索，鉴于女王本人很可能知道这项计划的内幕，她的遭遇就更令人同情了。这个计划的主要策划人里佐·迪·马里诺是一个与公元1473年的政变有所牵扯的人，就像他的朋友大主教那样，当年他也成功逃脱了追捕，而这次他未能幸免，被抓回威尼斯之后，十人议会下令将他处以绞刑，而女王再婚也显然不可能再提。公元1488年10月，威尼斯决定将塞浦路斯正式合并入威尼斯的帝国，而女王将被带回她出生的国度，如果可能，她的回归将隆重无比，当然有必要的话，威尼斯亦会对她采取强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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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这项棘手任务的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普留利。十人议会预料到卡特琳娜可能会不情愿，于是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秘密命令女王的兄弟乔治奥前往塞浦路斯做好准备，并试图说服卡特琳娜一个女王主动退位的表象对所有人都好。此刻处于无力自保的危险状态的塞浦路斯可以在威尼斯的保护下免受土耳其觊觎；而女王本人则可以因为赠给母国这样一份厚礼而获得尊荣和礼遇，她会被隆重迎回威尼斯，并且得到一块富庶的封地与八千杜卡特的年金，足以让她继续过着平和奢华的女王生活；最后，卡特琳娜的家族也会因此得到极大的权利和声誉，但假如她拒绝配合，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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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乔治奥第一次与他的姊妹说明威尼斯希望她做的事时，女王苦涩地抗议道：“威尼斯的诸位大人难道不能满足于等我死后再得到塞浦路斯，而非要这么迫不及待地夺走我丈夫的遗赠吗？”但最后她还是让步了。公元1489年初，卡特琳娜离开尼科西亚前往法马古斯塔，在那里举行的冗长又盛大的典礼上，女王正式命令海军总司令将圣马可的旗帜插遍全岛。随后在6月的第一周，卡特琳娜和她的兄弟一同抵达利多的圣尼科洛教堂。巴尔巴里戈执政官在成群贵妇人的陪同下乘坐黄金船出海欢迎女王。然而不巧的是，就在它抵达利多时，海上突然掀起了风暴。黄金船不得不暂时驶离几个小时，而更令这些人感到不快的是，卡特琳娜终于可以启程时，他们未能表现出最体面的一面。此后，女王一行人在隆重的仪仗队列簇拥下，沿着大运河到达费拉拉公爵宫（这儿也正是五十一年前拜占庭皇帝下榻之处），与此同时鼓号喧天，教堂钟声齐鸣，威尼斯人向女王致意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随后队伍经过科纳宫[220]，执政官为表彰乔治奥对共和国所做出的贡献，授予他骑士的头衔，随后他还得到了将自己的纹章和四分之一吕西尼昂王室纹章共用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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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天在费拉拉宫的庆典，女王在圣马可大教堂举办了退位仪式，正式将塞浦路斯王国割让给威尼斯。10月，卡特琳娜在山间小镇阿索罗定居，她在这块供她度过余生的封地上继续生活了二十年，在此期间这儿一直是一个文雅却乏味的小朝廷中心。直到公元1509年，慑于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麾下军队不断进逼的威胁，卡特琳娜不得不离开这个充斥着音乐、舞蹈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彬彬有礼言辞的世界，前往威尼斯寻求庇护。公元1510年7月，她在那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在一个狂风暴雨肆虐的夜里，人们从科纳宫运出了塞浦路斯女王的棺材，穿过一条搭建在大运河上的浮桥前往圣阿波斯托利教堂。然而这座教堂内只收藏了塞浦路斯的王冠，女王的遗体则按照圣方济会的传统安葬。她被埋葬在家族小礼拜堂内，随后又被移往圣萨尔瓦托雷教堂，她在这座教堂南耳堂的坟墓上刻着这样的铭文：“此地埋葬着卡特琳娜·科纳罗的骨灰，她是塞浦路斯、耶路撒冷和亚美尼亚的女王。”（D.O.M. CATHARINAE CORNELIAE CYPRI HIEROSOLYMORUM AC ARMENIAE REGINAE CIN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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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8 法兰西的进军（公元1489—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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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过这座城的主干道，本地人称其为大运河。这条交通大动脉如此宽阔，桨帆船也能频频横穿水面。事实上，我已目睹过四百吨或是更大吨位的船只在房屋边上下锚。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营建得最好的街道。而且纵观全城，房屋由石头垒成，宽敞舒适，陈旧的屋子全被粉刷过，而那些矗立了百余年的古宅则由伊斯特里亚的白色大理石（它们的产地离威尼斯有百余里之遥）装饰表面，并嵌入斑岩和蛇纹石……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壮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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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佩·德·科米内，《回忆录》（A.R.