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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保罗五世即位以来，教廷和威尼斯走上了一条冲突不断的道路，教廷不愿大事化小减少冲突，而威尼斯则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威尼斯竭尽所能与教廷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将博尔盖塞家族加入共和国的贵族之列——此举取悦了保罗五世，他为此送来一封热情洋溢、赞誉不绝的感谢信，但这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就被撕下，保罗五世登上教宗宝座的前一年恰巧发生了三件大事，它们全都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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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威尼斯宗主教马泰奥·扎内去世，元老院指派弗朗切斯科·文德拉明为继任者。作为威尼斯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礼貌，威尼斯人会向梵蒂冈征求同意。然而早在扎内获得任命的时候，克雷芒八世就做出了教廷不会理所当然地批准威尼斯宗主教任命的回复，他同时坚持新宗主教必须亲自来罗马面见教宗并接受审查。威尼斯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同意扎内在不接受审查，仅受教宗恩赐接见的情况下前往罗马。如今到了文德拉明的时代，保罗五世的回应和克雷芒八世如出一辙，言辞则更直白生硬。威尼斯再次试图妥协，但教宗坚持己见，直到第二个问题爆发时，这个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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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第二和第三个大动荡发生之时，因为这两件事十分相似，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所以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一件事。这两件事的中心人物是自称为神职人员的西皮奥·萨拉切尼（他随后被发现从未领受过圣职）和马尔坎托尼奥·布兰多林，十人议会分别在8月和9月收到对这两人的控诉。前者坚持让侄女守贞，当这些尝试全部失败后，他开始公开诽谤侄女，辱骂她，并且在其家前门上涂抹污物。至于后者，正如对他提起控诉的其贵族叔父所说的那样，此人犯有“谋杀、贪污、强奸以及对受他供养的人的一切暴力行径”。十人议会下令立即调查这两个案子，并且确认指控成立，取得审判权，对两名犯案者施以惩罚。此刻教宗顿时忘记了自己已被威尼斯封为贵族，开始进行攻击。他声称这两名囚犯身为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共和国司法权力的约束，共和国也没有扣押他们的权力，他们必须立刻被移交给教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后者随后会采取任何它们觉得合适的行为来处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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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05年的整个秋天，双方都为此事争论不休。时间接近年底，争论的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到了12月中，威尼斯和教廷的关系已经处于破裂边缘，共和国指派一位经验丰富，曾经出使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并且多次完成派驻教廷任务的列奥纳多·多纳作为驻罗马官方发言人。但是一切都晚了，当多纳还在翻越亚平宁山脉时，教宗已经向威尼斯发出了两份谕令，一份关于教会财产的处理方式，另一份则涉及萨拉切尼和布兰多林的案子。假如威尼斯没有立即撤销原先的裁决交出两名囚犯，教会就会禁止它的一切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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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公文在圣诞节早晨抵达威尼斯，因此它们没有被立即拆封。当晚老执政官去世，[286]没有开封的文件一直被保留到下一任执政官当选才被拆阅。新任执政官就是列奥纳多·多纳，他在任务途中被紧急召回，打开了装着教宗最后通牒的信封。此时这些措辞严厉的信件已经在威尼斯滞留了大半个月，而在此期间教廷特使们的态度完全没令人对信件的内容产生怀疑。此外，由于元老院一名粗心的秘书没有送出第二封教宗谕旨，而无意中将第一封谕旨的副本当作它送了出去，因此当发现真相时，执政官大为惊愕。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按照当时的情况，威尼斯不可能投降屈服，因此它就必须准备抵抗。但是威尼斯有什么抵挡教宗的武器呢？可供外交斡旋的时机已经过去，威尼斯人必须深入敌方阵营抗争。鉴于世人皆知保罗五世以法律学家自诩，因此威尼斯需要一位可以在全世界面前为它辩护的人，这个人必须是教会法律的专家、辩论专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必须熟悉教会历史，并且能发挥辩才，以无懈可击的清晰逻辑对付教宗的论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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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元老院毫不犹豫地召来了保罗·萨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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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史学家和他们著作的读者们来说，学者们叙述的故事中人物缺乏人格魅力的事实无疑令人遗憾。