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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威尼斯和苏丹议和,从而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关系疏远以来,它与法兰西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向来喜爱举办狂欢庆典的威尼斯人决定给亨利一个难忘的欢迎仪式。当亨利到达位于大陆上的马尔盖拉时,就有六十名身着红色天鹅绒长袍的议员在那里欢迎他,接着众人登上一队镀金的贡多拉船前往穆拉诺,那里有六十位持戟仪仗队员,他们身上特别设计的制服使用了法兰西的国家代表色。在场的还有四十位威尼斯显贵家族的子孙,他们将作为亨利逗留威尼斯期间的随从。迎接亨利的隆重入城仪式被安排在次日,不过就在当晚,年轻的国王披着黑斗篷悄悄溜出去,通过密集的运河水网,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秘密游览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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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执政官驾临穆拉诺,两位统治者一起乘船前往利多,他们穿过为当前这桩盛世而竖立的凯旋门(由帕拉弟奥设计,委罗内塞和丁托列托在上面作画),进入圣尼科洛教堂参与庄严的颂圣歌仪式。[271]仪式过后,众人再次登上国务礼船穿过圣马可湾,沿大运河而上到达福斯卡里宫,为了欢迎亨利,这座宫殿和毗邻的朱斯蒂尼安宫都悬挂着金色的帷幔,鲜红的天鹅绒和刺绣着向亨利致敬的百合花纹章的浅蓝色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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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一个白天和大多数的夜晚都令亨利沉醉其中。威尼斯所有的禁止奢侈法令都暂时停止生效,贵族们被鼓励穿上他们最豪华的衣服,用最珍贵的珠宝来装饰自己,还有舞会、游行、演员表演、舞者和杂技艺人连番献艺,令人目不暇接。亨利成为元老院的荣誉成员之一,还参与了它的一次会议。穆拉诺岛的吹玻璃艺人前来威尼斯,在亨利窗下展示他们的作品。亨利还召见了时年九十七岁的提香,为丁托列托做了模特,他甚至还在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内找到空隙,仔细研读威尼斯顾问团特意展示给他看的一本袖珍画像集之后,一亲威尼斯最受欢迎的交际花维罗妮卡·弗兰科的芳泽。不过威尼斯人也希望向这位年轻国王证明,他们除了美和欢愉之外,还为了其他的某些东西生活。某天早晨他们带亨利前往军械库,向他展示了准备安放的船只龙骨。就在同一天日落时分,威尼斯人带亨利回到原地,那艘船已经装配完毕,全副武装,载满物资,准备从船台上运下来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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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访问即将结束时,莫切尼戈执政官才以鉴赏稀有书籍的借口邀请亨利前来,两人开始谈论政治问题。他对亨利说,勒班陀海战确实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最后只助长了西班牙的专横霸权,这对所有具有正确思维的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件憾事。执政官声称他由衷相信法兰西应当重塑它往日的荣耀,并且应当尽其所能抑制菲利普二世的野心。至于法兰西的宗教问题,例如两年前发生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威尼斯当然毫不关心,不过莫切尼戈还是希望年轻的国王陛下可以允准他表达自己的希望:法兰西在新的统治者管理下,可以恢复到宽容仁慈的道路上,并且对宗教的宽容能达到一个理智的水平。莫切尼戈称,这样的政策一直以来在共和国实施得非常好,因此他斗胆揣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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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对此不置可否,作为法兰西天主教势力的前首脑,这是他唯一可能做出的反应。此后不久,在一场极其奢华的告别宴会后,亨利离开了威尼斯,执政官以个人身份一直陪同他到富西纳。不过亨利三世一直没有忘记威尼斯,他牢记抵达威尼斯时受到的盛大欢迎,以及这个国家美丽和效率、优雅和智慧的独特结合。当他与新朋友告别时,心怀感激的亨利赠给他们大批礼物来感谢对方的盛情接待——执政官得到一枚巨大的钻石,为亨利提供下榻之所的东道主路易吉·福斯卡里得到了一根沉重的金链——于是收到礼物的诸人和其他市民十分确信,他们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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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亨利在次年年末,或者在公元1576年或公元1577年再次造访威尼斯,他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与他先前所见的截然不同——原本充斥这座城市的欢声与喧嚣都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怪不祥的沉默。