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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却欢迎波旁的亨利继位。共和国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宗教宽容政策，而且它也充分意识到，在欧洲列强中，法兰西是它抵御西班牙野心的唯一支撑。威尼斯所要的是这个国家强大、统一，而且可以为它所用。刺杀的报告传到威尼斯后，威尼斯驻法兰西大使乔瓦尼·莫切尼戈就收到了从祖国发来的指示，要求他立即请求获得新王接见，祝贺他继位，并且向他保证威尼斯将继续与法兰西保持友谊。共和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复，新王派特使弗朗索瓦·德·卢森堡带来他对威尼斯友好态度的谢意，更让他感激的是，威尼斯是唯一承认他的意大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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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如此主动的行为不可能不引起教宗的震怒，他很快做出了反应。西克斯图斯五世恐吓威尼斯，如果它希望维持教会忠诚的女儿这一好名声，就必须避免和异端有所牵扯。难道威尼斯竟敢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所以迫不及待地敢为诸国之先吗？威尼斯的回答坚定可敬：纳瓦拉的亨利是法兰西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是一位明智且品德高尚的统治者，而且还非常强大，他已经表现出各种迹象，愿意接受纯正的天主教信仰，而且已经下令全国的天主教会及其成员都将保持自由，受到尊敬，不受打扰。此外，在经历了种种惨痛之事后，纳瓦拉的亨利是唯一一个能将国家团结起来的人。难道教宗真心相信那些踏上法兰西土地的外国军队是出于无私的虔诚信仰，而非因为私人的野心和权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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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尼斯驻罗马大使阿尔贝托·巴多尔反复提出的强大论据，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终也产生了效果。教宗同意让德·卢森堡先生留在威尼斯——只要他不出现在国务典礼上——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同意在梵蒂冈接见纳瓦拉的亨利派出的代表，开始商讨法兰西新王转变信仰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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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菲利普火冒三丈，大声抗议，甚至觉得受到威胁了，但是他手下的西班牙军队和法兰西天主教势力的军队却正在纳瓦拉的亨利军队面前一步步慢慢败退。公元1593年7月25日，获得胜利的国王亨利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他以“巴黎值得为此举办一场弥撒”来评论自己的行为。公元1594年3月，亨利进入首都，十八个月后，教宗克雷芒八世给予他赦免，正式欢迎他回归到天主教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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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威尼斯没有在亨利为自己赢得合法王冠的军事斗争中出什么力。但是在外交领域，威尼斯勇敢地公开承认亨利，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同时它还在连续五位教宗[278]面前为亨利辩护，对这位新王巩固已经掌握的成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外，共和国还冲破了天主教势力对亨利的反对壁垒，逐渐为他赢得了政治上和宗教上急需的声誉。这些得到巩固的成果和教宗对亨利的承认最终击溃了菲利普二世的精神。他继续勉力支撑了每况愈下的军事局面一段时间，终于不得不在公元1598年5月与法兰西议和，四个月后，菲利普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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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之前，帕斯夸里·奇科尼亚在公元1595年4月因为一场短促却来势汹汹的恶性高烧去世。他的遗体埋葬在圣母升天教堂[279]，但是他最出众的纪念物却是威尼斯人最熟悉的地标性建筑——里亚尔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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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尔托桥此时仍然是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早在十二世纪，这个位置就有了一座浮桥，但直到公元1264年，这里才建造了第一座架设在木桩上的真正桥梁。里亚尔托桥曾被两度摧毁，第一次是公元1310年，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叛乱失败后将其故意毁坏；第二次则是在公元1444年，由于人们簇拥在桥上观看费拉拉侯爵经过，桥梁不堪重负而意外坍塌。自公元1444年之后，里亚尔托桥得到重建，新桥仍然是木质结构，规模比过去的稍大一些，附近配有店铺和吊桥——就像卡尔帕乔在如今收藏于学院美术馆的《真十字架的奇迹》系列画的其中一幅中描绘的那样。到了十六世纪，里亚尔托桥的木质结构显然已经快到它自然使用寿命终结的时候，于是人们决定在原址上重建一座石桥。