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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孚岛的胜利已经不再受欢迎了，每一周，新的战败报告和损失报告都会送到威尼斯。苏莱曼再一次采取攻势，至于欧洲各国，它们各有目标盘算，因此它们要组成一个并非纸上谈兵或不会在成形之前就毁于彼此猜疑和琐碎争吵的联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元1538年夏，威尼斯、教宗、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着手对此进行了尝试，这些人凭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和一种疯狂的乐观主义精神制订了一个在他们之间分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并未终结在他们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想象中，却终结于普雷韦扎的惨败。普雷韦扎是位于伊庇鲁斯海岸的一个土耳其要塞，一千五百六十九年前，这正是阿克提姆岬战役发生的地方。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情愿地在这儿被推上战场，于是他事事拖延，含糊搪塞，处处阻碍他的威尼斯战友，直到战斗失败。鉴于多里亚既不是个懦夫也不是个蠢货，因此他背叛盟友或心怀恶意就是其行为最可能的解释。不过不论哪个是真正的理由，他需要对威尼斯损失七艘桨帆船的结果负间接责任。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人几乎没受到多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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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时威尼斯的命运正处在低潮。公元1538年12月28日深夜，执政官安德烈亚·格里蒂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据说他的死因是在圣诞前夜不明智地享用了过多的烤鳗鱼。格里蒂一直都是个享乐主义者，就在他当选之前，与他同阵营的议员阿尔维塞·普留利就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我们可不能让一个在土耳其有三个私生子的男人当执政官。”假如当时的记录可信，他随后又多得了至少两个私生儿女，甚至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个修女，名叫切莱斯蒂娜，或许这也正是他无法获得威尼斯子民真心爱戴的原因之一。尽管威尼斯人欠他良多——年轻时格里蒂不但在战场上奋勇作战，此后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又为威尼斯带来了多年和平；即便到了公元1537年，已经接近人生尽头的格里蒂还在元老院坚持了整整三天，为反对与苏丹开战辩论，最后他的议案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其实在最后一件事发生前不久，格里蒂已经在谋求退位许可，回到他建在圣弗朗切斯科·德拉·维尼亚的豪华大宅[253]中安度晚年，然而当他发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时，格里蒂撤回了他的请求。他在终生热爱的豪华排场和盛大仪式中葬在圣索维诺四年前刚营建完成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至今人们还可以在主祭坛的左侧看到他的死者纪念碑。[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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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现在很明朗，威尼斯必须不惜一切条件与苏丹进行和谈。格里蒂执政官的继任者，七十七岁的彼得罗·兰多上任后最早做的几件事中，有一项便是往君士坦丁堡派遣了全权代表。近来威尼斯共和国遭受的损失中，失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后的贸易港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对它是最沉重的打击。威尼斯大使托马索·孔塔里尼的谈判任务中，拥有最高优先级别的是说服苏丹在和平协议方案中归还这两座港口，为此威尼斯愿意支付高额赎金——这笔钱的数额一开始为十五万杜卡特，如果苏丹的反应特别棘手，那么威尼斯会将金额提升至三十万。三十万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人们认为正忙于征战东方的苏莱曼至少不会反对在西方海上停战的主意，接受这笔款项。但是事实证明苏莱曼并不是这种人，威尼斯最终不得不在公元1540年10月接受一份条款比它所想象过的更苛刻的条约。威尼斯原本准备作为交换款项提供的三十万杜卡特被当作一般准备强行征收，但绝无可能归还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或者任何威尼斯在之前三年内丢失的领土，未来威尼斯船只也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或离开土耳其的港口。之后还有二十余条精心设计的条款，每一条都能让威尼斯遭受到最大的不便和羞辱。但如今威尼斯别无选择，而二十五年前身为当时最勇敢的军官之一扬名立万的彼得罗·兰多，也只能接受令人伤感的命运，亲自签字放弃威尼斯黎凡特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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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威尼斯走向衰落的事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难以挽回。它扩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收缩阶段的开始。威尼斯贸易模式迅速发生了转变，虽然因此造成的负面经济效应不像悲观主义者担心的那样坏，但是也没有留下太多长期乐观的理由。不断入侵亦永不餍足的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打到了家门口，而基督徒的西方世界却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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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政府正处在破产的边缘，然而它却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采取必要的行动，选择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的筹款方式。