斯考伯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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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92年对西方历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他的两位资助人阿拉贡的斐迪南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终于击败了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王国，从而巩固了他们对一个统一的西班牙的统治。在佛罗伦萨，“豪华者”洛伦佐·德·美第奇在这一年去世，尽管他毕生都不信任威尼斯，但却比任何人都致力于促进或在必要时维护意大利的统一，以对抗法兰西的觊觎野心。罗马经历了教宗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选举之后，诞生了自“妓女政治”后六个世纪以来最臭名昭著的教宗（假如我们不将对立教宗约翰二十三世计算在内）：罗德里戈·波吉亚，即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不过对年仅二十二岁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来说，这一年他终于摆脱了前摄政，姐姐博热的安妮的束缚，得以投入全部精力来策划他梦想已久的伟业——进军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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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表上，查理全然不像一个气宇轩昂的军事冒险者。“陛下这个人，”威尼斯驻法兰西大使[221]在公元1492年描述道，“个子矮小，面容发育不良且十分丑陋。他双眼近视，眼神黯淡，鼻子大得过分，异常厚的嘴唇常常张开着。他的手常常出现一些不忍卒观的痉挛动作，说话吐字极其缓慢……但是整个巴黎都盛赞他在打球、马上长枪比赛和追猎活动中表现出的高超技巧。”或许正是因为最后一项使得查理八世受到其臣民们的喜爱。而这位国王性格上的优点为他赢得了“温厚者”的绰号，编年史家费利佩·德·科米内评论说：“他或许是世间最好的造物。”毫无疑问，在查理的眼中，这场即将开始的远征包含了他至高的动机。他无意去征服其他的领地，只希望确认那些属于他的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中无疑包括那不勒斯王国。[222]有了这个王国，以及它与耶路撒冷国王这一头衔长达三个世纪的联系，一旦查理在意大利的领地权利被确认，这个头衔就可以给予他所必需的声望，来发动和领导一场延误已久的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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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光荣的梦想，也是个令人梦寐已久的目标。但就像科米内指出的那样，对所有有经验和明智的人来说，十字军东征的事业是愚蠢的。查理没有钱，他不得不在出发前典当自己的珠宝；他对军务亦所知甚少，似乎完全不担心带着大军长途跋涉前往南方遥远的意大利半岛，同时苦苦支撑漫长脆弱的通信补给线，将它置于至少六个强大、机警且暗藏敌意的国家掌心之中的可能前景。只有两位法兰西近臣和查理八世抱有同样的乐观态度：一是查理八世的导师和宫廷大臣艾蒂安·德·韦斯克，科米内对他嗤之以鼻，称其“鄙陋竖子，难成大器”；其二是查理八世的表亲奥尔良的路易，他对米兰公国拥有来自祖母瓦伦蒂娜·维斯康蒂的继承权力。从国王筹备的军事行动中，路易看到了对这片领土宣示所有权的机会。而尽管本国大臣响应寥寥，但许多来自米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流放者，波吉亚家族在罗马的敌人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敌人，都已摩拳擦掌，准备好在查理需要的时候进一步鼓动他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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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重要的意大利大国中，此时只有威尼斯稳如磐石，法兰西宫廷中也没有针对它的反对派系。它在法兰西的代表就只有政府合法任命的大使们。当公元1492年末查理提议与威尼斯组成一个正式的军事联盟时，他们表现出的热情要远逊于九年前。大使们圆滑地指出，威尼斯与法兰西两国之间已经拥有良好的关系，无须再通过进一步的表示来证明，同时威尼斯在公元1482年已经与巴耶济德苏丹签订了和平条约，因此它就不能参与任何针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大使们本可以再额外说明，威尼斯一直以来与那不勒斯的关系都算不上和睦，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如果查理远征胜利，那么威尼斯倒是很乐意在其战利品中分一杯羹。但鉴于威尼斯已经清楚查理在它所关注的问题上保持着善意，于是它决定继续保持中立，站在它最喜欢的观望位置上。到了第二年，当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极有能力的年轻外交家妻子，埃斯特家族的贝亚特丽斯作为一个杰出使节团的领导人前往威尼斯，探查共和国对可能发生的入侵所持有的态度时，共和国的这项政策仍然没有改变。贝亚特丽斯得到了一如既往的盛情接待，她下榻在费拉拉宫，并且游览了整座城市；这位年轻女士还参加了大议会的一次会议，以及一场为她在童贞圣母修道院举办的音乐会。但是贝亚特丽斯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她只得到威尼斯方面表达的殷切希望与含糊的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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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科希望得到一些对法兰西进军更积极支持的保证。