人群的踪迹从圣马可广场上消失了,里亚尔托和默瑟里亚附近的店铺全都关门大吉,瘟疫笼罩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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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祸和两个世纪前的黑死病一样猛烈可怕,它蔓延到城市每个角落,市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人幸免。两位被政府卫生官员从帕多瓦召来的名医也束手无策。过了不久,老传染病医院就挤满了患者,而新的那间则忙于接收疑似感染病人,一些陈旧的大帆船被拖到潟湖中心,匆匆为隔离在外的医院提供食物、药材、新鲜饮水、医生和神父。随着死者和外逃的人越来越多,威尼斯渐渐变成一座死城。旅馆和客店全都关门大吉,因为法官、律师和诉讼当事人都逃往意大利大陆避难,威尼斯法庭也停止运转;在监狱内,只有少数囚犯还活着。只有执政官、顾问团和元老院还在履行职责,但尽管如此,活跃的议员数目也已经减少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公元1576年秋,作为阻止瘟疫进一步传播的最后一搏,所有还活着的居民都闭门在家长达一周,但这项措施也毫无作用。最终到了冬季,瘟疫才现出减弱的迹象,不过直到公元1577年7月21日,即第二年夏,政府才正式宣布瘟疫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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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瘟疫夺走了包括画家提香在内约五万一千名威尼斯市民的生命。公元1563年,全城人口约有十六万八千人,到了公元1575年,这个数字上升至十七万五千人,但是到了公元1581年,威尼斯只剩下十二万四千人。几乎所有的威尼斯人都在瘟疫中失去了一个或多个的至亲好友,甚至很多家庭从户籍上被彻底抹去。即便瘟疫结束之后,仍有人怀疑政府此举是在冒险,疾病随时都有可能再度爆发。不过渡过一劫的威尼斯还是迅速地举行了感恩活动。在朱代卡岛上,威尼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弟奥受国家委托,开始建造一座宏伟的新教堂,命名为威尼斯救世主教堂。直至共和国消亡,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执政官和顾问团都会在这座教堂举行大弥撒,时至今日,这项仪式仍然每年举办。[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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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维塞·莫切尼戈没能活着见到这座教堂落成。他在公元1577年6月4日寿终正寝,安葬在圣乔瓦尼保罗教堂,他的坟墓位于西墙下两位过去的莫切尼戈执政官彼得罗·莫切尼戈与乔瓦尼·莫切尼戈的坟墓之间。他去世一周后,威尼斯最声名显赫的国民,勒班陀的英雄塞巴斯蒂安诺·维尼耶以八十一岁高龄当选执政官。维尼耶性格倔强,暴躁易怒,他非常明白自己辉煌功绩的作用,因此他就任执政官后最开始下达的命令之一,就是要求所有曾在勒班陀作战的贵族都要在一周的时间内穿着红色长袍。维尼耶只统治了威尼斯一年,但就在这一年内,共和国遭遇了又一场灾难,它所造成的长期影响更甚于先前的瘟疫。早在公元1574年,就在亨利三世离开后不久,执政官宫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火灾,大火烧毁了委员会厅和元老院的房间,以及一些私人寝室,而到了公元1577年12月20日,执政官宫再受祝融之祸,这一次造成的破坏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大会议厅和投票厅完全化为灰烬,瓜里恩托、贝利尼以及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这些当代艺术大师的杰作都被火焰吞噬,尽管上述这些大师中的最后两位还可以为重建后的房屋提供新作品,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是永久且不可弥补的。由于火灾造成的破坏实在太大,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建筑师,包括帕拉弟奥本人在内,都强烈要求将整座建筑夷平,代之以更古典的设计。所幸当时明智的建议占了大多数,八个月之内,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世俗哥特式建筑就精心重建完成,它过去的外立面也得到了周到仔细的修复。[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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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过去三个月后,当初拒绝离开熊熊燃烧的宫殿的维尼耶执政官去世。[274]为了按照威尼斯的奇特方式召开会议,选举执政官选举人的大议会不得不在军械库内进行,直到大议会将四十一位选举人任命完毕,这群选举人才能够回到执政官宫一间未损毁的房间内开始选举执政官的会议。公元1578年3月18日,一位比他的前任更年长的八十七岁老人尼科洛·达·蓬特当选为执政官。他过去为国服务的履历无可指摘,达·蓬特不仅曾出席特伦托会议,还在罗马承担起向教宗解释威尼斯与苏丹单独议和的合理性所在的艰巨任务。好在此后七年的执政期内,达·蓬特没有遇上同等分量的外交问题,只有一项——出于奇妙的人情味而非实质上的历史重要性——值得在此一记。这件事涉及威尼斯历史上少数几位罗曼史女主角之一:比安卡·卡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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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安卡容貌出众,出身于一个威尼斯古老家族。