公元1537年，拖欠国库债务的公民已经达到一个极大的数目，以至于有人提议选出二十五个罪行最严重的人，立即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威尼斯在没有收回债务的情况下新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两年后，威尼斯的财政情况比过去更糟糕，我们发现当年元老院为了充实国库讨论了不下五种紧急措施：强制性贷款，征收人头税，对市民所有收入征收什一税、财产税和土地税。所有这些措施都经过仔细考虑，但没有一个能够有系统地付诸实施。由此不可避免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威尼斯政府机构变得懒惰低效，并且不敢推行任何会让他们变得不受欢迎的立法措施。更糟的是，威尼斯出现了腐败的迹象；就在公元1540年的和平之后两年，苏莱曼在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两港问题上毫不让步的真正原因暴露了。两名备受信赖的威尼斯政府高级官员尼科洛与康斯坦丁诺·卡瓦扎兄弟（他们一人就职于元老院，另一人则是十人议会的成员）被发现接受了法兰西国王的贿赂，向他透露了孔塔里尼和他的继任者接受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中包括一条：如果对达成协议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威尼斯可以放弃对这两个港口所有的权利。于是弗朗索瓦一世立即将这一信息交给了他的新盟友苏莱曼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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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公众士气是粉碎性的打击，过去的公共精神消失无踪，威尼斯人逐渐变得软弱。他们将财富用于追求奢侈，在奢侈中变得游手好闲，游手好闲恶化为不思进取，即便是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亦是如此。这并不是来自现代人的评价，很多当时的人都意识到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克里斯托弗罗·达·卡纳莱在公元1539年写道：“过去的共和国可以独力建立起很多强大的舰队，这是如今它无力做到的；而尽管我们的人民团结一心，安分守己，但如今的安逸和繁荣使得他们已经没有登上一艘桨帆船作战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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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耽于安逸富足，国家就变得失去决断，穷困破产：这就是十六世纪威尼斯所面临的矛盾处境。共和国自身的步调被打乱了，公元1527年和1528年，连着两年所有的作物都毁于一旦（第一年是因为雨水连绵，第二年则是因为长期的干旱）；接着在一场严重的瘟疫大爆发后斑疹伤寒又开始大肆流行；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帝国军队深入意大利半岛，杀气腾腾地逼近罗马，沿路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拥进威尼斯。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威尼斯狂欢节的欢庆活动也没有逊色半分，在此期间举办的舞会、假面舞会和婚宴甚至比过去都还要奢华。有人猜测，在威尼斯人挥金如土的疯狂行为中，是否隐藏着绝望的因素？在他们娱乐至死的狂热举动中，是否可以察觉到歇斯底里的阴影？或者从冷酷的宿命论角度来看，或许市民之间正传播着共和国末日将近的流言蜚语，于是人们正抓紧剩下的最后一点时间及时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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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威尼斯人是正确的，在任何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其实是唯一通行的法则——无论人或者国家，都必须深匿其弱，善使其才，用尽天机。如果威尼斯对外界表露出任何经济和士气衰弱的明显迹象，它的生机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共和国必须小心翼翼。至于这个国家特殊的天赋共有三样：第一是威尼斯在潟湖内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孤悬于外且难以攻克；第二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即威尼斯对大海及其相关事物的了解和丰富的知识；第三就是它在组织豪华排场和游行上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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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第二项才能的重要性随着它的商业天地逐渐没落而降低，因此能从第三项才能中获取越来越多的利益无疑是一种幸运。我们所知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未成文的豪华建筑营建计划，在十六世纪中叶仍有增无减，那些威尼斯的常客们，即便是短期离开过一段时间，返回时都会惊讶于这座城市比他们离开之前更灿烂华丽。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造工作的圣马可广场，虽然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世界的奇迹，但是直到公元1504年，广场上最后的树木和灌木丛才被清除（当时它们是一个修道院花园的最后遗迹），一两年后，毛罗·柯度西主持建造的钟塔完成，十年后，钟楼的重建工程才终于完成。这时柯度西开始进行旧行政官邸大楼的建筑工作，这座建筑组成了广场的北部侧面，直到公元1532年才宣告完工。五年后的公元1537年，当土耳其人徒劳无功地炮击着科孚岛的防御设施时，雅各布·桑索维诺正在计划建造钟塔东侧的可爱前廊，同时在后方小广场上他主持的图书馆也初见雏形。