奥尔良的路易对他公国的主权宣言并不令卢多维科感到忧虑，他有更直接的焦虑原因。卢多维科从合法的米兰公爵，他的侄子吉安·加莱亚佐手中篡夺了权力，由于后者的岳父是那不勒斯的阿方索王子，因而导致了那不勒斯王室与米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当公元1494年1月阿方索继承了父亲斐迪南的王位后，这场战争逐渐演变到了更具威胁的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新国王取得了刚继承其父洛伦佐成为佛罗伦萨实质统治者的彼得罗·德·美第奇以及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这是一个可怕的联盟，假如这群人决定发动突袭，或许就能令卢多维科倒台。危机逐步升级，米兰驻巴黎特使开始越来越露骨地煽动国王对意大利的野心，直到他们几乎是在邀请他进军意大利半岛为止——此时查理八世已经不必等待一份邀请。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取得了西班牙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英格兰的亨利七世与德意志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对其军事行动的默许。公元1494年夏，查理八世率领着包括一万一千名骑兵、四千名瑞士长矛兵，以及作为国王护卫的苏格兰弓兵在内的四万六千人部队（这是目前为止人们印象中法兰西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军队，也是自两个世纪前圣路易之后，第一次由君主本人领导的军队），向意大利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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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长驱直入伦巴第地区、随后南下半岛的速度与取得的胜利正符合了查理的最高期望。9月初，查理在阿斯蒂[223]收到了表兄弟奥尔良公爵（他领导先头部队与法军绝大多数的重火炮，比国王早一个月出发）率领法兰西、瑞士与热那亚的水陆联军在拉帕洛大胜那不勒斯的消息。因此查理不顾轻微的天花症状，在10月6日离开阿斯蒂，两个月后胜利进驻比萨与其近邻路加。他于11月17日抵达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市民在多明我会修士萨伏那洛拉的煽动下，迫不及待地驱逐了软弱无能的彼得罗·德·美第奇，准备打开城门迎接法兰西军队。就在这年的最后一天，查理抵达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起初惊恐不已，将自己锁在圣天使堡内，但很快他意识到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不情愿地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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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逗留了四周后，法兰西人继续向那不勒斯进军。他们不断进逼的消息逼得阿方索国王退位让贤，将宝座交给儿子斐迪南，即为众人所知的费兰蒂诺，不过后者很快也重蹈覆辙。公元1495年2月22日，一直以来都视阿拉贡王室为压迫者的那不勒斯人奋起欢迎他们新的统治者。仅仅六个月，查理就差不多实现了他全部的抱负，而且更了不起的是，除了在拉帕洛的激战，他几乎兵不血刃地达到了目的。意大利人似乎忘记了如何战斗，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唯一主要陆上战役的参战者是雇佣兵首领和他率领的杂牌军与雇佣兵，这些人并没有崇高的爱国情感与原则来驱策他们去厮杀或舍生取义，他们所想的只有金主支付的酬金、抢劫来的金钱和勒索得来的赎金。结果意大利人最终培养出一种形式化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的参与者所冒的身体危险与现代花式击剑相差无几；然而当意大利人要面临完全不遵照他们设立的此类战争规则行事，只想将他们砍作碎片的敌人时，他们便在嫌恶与恐慌中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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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在他的新王国逗留了三个月，5月12日，他在那不勒斯正式加冕。但是他的成功很快就走向了下坡路。那不勒斯人起初很高兴借法兰西人的手摆脱了阿拉贡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外国压迫者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于是动乱在那不勒斯许多小城镇蔓延开来，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来支持毫不餍足且常常肆意妄为的法兰西驻军。而在那不勒斯王国之外，人们也开始感到警惕与忧虑。即便是过去一开始对查理的入侵抱有正面态度（至少没有公开表现出敌意）的意大利诸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怀疑，查理达到他最初的目标如此容易，这是否会促使他更进一步，率领几乎毫无损伤的军队调头对付它们自己，在这些国家中，威尼斯对此最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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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人来说幸运的一点是，查理在这段时间任命阿让通领主费利佩·德·科米内为威尼斯政府常驻大使，他的回忆录或许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早一份由一位睿智敏锐的目击者精确记录的威尼斯政治史。