公元1563年,年仅十五岁的她和同住在圣阿波纳尔区的邻居,一个不名一文的佛罗伦萨银行职员彼得罗·博纳文图里相约私奔。比安卡的父亲大发雷霆,向政府提出控告,十人议会随即下令正式展开调查,威尼斯的国家公诉机关随即宣布这对情侣是潜逃的不法之徒,并悬赏捉拿他们。然而当这两个年轻人安全抵达佛罗伦萨后,比安卡很快对之前的一时冲动感到后悔。博纳文图里的父母生活窘迫,无力蓄养仆人,而比安卡对如今占据了她日常生活的烦琐家务毫无兴趣,更别提还要照顾博纳文图里常年卧病的母亲。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比安卡偶然引起了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堕落的儿子弗朗切斯科的注意后,她很快就屈从于对方的花言巧语,和弗朗切斯科堕入情网,弗朗切斯科还承诺给予比安卡更愉快、更有利可图的生活,这是她和博纳文图里一起生活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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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她的新情人已经和古板虔诚的奥地利女大公约翰娜结婚,比安卡很快就成了一个比她在威尼斯惹出的丑事更大的丑闻中心。同时,弗朗切斯科无视他父亲的愤怒,将比安卡的丈夫博纳文图里任命为自己的侍从,甚至还试图通过威尼斯的佛罗伦萨侨民和罗马教廷大使的影响力,为比安卡安排特赦并和她的父母和解,不过这个举动失败了。随后,柯西莫在公元1574年去世,几乎在同时,彼得罗·博纳文图里在一次不甚体面的街头斗殴中被杀,这或许是出于弗朗切斯科的授意,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对此下达直接命令。现在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正式成为托斯卡纳大公,他立即将比安卡安置在他住所附近的一座宫殿中,在此后的四年中,比安卡作为弗朗切斯科的情妇,同他一起在整个佛罗伦萨招摇过市。约翰娜倍感羞辱和悲哀,于是选择将自己更久、更频繁地沉浸在宗教中,用虔诚来逃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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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公夫人没有被彻底忘记。奥地利的约翰娜在公元1578年死于生产。这之后不到两个月,弗朗切斯科就和比安卡在6月5日正式结婚,尽管为了遵守服丧的传统,一年后这桩婚姻才正式对外公布。因此直到公元1579年6月,弗朗切斯科大公才派遣特使,向达·蓬特执政官通知这件事,并且还加上了一项特别要求:威尼斯应当授予比安卡·卡佩洛共和国之女的头衔,作为对这场婚姻喜悦和满意的表示。比安卡在她寄回威尼斯的信中重申了这个要求,她认为这场婚姻无疑会拉近威尼斯和托斯卡纳之间的距离并乐见此事,而且决定公平对待自己引以为豪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公可爱的配偶,另一个是共和国忠诚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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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举让一个被公开定罪的法外之徒获得共和国授予女性的最高头衔,或许会引起很多顾虑和争议。但元老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要求,还授予比安卡的父亲和兄弟骑士身份,让他们加入由阿奎莱亚宗主教带领的代表团,同其他身份显赫的成员代表共和国前往佛罗伦萨,参加10月这对新人拖延已久的公开庆典。作为回报,年轻的大公夫人遵守诺言,在之后的八年内从没有忘记自己威尼斯人的身份,不让任何一个可以增加母国利益的机会从指尖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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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安卡和她的丈夫在佛罗伦萨树敌不少,其中最危险的是她从十四岁起就担任枢机主教的小叔子费迪南多·德·美第奇,在弗朗切斯科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他看到了自己继承大公宝座的机会。而没能生下子嗣是比安卡长久以来的焦虑之源,她甚至在公元1576年策划了一次假孕事件,并偷偷将一个婴儿带进寝室,宣称是自己所生,但是这个伎俩被她的丈夫识破。如今十年过去,比安卡试图故技重施却毫无作用,在这最后一次尝试之后,她和她的丈夫在次年年底双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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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科夫妇正值盛年,他们在两天之内相继去世,加上费迪南多枢机主教在他们兄弟互相猜疑的情况下,还在此时拜访了大公夫妻,这一切加起来,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习惯性的猜测。有流言称两人死于一个由费迪南多准备的有毒馅饼,但其他人则坚持称是比安卡将一些毒馅饼混在无毒的食物中,准备除掉自己的小叔子。如果按照后一个说法,身负嫌疑的枢机主教将有毒的食物挑出来,用在了弗朗切斯科身上,见到丈夫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比安卡惊恐不已,于是她拿起属于她的那块毒馅饼吞下,在绝望中自杀。