等到图书馆这件杰作宣告落成，设计师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执政官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在沿着宫殿河的宫殿东段，一批又一批的石匠辛勤工作着，如今桑索维诺给这座宫殿加上了“黄金阶梯”，又在“巨人阶梯”的两侧增加了墨丘利和尼普顿两位神明的巨大雕像。到了公元1586年，当温琴佐·斯卡莫齐沿着圣马可广场南侧完成了新行政官邸大楼之后，整座广场西端的面貌就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了。威尼斯其他地方的改造工程并不像圣马可广场这样大兴土木，沿着大运河，原先便有彼得罗·隆巴尔多小巧玲珑、引人入胜的达里奥宫以及柯度西更为壮观的文德拉明宫[255]这些最初的文艺复兴风格宫殿，如今又增添了更雄伟的新成员，譬如桑索维诺的科纳宫与马宁宫[256]，或是米凯莱·桑米凯利恢宏壮丽的格里马尼宫。同时，在威尼斯南方最重要的两个离岛上，安德烈亚·帕拉弟奥建起了救世主教堂和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两座教会建筑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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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忆这段时期的威尼斯，也应当明白这也是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活跃的国度，艺术和建筑的辉煌反映在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奢华的服饰上面——没有一项政府临时设立的禁止奢侈法律能够彻底遏制这种奢华的风潮，法律只能对其产生暂时的效果，而且收效甚微——而且在威尼斯，差不多每天都有盛大的游行队伍，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的。或许我们正是从所见的事物中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座辉煌耀眼的城市所希望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一些愤世嫉俗的外国使节或许会问他们自己，在这一切辉煌和排场后面究竟掩盖了什么；而严厉的路德宗牧师们看到这一场充斥着奢侈、物欲、寡廉鲜耻的表演，则带着厌恶转过眼去，但是威尼斯的这一面都给这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一例外。这对威尼斯来说亦非常重要，为了在正经历变化的世界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威尼斯不能再依赖自己的商业财富，也不能依靠它的海军和活跃在上世纪的那些骄横又摇摆不定的雇佣兵首领。如果现在威尼斯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需要和平。撕裂欧洲的纷争仍然在继续，而威尼斯的和平就建立在它中立的地位上。但是面对来自教宗和皇帝，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日渐增强的压力，共和国继续维持中立地位就显得十分艰难。为了维持住中立的地位，威尼斯不得不使用最精妙狡黠的外交手段，而威尼斯的外交官们也必须时常从一个强势的地位，或者说看上去强势的地位来表达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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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尼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比它力量更强的邻居们的敬重，在这一点上，也只有威尼斯最清楚它展示给世界的这一面有多么重要。事实远不止于它尽其所能地将自己装扮得金碧辉煌，或者花费钱财来夸耀自己，我们绝不能单纯将威尼斯的辉煌奢华看作欺诈的行为，不过就像任何一个人间胜地一样，威尼斯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美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并将这一点利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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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兰多执政官和他的继任者们努力维持着威尼斯的中立，这其中牵涉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朝之间持续不断（哪怕现在并不势均力敌）的纷争，第二就是威尼斯与土耳其日渐处于败势的战争。但现在第三个重大问题横空出世，它将导致欧洲更大范围的分裂，更严重的是，它造成的影响不分国别，一视同仁。马丁·路德的教义和他的拥护者们已经分裂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和中欧一些过去曾是罗马教廷忠实追随者的地方，在暴力与迫害造成的冲击波中四处传播，自从三个世纪前的阿尔比派十字军之后，欧洲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宗教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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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分界不能阻挡新教思想蔓延的时候，天然屏障看上去却对此有效得多。到目前为止，新教教义尚未被推行到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的另一端，威尼斯人从来没有加入路德宗抵抗教宗野心的需要，因此他们对神学争端表示不感兴趣。教宗保罗三世却不相信这一点，像当时所有的罗马人一样，教宗对威尼斯抱有极深的不信任感，他清楚处在威尼斯统治下的维琴察有着一小批敢于直言的新教少数派，同时教宗同样警惕帕多瓦大学内一群年轻的德意志学生，他相信这些人会在任何可能的时间与场合传播新教思想。当然，保罗三世更没有忘记威尼斯如今仍然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印刷和图书生产中心，所以只要威尼斯人有心去做或者被说服，这座城市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颠覆信仰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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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怀疑并非全部都有充分理由。