除去诸位执政官之外——即便是执政官群体，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形象也是黯淡无光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担任最高政府职位之后，才有机会表现自己——即便是在那些有能力影响历史事件转变的人当中，有血有肉，引人注目，值得我们尊敬、憎恨甚至蔑视的人物都寥寥无几。保罗·萨尔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对他在这几页的文字中带给我们的人情味感激不已，不过这点感激之情远远无法与威尼斯对萨尔皮的相比，正是这个人带领着它安然度过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宗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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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皮受到召见时已经五十三岁。他自十四岁起就一直是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士。他年轻时曾一度担任曼图亚公爵的宫廷神学家，随后在公元1575年返回威尼斯，四年后被任命为都主教。之后他继续学习，涉猎范围超越了信仰的领域，事实上，萨尔皮的头脑更倾向于科学性而非哲学性。作为一名解剖学家，他被认为早于哈维二十五年发现了血液循环，以及瓣膜和静脉。作为一名光学设备专家，在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0年伽利略执教于帕多瓦大学期间受到萨尔皮的帮助，他在架设天文望远镜时，以“我的父亲与导师萨尔皮”的表述来表达感激之情。[287]或许是因为萨尔皮简朴的饮食习惯，他患有严重的伤风，和他相熟的亨利·沃顿爵士曾经描述了萨尔皮在房间内的难忘画面：“当他独自阅读或写作时，椅子后方围着成叠成堆、高过他头的纸张，他简直就是我们的圣奥尔本斯领主。”尤其在他聚精会神的时候，“他具有强势的捕猎者般的风度”。尽管他本人是“人文学科领域最谦卑的一员”，但亨利·沃顿爵士对萨尔皮的敬仰却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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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极务实，擅长经院哲学和神学论辩，即便在最深奥的数学领域亦是少有的大家；此外他还是植物史的专家，他在这方面如此精通，仿佛从出生起就只在潜心钻研大自然；最后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会法专家，他以这个头衔为国家提供服务，并且在教宗下达禁令的紧急关头为威尼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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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皮被任命为元老院官方顾问后，就开始着手草拟共和国对教宗第一封关于教会财产谕旨的回应。回应全文口吻恭敬但毫不动摇，行文简练朴实，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他写道：“统治者们依靠人力无法废除的神圣律法，有权就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制定法律，教宗陛下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劝，因为这些事务是世俗的而非精神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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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关于两位不法神职人员的公文最终在2月底送到萨尔皮手上，他同样给予了理智且慎重的回应。但是教宗没有耐心与他认为“充满了异端气息”的论据纠缠。4月16日，保罗五世在一场宗教法庭上宣布，除非威尼斯在二十四天之内全面投降，否则将强行将它逐出教会并禁止它的宗教活动。次日，相关的警告就向全世界公布了。不过这次威尼斯没有等到时间白白耗尽。5月6日，多纳在一份致威尼斯领土范围内所有宗主教、大主教、主教、教区神父、修道院院长与神父们的布告上加盖了自己的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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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在布告中写道，他作为威尼斯执政官，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仅次于上帝，他的职责是保证国家的和平与安定，因此他要在全能的主以及全世界面前与教宗进行严正交涉，以各种方法试图让教宗陛下理解共和国最合理合法的权利，但教宗对威尼斯的解释充耳不闻，反而公开发布训诫书，鉴于这份训诫“全然不合常理，背离了《圣经》、圣父和神圣的教会律法的教诲，对共和国由上帝赐予的世俗权力与自由抱有偏见，使得上帝的忠臣子民蒙其恩惠、不受打扰地享受生活与福祉的权利受到损害”，因此多纳正式宣布它毫无价值。因此多纳指出，神职人员作为布告的宣传对象，需要继续治愈国民忠诚的灵魂，举办各类弥撒典礼，因为这些活动代表了共和国“继续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和福音使徒信仰的坚定信念，以及服从神圣的罗马教会的表示。”