或许有人非常愿意相信这个莎士比亚式的结局,但我们必须承认,事后费迪南多立刻下令尸检,在宫廷医生和比安卡的家人见证下,尸体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痕迹,两人很可能死于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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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大公很快向威尼斯人宣布了他所承受的“最悲惨的双重损失”,但是费迪南多拒绝将比安卡安葬在她的丈夫身边。她的尸体被草草包裹,投入一条普通的沟壑内。新大公还下令,必须摧毁比安卡家族的纹章,代之以弗朗切斯科的原配约翰娜的纹章。所有对她的哀悼活动都被禁止,而威尼斯考虑到费迪南多的感受,和他站在了同一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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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小肚鸡肠的报复行为尽管值得谴责,至少在佛罗伦萨,他这么做还情有可原,但威尼斯的做法就实在令人难以原谅,比安卡值得在她的家乡得到更好的对待。不过她的威尼斯同胞从没有忘记她,而我们也很愉快地发现比安卡出生并在其中度过了童年的房子——它位于圣阿波纳尔区,临近斯托尔托桥,是威尼斯最美丽的一个角落之一——之中还有一小块纪念她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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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安卡·卡佩洛死于公元1587年10月,这时尼科洛·达·蓬特已经在地下长眠了两年。不过在说完另一件在他任期内发生的事之前,我们还不能让这位老执政官去休息,虽然这件事本身与他关系并不太密切,却是这个时期威尼斯政治生活重要且危险的特点的生动写照:十人议会的权力不断增长,也招致了民众更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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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或许还记得,十人议会一开始只是一个临时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它成立于公元1310年7月,目的是对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失败的阴谋进行善后。[275]虽然它预计的存在寿命不过两个半月,但到了我们讨论的这个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并成为威尼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作为一个重要但并非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组织,十人议会不能完全适用于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模式。威尼斯的政治模式通常表现为金字塔结构——执政官在塔顶,接着是执政团,再往下是委员会、元老院和大议会,但十人议会始终与众不同,它不合规矩常理,却有着极大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它甚至可以简化手续,跳过元老院一切进展缓慢的审议程序下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外交上的正常议题,通常会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亦需要经过正常的预约手续和延迟;至于那些紧急事务,或者需要机密行事或小心处理的事务,就需要经过委员会批准直接移交给十人议会,后者有权自主行事,动用私下募集的资金,甚至给海外的威尼斯外交官下达秘密指令。它的权限范围包括了“所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维持健全道德”的内容,而对十人议会的限制非常模糊,以至于实际上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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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会惊奇地发现,至少在大多数时候,十人议会明智地使用着它的巨大权力,一切都运转良好——尤其是它还不必对任何上级部门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过事实上十人议会之所以能够避免权利的滥用,是因为它内在固有的制衡因素。议会成员每年选举一次,到下一年选举之前不进行再次选举。同一家族出身的两名议员绝不会同时担任十人议会的职务,十人议会的领导权也不会落在一个人头上,而是采取三人执政,每月进行轮换的方式。议会的成员在就任期间,必须与世隔绝,以免受到谣言的影响或接受贿赂,十人议会的成员如有受贿腐败的行为,将被处以死刑。最后也是常常被遗忘的一点,这个议会除了十名选举出的成员之外,还包括了执政官本人和他的顾问团,因此它的实际人数应当是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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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即便是十七名成员也显然不足以处理十人议会需要面对的所有事务。我们已经见到,在需要决定重大事务时,十人议会会向大议会申请选举一些作为补充的议员,加入特别议题的讨论。