从科米内留下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确切无疑地了解到查理胜利的消息传到里亚尔托时威尼斯政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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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尼斯人知道一些意大利城镇已经宣告投降，以及国王在那不勒斯的事，他们便召唤我去，告诉我这些消息，并假装对此狂喜不已。然而他们也告知我，那不勒斯的城堡还在继续抵抗国王，堡垒内驻扎重兵，并且有一切防御所需的物资，因此我可以猜测，他们还怀抱着很大希望，期待这座城堡永远不被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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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两天之后，威尼斯人再一次召唤了科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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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有五六十人，与这时正忍受着疝气折磨的执政官一道聚集在会议室内。执政官神色自若，似乎还隐隐表现出高兴地告诉我最新的消息，但是周围其他人的反应却没能伪装得那样完美无缺。一些人坐在低矮的座位上，手肘支着膝盖，双手抱头；其他一些人姿态各异，但都流露出心中极大的悲伤。我敢相信，即使是坎尼之战[224]后罗马元老院的成员，也不会感到比这更大的恐怖了。除了执政官之外，他们没有一人有勇气抬头看我或和我搭话，我感到不自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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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尔巴里戈执政官没必要绞尽脑汁粉饰太平，因为六个星期以来，威尼斯执政团试图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意志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六世以及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进行密谈的动作早已被法兰西的这位大使知晓，特别是卢多维科，面对这场他至少要负起一部分将其释放出来的责任的风暴，如今他比任何人都感到焦虑，并且因为奥尔良公爵在阿斯蒂一直徘徊不去而更感恐慌，卢多维科终于意识到，奥尔良的路易对米兰宣称的所有权和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王国宣称的所有权一样有力。因此，当得知一个新的联盟在4月1日成立时，科米内完全不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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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那儿坐下，执政官就告诉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名义，他们已经和教宗陛下，罗马人民的国王[225]、卡斯蒂利亚国王以及米兰公爵组成了一个拥有三条原则的联盟。这三条原则中，第一是守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第二是保卫意大利；最后一条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领土……在场的大概有一百余人，个个高昂着头，兴高采烈，全然看不出那一天得知那不勒斯的城堡投降时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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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之后，所有联盟国的大使聚集在船上（这是他们在威尼斯主要的消遣活动）：在场共有四十艘船（它们由威尼斯政府提供，然后分配给每一个人的随从），所有人都对船上代表他们主君的纹章非常满意，在这样的盛况下，他们的船演奏着乐曲，从我窗下经过……到了夜里，多到惊人的焰火从建筑物的角楼、尖塔和大使宅邸的屋顶上升起来，人们燃起熊熊篝火，全城的大炮也点火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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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因为气恼（就像一位当时的观察者所猜测的[226]）还是身受高热之苦（他随后在给国王的一封信中如此宣称），在那之后几天，科米内留下的记录很少，只有一次，他隐姓埋名乘着一艘有雨棚遮蔽的船从住地悄悄来到圣乔治·马焦雷岛观看庆典活动。不过到了棕榈星期日，人山人海的圣马可广场上举办的露天大弥撒结束后，他再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此时执政官、威尼斯的执政团以及联盟的所有大使（后者穿着豪华的新长袍，向执政官展示）在神圣庄严的游行队列中环绕广场，最后在“公告石”那里停下[227]，将新的同盟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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