多纳的抗议最后以祈祷作结，他希望上帝可以让教宗明白他所作所为的徒劳无益，他对共和国犯下的错误，以及威尼斯提出的理由是正当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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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执政官遵照萨尔皮的建议，放逐了国内所有的耶稣会（由于耶稣会的亲西班牙倾向，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教宗一边）、戴蒂尼会和嘉布遣会的修士，同时以这样的话来应付教宗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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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您必须了解，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我国政府官员，还有全体贵族与平民都十分忠实且坚定。我们不在乎被逐出教会，这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请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的这种决心被他人仿效，将会使事态发展到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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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空虚的豪言壮语。威尼斯人坚持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因此绝不会被吓倒，大多数威尼斯神职人员也是如此。据说有一个拒绝做晚祷的教区神父早晨醒来，发现有人在他的教堂外竖起一个绞刑架，他瞬间就领会了其中的暗示。还有另一件被更详细记录的事，帕多瓦一位教区神父受命交出来自罗马的信件，神父回答他会在圣灵的驱使下选择如何行事，威尼斯统治者回应十人议会同样受到圣灵的感应，可以吊死所有不遵从他命令的人，于是信件被按时送到了威尼斯政府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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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不是威尼斯第一次承受教廷禁令的惩罚，它第一次被施以禁令是在公元1284年，然后分别又在公元1309年和公元1483年经历了一次。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威尼斯将它对教宗权力的反抗有意局限在世俗层面，而在精神上，它依然希望做教会忠诚的女儿。如果教宗执意要将其逐出教会，那么这显然不是威尼斯的错，而且这将成为教宗的损失。当前新的变化已经产生，“归于上帝之物”和“归于恺撒之物”两者间古老的问题以新的模式呈现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人眼里。正因为如此，过去三次针对威尼斯的禁令没有令外界产生太多兴趣，反而是这一次与教宗的论战吸引了西欧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关注。在书籍和小册子中，或者在布道坛和广场上，威尼斯或是被热情地拥护，或是遭到恶毒地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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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战愈演愈烈之际，保罗·萨尔皮仍然处于舞台的中心。他撰写了数不胜数的信件和辩论文章，并通过讲道、讨论和争辩进一步明确了教会神学的道路和统治者们世俗统治轨迹之间的区别。因此，在一些人眼里，萨尔皮无异于一位大天使长，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仿佛就是敌基督的化身。在威尼斯，人们匍匐在地亲吻他的双脚，而在罗马与马德里，他的著作被公开烧毁。萨尔皮不可避免地被宗教法庭传讯，他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拒绝出庭。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他当下的名声已经超过了过去他任何科学、历史或者早期神学成就所带来的，这也是他从未渴望或梦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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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一个重要议题不可能停留在理论讨论的层面。很快各个国家就像双方辩论者一样划分了阵营，西班牙自然对威尼斯采取敌对态度，英格兰和荷兰则积极提供帮助。然而在法兰西，亨利四世正如同走钢索一般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他不能公开宣称他所希望的。尽管亨利对威尼斯抱有同情并且担任了调停人的角色，但是如今的威尼斯无心做出妥协。多亏有萨尔皮的宣传，如今共和国的立场得到了比预想中更广泛的支持。它像以往一样继续着宗教生活，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威尼斯的教堂比以往更门庭若市。威尼斯认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合情合理，而且问心无愧。随着时间过去，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共和国内自豪和兴奋的情绪不断高涨，这是一场了不起的道德之战，而它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值得忧虑，教宗或许会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权威强加在威尼斯头上，而西班牙会很乐意与他结盟。