威尼斯人经常在政治问题上和教宗进行交锋，但他们处理事务时从未让宗教发挥过主导作用。尽管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威尼斯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还准备在认为有需要的时候采取积极的行动，就像过去对付其他异端一样对付路德宗。但威尼斯人并不使用野蛮和毫无顾忌的迫害，这是他们所不齿的。早在公元1289年，当威尼斯人首次接受宗教裁判所在威尼斯领土上的代表时，他们就提出条件，宗教裁判所的代表只能以地方预审法官的身份而非审判者的身份履行职责，而且这些代表的审判结果必须服从于世俗权力。随着时光流逝，威尼斯顶住了教宗越来越强的压力坚持这条准则，坚定拒绝所有将有异端嫌疑的人员送往罗马受审或受刑的建议。如果在威尼斯的土地上发现这类异端嫌疑人，他们会在威尼斯接受处理，由当地法官进行审讯和裁决，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审判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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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毋庸讳言，威尼斯更不可能放任自己牵扯入宗教战争的泥潭之中，就如同它避免参与政治性的战争那样。公元1545年12月，当罗马教会试图制定宗教改革相关政策的特伦托会议召开时，威尼斯与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派出了使节在大会中做报告，但除此之外，威尼斯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随后到了教宗在自己的同盟者中寻找能和皇帝一起讨伐德意志新教国家的战争时，威尼斯断然拒绝加入，并且在各方面对同盟进行阻碍。威尼斯还拒绝了与新教徒断绝关系的要求，声称“这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国家的理由”，因为威尼斯坚持这些理由考虑的“更多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而非宗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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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怀疑，威尼斯人此举令他们变得更可疑。教宗有责任保护信仰的纯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另一方面，出于他真心的虔诚，查理五世对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不祥的负面效应深感忧虑——宗教改革具有增强帝国内部各个国家国家意识的趋势。这些国家以国家意识为指导奋斗了很久，对帝国的野心抱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此外，查理五世仍然是西方各国之间的潜在威胁，它们都乐见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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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凭着谨慎小心的外交手腕和幸运，威尼斯得以过上安定的日子。这段时期亦是威尼斯史上历时最长的和平时期之一。在一位研究威尼斯的重要法兰西历史学家[257]笔下，“对威尼斯人来说，这段历史没有铭记上任何值得子孙后代注意的事件”。在此期间，一个执政官接着一个执政官以迅速和很大程度上不容易记住的接任顺序走马上任：先是公元1545年热爱艺术的弗朗切斯科·多纳，接着是公元1553年虔诚的马尔坎托尼奥·特雷维桑，公元1554年上任的是博学的弗朗切斯科·维尼耶，跟着公元1556年7月上任的执政官是洛伦佐·普留利，这位执政官的独特之处在于，自马可·巴尔巴里戈之后七十年，经过了一连串的鳏夫和单身汉，普留利终于为威尼斯带来了一位执政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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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留利的执政生涯，尽管因为长达一年的饥荒而蒙上阴霾——这场饥荒的影响因为一场严重的流行麻疹[258]造成的大量死亡而得到了部分缓解——但至少从内政而言，这段时期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风平浪静。但是在欧洲舞台上，普留利短暂的执政生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在他上任后两个月，查理五世将帝国交给他的兄弟斐迪南，但是将他本人在西班牙、那不勒斯、米兰、弗朗什-孔泰、尼德兰和美洲的领地交给了儿子菲利普。随后查理从弗拉兴登船上岸返回西班牙，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航行。公元1558年初，查理五世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隶属于尤斯特修道院的一间小屋内去世，身后留下一个和过去一样战火不断的意大利。正在查理五世乘船沿海峡而下的同时，阿尔瓦公爵正率领一支西班牙军队穿过教宗的领土，这次入侵很快得到回敬，吉斯公爵和一万法军立即出发为教宗解围。此时保罗四世正利诱威尼斯，他不但提议交还威尼斯在阿普利亚的旧领地，甚至还许诺将整个西西里岛授予它（作为威尼斯的一个贸易港，共和国从未在当地获得过如此多的土地），但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拒绝参与战争。于是当吉斯公爵被突然召回，去处理一次在西班牙支持下对法国本土的入侵时，教宗孤立无援，不得不低头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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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瓦卢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室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也终于接近终结。