竞争就此开始——如果从进入角逐的人选质量来看，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建筑竞赛，参与竞争的建筑师有米开朗琪罗、桑索维诺、维尼奥拉、斯卡莫齐和帕拉弟奥（他的带有三角形山墙柱廊的五拱桥设计方案至今依然存世），他们都上交了自己的设计。面对备选方案太多以至于不知如何选择的情况，政府当局迟迟无法决定最终方案，甚至到执政官宫连续遭遇两场火灾，继而需要所有技术高超的工人进行重建施工时仍然犹豫不决，这就耽搁了更久的时间。等到威尼斯政府终于将注意力转回里亚尔托桥时，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并不是先前互相竞争的建筑巨擘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一位相对不那么出名，主持了执政官宫重建工作的建筑师，名为安东尼奥·达·蓬特。他和外甥安东尼奥·孔廷——后者是设计了威尼斯另一座广受喜爱的桥梁叹息桥的建筑师——一起在公元1588年到公元1591年之间设计并营建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里亚尔托桥，桥上还铭刻了纪念执政官帕斯夸里·奇科尼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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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件艺术品，我们必须承认里亚尔托桥缺乏独特性。如今大多数人很难像寻找威尼斯其他广为人知的地标建筑那样找到它，因此自然有许多人呼吁要对它进行改建。但也正因为它缺乏特点，所以里亚尔托桥获得了认可。它令人们感到熟悉的外观使人对它的缺陷视而不见——例如其糟糕的比例，怪异的重心过高感，以及粗糙的细节。虽然有时我们会看着这座平庸的建筑，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好，但是这种情况下感到的遗憾，并不像人们见到那些让天才们自行其是产生出的杰作时一度感到过的后悔那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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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9 最后的禁令（公元1595—16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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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理解，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一个生为自由国度，蒙主垂怜以此方式存在了一千两百年之久的国家，要如何才能假装为了所谓“保存这个国家的需要”而不被允许继续如此，哪怕这些行为没有对其他统治者的政府有任何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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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05年11月26日，威尼斯元老院致威尼斯驻罗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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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里亚尔托桥沿大运河向东而行两百码左右，庞大的格里马尼宫拔地而起，它高出周围的建筑一大截，令它们相形见绌。它由米凯莱·桑米凯利在公元1605年动工兴建，这座宫殿不但是威尼斯宫殿建筑中最美丽的，也是最高大宏伟的，而格里马尼宫恢宏壮丽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的建筑外立面，更使得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宫殿建筑之一。这座豪宅广厦的主人是威尼斯第八十七任执政官[280]马里诺·格里马尼，在他执政期间，威尼斯迎来了十七世纪的曙光。公元1595年4月26日，格里马尼正是从这座宫殿出发，浩浩荡荡列队前往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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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的生活方式所清晰表现出来的那样，马里诺·格里马尼是威尼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威尼斯，如果一个人既富有又慷慨，那么他很容易成为受人欢迎的执政官，尽管格里马尼这一次选举惊人地拖沓，在三周半的时间内一共经历了七十一次投票，最终的结果还是令大多数人欢欣鼓舞。新执政官没有令威尼斯人失望，他的环绕广场就职仪式与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场上的人们被如雨的金币淹没，同时执政官的夫人和儿子一把又一把地将钱币撒出执政官宫的窗户。接着按照惯例，是辞藻华丽的献词，资料记载，这一次献词的是一个名叫狄奥尼索·拉扎里的六岁孩子。新执政官还为城里的穷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免费面包和酒，至于庆祝他就职的活动，毫无疑问，它们一直举办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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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刻种种奢华排场，与两年后格里马尼为妻子准备的加冕典礼相比仍然不值一提——这两年的空当被认为是用来做典礼所需的种种准备的。