[276]这些额外补充的议员大大增强了十人议会的权力,消除了其他委员会中可能存在的反对力量,但随着十人议会逐渐强大,它开始包揽更多的国家事务,因此其他从宪法角度更加正规的组织的重要性就被十人议会削弱,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十人议会产生恶感。这种情绪最早出现在公元1457年,当时十人议会受到指控,称它在命令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执政官退位一事上越权行事。十一年后,十人议会的权限被明确限制为只能处理“最为微妙的问题”,即绝密的任务(cose segretissime)。不过这样的定义仍有充分的争议空间,而十人议会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明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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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恰恰相反,十人议会的权力此后不但没有被扼制,反而进一步发展。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二十五年间,威尼斯多灾多难,麻烦缠身,十人议会需要申请额外议员的情况亦越来越多,到公元1529年为止,申请增补议员从起初偶然的例外措施成为一个常设机制,十人议会宣布增加一个永久性的“编外议员”组织,其中囊括了十五位共和国最重要的官员。八年后,十人议会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又出现了新的、更进一步背离宪法的发展,经过扩大化的十人议会开始任命只对它直接负责的附属委员会。这些附属机构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是“反亵渎行为执行委员会”(Esecutori contra la Bestemmia),主要负责抑制卖淫、赌博等恶习,虽然实际上它并不比过去类似的机构运作得更成功。但之后在公元1539年,较之“反亵渎行为执行委员会”更进一步,三位“国家监察委员”(Inquisitori di Stato)的出现引发了威尼斯一些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威尼斯公开承认设立他们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在威尼斯共和国全境安插了许多密探,向他们出售秘密,已成为一种常见且有利可图的生意,由于如今的威尼斯依赖外交手段来谋求生存,因此显然必须制止这种危险的交易。但当威尼斯人知道这三人名义上向十人议会负责,却可以被特别授予和他们的上级机关同等的权利,尤其是可以在未经十人议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和处刑时,人们就不禁要问,这种治疗社会痼疾的手段是否会比亟待治理的弊病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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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相当中肯的问题,但它始终都没有得到解答,而十人议会继续作为威尼斯事实上的统治者存在着,而且显然对它不受大众欢迎的现状不屑一顾。然而在公元1582年发生的两件事,即使没有打破十人议会的霸权,至少也动摇了它的自信。第一件事与一位圣马可大教堂总务官安德烈亚·达拉扎有关,十人议会特别希望他加入十五人的额外增补议员之列,但是大议会拒绝推选这个人。遭遇这次挫败,十人议会恼怒非常。作为回击,它准备利用手头的权利增加一个教会总务官,并且给予达拉扎特别职权,但是这个举动同样遭到了大议会的否决。第二件事则与利多岛上的一次斗殴有关,一群年轻贵族在那儿侮辱了一名本地姑娘,当地人出于义愤攻击他们并赢得了混战的胜利,随后迅速向十人议会提出控告。十人议会心怀同情地听取了他们的上诉,当次日年轻贵族们转而控告这些人时,十人议会不予理会。贵族们向四十人议会求助,后者站在他们这一边,驳回了十人议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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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会继续它与十人议会的不合作态度,在之后增补议员选举时,它本该按规定批准十五个名额,却只同意批准十二人或更少的数目。12月的时候,大议会又竭力谋求将所谓的绝密任务的精确定义限定在公元1468年的法律解释上。但是这么做无济于事,有争议的问题越多,它们越不可能得到解决。公元1583年1月1日,三名被否决的增补人员再一次进入选举阶段,但没有成功,增补议员制度的全部规则也被默许废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十人议会的权力,但是它无法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十人议会是政府中的一个非正常组织,它一直都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着,从中获得力量。即使再多的整顿和权力削减,也不能使它良好地适应原本其中就没有它一席之地的宪法体系。缩减到正常规模的十人议会收敛下来,从此开始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它拥有无可置疑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十人议会依然是个令人畏惧的组织,但是它在过去曾经受到的敬重却消失了大半,此后也再没有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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