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双方是在法兰西而非在意大利解决争端的。公元1559年4月5日，双方在卡托-康布雷齐签署了友好同盟关系的永久协议，这使得六年来意大利经受的巨大痛苦终于画上了句号。双方都保全了尊严和体面，还进一步通过联姻巩固了条约。就在王后玛丽·都铎去世七个月之后，西班牙的菲利普在6月和法王亨利二世十四岁的女儿伊丽莎白结为夫妇。[259]不过，至少在涉及意大利的问题上，哪一方获得胜利已是毋庸置疑了。法兰西在战场上落败，而就在女儿的婚礼后不到三周，亨利二世在长枪锦标赛上被刺中眼睛，不久去世。到了8月，三年前因为激烈的反西班牙政策导致阿尔瓦公爵入侵的教宗保罗四世亦步亨利二世后尘。哈布斯堡就这样获得了胜利，他们也因此成为意大利半岛的支配性势力。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一头，查理的退位同样标志了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失去了威望和荣光，退居次要地位；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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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法西两国之间的争端得到解决，洛伦佐·普留利的兄长吉罗拉莫在公元1559年11月继任执政官时，发现在外交政策方面许多困扰威尼斯共和国多年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奥斯曼土耳其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幸运的是，苏莱曼此时正忙于在国内处理由子嗣之间最终继承权纠纷引起的内战，而大部分的土耳其海军一直在全力阻止葡萄牙人在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建立据点，这样一来，土耳其将有一段时间不会给威尼斯造成大麻烦了。短期内威尼斯面临的更严重问题来自乌斯科克海盗，这是一群民族成分复杂但极其棘手的人，他们主要由土耳其入侵造成的基督教逃亡者组成，盘踞在塞纳（如今的塞尼）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捡起了当地住民的“老行当”。[260]熟读威尼斯历史的读者们都知道，海盗早已不是个新鲜问题，海盗以亚得里亚海上无数的岛屿和沿岸隐蔽的河湾为据点，零零散散遍地开花地进行活动，从威尼斯共和国建立起，他们就威胁着——并且偶尔扰乱——它的商业活动。然而乌斯科克人的活动还有一个副作用，那便是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怒火，他们的船只每一次遭到海盗袭击，都会向威尼斯正式进行投诉，指出既然威尼斯宣称对达尔马提亚海湾地区拥有所有权，那么它就应当对当地负起有效监管的责任。土耳其人关于这问题得出的结论或许并不清晰正确，但对威尼斯政府的暗示已经不言自明。鉴于达尔马提亚如今已经是帝国的领土，而罪犯又是帝国子民，威尼斯转而向斐迪南一次比一次恳切地申述，请求他采取有效行动打击海盗。但尽管斐迪南一世反复承诺，却没有做任何事，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乌斯科克人始终都是威尼斯一根常年存在的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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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尽管程度较轻）来自宗教改革。随着它的各种教义不断传播，以及因为它们遍及大部分欧洲地区的宗教迫害与火刑，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发现他们自己变成了持有异议的少数人。正如他们一贯以来的作风，威尼斯人对目前失控的状态感到本能的厌恶。作为欧洲最具世界性的城市，威尼斯人为他们宽大包容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当然除了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威尼斯人还明白，不这么做的话，会对他们的贸易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而且他们如今比过往任何时候都决心将这一传统维持下去。然而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在威尼斯在信仰上的行动自由，所以对威尼斯人来说，与教宗尽可能保持良好关系，并且避免为他不必要的焦虑提供把柄，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保罗四世的继任者庇护四世在公元1563年1月重开特伦托会议时，不必像会议早先时候那样极度忌惮帝国影响力的威尼斯开始表现得体贴乐助，于是到年底会议结束时，心怀感激的教宗将罗马的圣马可宫赠给威尼斯，作为共和国的永久大使馆和圣马可教堂枢机主教的官邸，而这位主教的人选通常都是威尼斯人。[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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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会议可以说是罗马教廷对宗教改革的第一个明确回应。它确定了天主教最本质的教义，小心地将它们从其他被认为是合法讨论主题的神学问题中剥离开来；它对更极端的守旧派产生了缓和的作用，并制定了多项急需进行或是被拖延已久的改革。不过从威尼斯的角度来看，至少这次会议对它还未完成的事来说相当重要——那是一个威尼斯至少要负起部分责任的消极方面。不过在重新确认教会在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特伦托会议没有公开挑战各国在宗教领域也如同世俗事务一般适用本国法律的权力。因此，当会议的决策和相关法令在公元1564年1月由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第三个儿子，威尼斯人保罗·马努齐奥——公元1561年，庇护四世说服他在罗马设立了一间制作主教仪典书的出版社——印刷出版时，威尼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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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6 痛失塞浦路斯（公元1564—15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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