执政官夫人受到的这样一份殊荣在威尼斯可谓罕见，在历史上它仅举行过两次，一次是在公元1457年，接受加冕的是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的配偶，另一次则是在公元1556年，主角是洛伦佐·普留利的妻子。但这两次典礼都无法和公元1597年5月4日的这一次相提并论。首先，两百名侍女穿着为此次盛事特别设计的华丽衣裙，陪同身穿金色衣裙的执政官夫人进入圣马可大教堂，参加一场欢乐的圣歌颂唱会，此后执政官夫人登上执政官宫的阳台，检阅城中十九个行会成员组成的盛大游行。等到游行结束，大议会厅内摆开惊人的盛宴，随后连续三天，城中都举行众多的庆祝活动，举办更多的宴席，进行更多次庆祝游行，在火把的照耀下，舞会在广场和大运河的筏子上（某种程度上，后者因为糟糕的天气被破坏了）经久不息。为了庆祝执政官夫人的加冕礼，威尼斯甚至安排了一次阅舰式，其中不但有威尼斯本国的船只，来自英格兰、荷兰和佛兰德的舰船也参与其中，最后以赛舟会作结。庆典期间，人们还互赠很多昂贵的礼物，执政官夫人向人们分赠刻有她小像的特制钱币“oselle”[281]，她还收到了教宗克雷芒八世赠送的一朵黄金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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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后，教宗的态度变得截然不同，令格里马尼和他的臣民们惴惴不安。因为不久前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去世，一场危机拉开了序幕。由于公爵没有儿子，他指定自己的堂兄弟埃斯特家族的堂凯撒为继承人，但是教宗拒绝承认这次爵位继承的合法性——虽然堂凯撒之后得到了合法承认，但他仍然是个私生子——并且坚持费拉拉公国应当交还给教会。这自然被新公爵断然拒绝，因此教宗派出了一位骁勇好战的枢机主教领兵强取费拉拉，同时向威尼斯要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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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并不强大的费拉拉公爵无法对威尼斯造成什么大麻烦，但是强大的教宗却正在共和国卧榻之侧，掌握了波河所有重要的三角洲地区——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另一方面，假如威尼斯追随本心，在两者间保持中立，拒绝给予教宗他想要的军事支援，教宗很可能就会调转矛头对付它；而一直以来虎视眈眈，意图发现扳倒威尼斯机会的西班牙便会借此站到教宗这一边，随之发生的战争就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结果。于是威尼斯决定敷衍搪塞。威尼斯人向教宗特使指出，当下最需要的是意大利长久的和平，这类国土纷争问题应当诉诸谈判而非战争，如果双方需要调停，威尼斯愿意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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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98年1月，在威尼斯被迫下决心介入费拉拉和教宗之间的纷争前，堂凯撒向教宗的军队投降——当堂凯撒知道教宗将他逐出教会时，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从此再无斗志——同意割让费拉拉以及公国的全部领地来换取教会重新接纳他的恩典，以及一两个对教宗来说微不足道的让步。克雷芒八世大喜过望，他亲自前去费拉拉接收他的新领地，耀武扬威地进驻城内，而已经尽其所能阻止此事发生却没能成功的威尼斯则不得不派四名大使，到费拉拉向教宗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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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教宗给威尼斯带来的麻烦还未结束，事实上，它们才刚刚开始。首先，教宗采取新的行动来削弱共和国对本地神职人员的权限；接着，他又抗议威尼斯任命被逐出教会的马可·斯奇拉对抗乌斯科克海盗。然后是对波河边境与航运问题的争议，当威尼斯人为了重建布雷西亚的防御城墙，对教士和平民一视同仁征税时，教宗又表达了他的愤慨。公元1600年，教宗和共和国之间再次因为司法问题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争执。这次问题发生在小镇切内达[282]，尽管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当地主教两百年来都是这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教宗才有底气向当地主教发送劝喻信，否认威尼斯在当地的统治权，教宗要求从此以后当地所有诉讼都必须转交罗马处理，违者将被逐出教会。这次纠纷触及了威尼斯的原则底线，因此它拒绝退让半分。克雷芒八世感到自己弄巧成拙，于是有所让步，但是这件事却愈演愈烈——威尼斯人随后将知道，它预示着更猛烈的风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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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来临，威尼斯本能的宗教宽容倾向显然越来越不见容于罗马。而将事态变得愈来愈糟糕的罪魁祸首也正是罗马而非威尼斯。宗教改革的浪潮如今席卷欧洲，特别是亨利四世在公元1598年发布南特敕令，授予法兰西境内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等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证实了教宗最坏的猜测，于是罗马教廷的统治手段越来越收紧，它对依然维持天主教信仰的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迫使它们臣服于教宗的控制。这是威尼斯所不愿做的。从它的立场来说，威尼斯并不认为自己犯下了在宗教上不服从教宗的罪，就像不久后执政官被控告有加尔文派倾向时所说的那样：“什么是加尔文派教徒？我们是基督徒，就像教宗一样，无论别人是否喜欢，我们生为基督徒，也将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283]但是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共和国认为纯属政治争端的问题，却被教宗认为是宗教问题。服从教义对威尼斯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政治独立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尼斯人也绝不会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况且身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威尼斯存在的根本是国际贸易，它如何能像过去排斥异教徒那样排斥所谓的宗教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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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雷芒八世从未放松努力，威尼斯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切内达问题顺利解决是其一，此外，在公元1596年，威尼斯书商和印刷者从一份协定中得到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印刷教廷禁书目录上所列书籍的权力。（虽然他们很少这么做，但至少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而且威尼斯还违抗了教宗命令，允许来自瑞士格劳宾登州的新教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共和国定居。此外，威尼斯共和国坚定地捍卫外国使节的宗教信仰自由。公元1604年，当威尼斯共和国因允许亨利·沃顿爵士将新教祈祷书携带入境，并且在私人礼拜堂内以英国国教方式进行宗教活动而受到罗马申斥时，共和国做出了立场坚定的回复：“共和国搜查一位英格兰使节的行李[284]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更何况所有人都知道这位使节从未造成过任何丑闻，一向过着清白平静的生活。”于是教宗没有再坚持，亨利爵士也得以在他十四年的驻威尼斯外交生涯中，不受打扰地进行宗教活动。[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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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芒八世在公元1605年3月去世，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一世在位只有二十六天，亦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此后继位的教宗卡米洛·博尔盖塞，即保罗五世，虽然有着履历出众的神职生涯，仍然对自己的当选震惊不已，他将这一任命解读为上帝指派他消灭异端，维护教会至高无上地位，不折不扣地执行教会律法的神圣旨意。于是教宗特使愈来愈频繁地觐见执政官，表示教会的反对和抗议：为什么元老院近来在没有得到特许的情况下禁止在城内建造更多的宗教建筑？为什么共和国在近期禁止向教会转让世俗的不动产，使教会不能从虔诚的威尼斯立嘱人手中得到这些有利可图的遗赠？面对诘问，威尼斯提出抗议，它声称哪怕是要维持现存的教堂和修道院，对共和国来说都已经是一件愈来愈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些建筑如今已经占据了城市一半的土地，而且因为克雷芒教宗下令不许将教会产业转售给俗人，因此共和国有必要制定相应的互补法令，防止流失更多的共和国土地。然而威尼斯的抗议是徒劳的，它的论据完全不被教廷方面接受，教廷的使者开始取得足以威胁共和国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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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保罗五世即位以来，教廷和威尼斯走上了一条冲突不断的道路，教廷不愿大事化小减少冲突，而威尼斯则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威尼斯竭尽所能与教廷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将博尔盖塞家族加入共和国的贵族之列——此举取悦了保罗五世，他为此送来一封热情洋溢、赞誉不绝的感谢信，但这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就被撕下，保罗五世登上教宗宝座的前一年恰巧发生了三件大事，它们全都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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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威尼斯宗主教马泰奥·扎内去世，元老院指派弗朗切斯科·文德拉明为继任者。作为威尼斯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礼貌，威尼斯人会向梵蒂冈征求同意。然而早在扎内获得任命的时候，克雷芒八世就做出了教廷不会理所当然地批准威尼斯宗主教任命的回复，他同时坚持新宗主教必须亲自来罗马面见教宗并接受审查。威尼斯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同意扎内在不接受审查，仅受教宗恩赐接见的情况下前往罗马。如今到了文德拉明的时代，保罗五世的回应和克雷芒八世如出一辙，言辞则更直白生硬。威尼斯再次试图妥协，但教宗坚持己见，直到第二个问题爆发时，这个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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