因此威尼斯或许会考虑与教宗达成和解，但是讲条件的主动权将握在它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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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宗和他的教廷成员，此时正要面对一个可怕的真相：教廷禁令失去了效果。教宗的武库中最可怕的武器——在中世纪，这项武器的威胁足以令国王和皇帝屈膝——失去了它的力量。更糟的是，禁令的失败已经昭告整个世界。现在它已经对教宗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此影响在这个滑稽的判决生效期间与日俱增。因此禁令必须被取消，而且要快。然而做这件事很难一蹴而就，不过至少它还有一定的惯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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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廷开始进行撤销禁令的讨论。保罗五世的骄傲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一度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最终他不得不同意撤除禁令。法兰西居中调停的请求得到接纳，于是双方开始谈判。威尼斯仍然接受萨尔皮的建议，拼命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举例来说，威尼斯断然拒绝向教廷祈求撤销禁令，所有类似的请求必须来自法兰西国王，然后威尼斯共和国才愿意同它联署，除此之外，它绝不会做出比这更进一步的行动。至于造成争议的两名囚犯，一旦禁令被撤销，威尼斯就会将他们移交给法兰西大使，作为对国王的致意，但是这不能使它审判与惩罚这两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此外，威尼斯绝不重新接纳耶稣会士，至于其他被放逐的修会，如果确认它们中个别成员是安全的，那么这些人将被允许重回威尼斯，不过共和国拒绝把这一点明文写在书面文件上。最后，一份精心起草的裁决报告新鲜出炉，它写道：鉴于教宗改变了看法并撤销了禁令判决，威尼斯也将投桃报李，取消它对教廷的严正抗议，不过这其中没有只言片语暗示威尼斯曾经犯下错误，或者对它的行为表示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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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经过差不多一年之后，教廷在公元1607年4月撤销了禁令。在这段时间内，这道命令给它的始作俑者带来的只有声誉上的损失。这也是罗马教会历史上最后的禁令，有威尼斯殷鉴在前，没有一个教宗敢于再下达类似的命令，教宗在天主教欧洲的权威也不复往日强大。不过禁令停止生效，只在正式意义上表示双方和解。保罗五世因这件事受到公开羞辱，但他和威尼斯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未处理的教会财产，对主教与宗主教的审查，以及切内达的未来，保罗五世绝不会让它们被人遗忘。不过现在在他头脑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如何报复那些违抗他命令的神职人员，以及一手造成他失败的保罗·萨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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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复与罗马的正式关系，萨尔皮没有立刻卸任，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仍然每天徒步从圣母玛利亚会修道院前往执政官宫，将他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种种暗示置之度外。公元1607年10月25日傍晚，萨尔皮从执政官宫返回修道院，当他走下圣富斯卡桥的台阶时遭到了刺杀，刺客在逃走前捅了他三刀，两刀落在脖子上，还有一刀从侧面插进萨尔皮的右耳，刀锋深深嵌入了颧骨。但身受重伤的萨尔皮奇迹般地康复了，随后在见到凶器之后，他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受伤，萨尔皮痛苦地露出笑容，语带双关地笑称他终于领教了罗马教廷的“作风”。当然没有证据证明萨尔皮的指控是正确的，不过那些自称是刺客——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的人事发之后立刻逃去了罗马，在那里他们全副武装，在街上自我吹嘘没有地方可以指控他们袭击萨尔皮的罪行，因此，哪怕他们没有受到教廷唆使，至少他们的行为也没有遭到它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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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之后，萨尔皮拒绝了共和国在圣马可广场为他置一座宅邸的建议，但他同意此后乘坐贡多拉船前往执政官宫，并且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建造一座廊道，这样他就可以安全地从修道院抵达码头。而尽管有了这些防御措施，在萨尔皮的余生中，他又经历了两次刺杀，其中一次甚至发生在他自己的修道院内，但他都幸运地从中生还。最终，萨尔皮于公元1623年1月15日清晨在自己的床上去世，他的遗言是“愿它存续万世”，听到这句话的人将它套在为萨尔皮鞠躬尽瘁服务多年的共和国头上。但即便萨尔皮已经身故，教宗对他的积怨仍然存在，当元老院提议为萨尔皮建造一座纪念碑时，教廷特使表示强烈反对，威胁如果威尼斯着手做类似的事，宗教法庭就会宣布萨尔皮为执迷不悟的异端分子。这一次威尼斯做出了让步，直到公元1892年，如今我们看到的萨尔皮青铜像才竖立在圣福斯卡广场的中央，距离当年萨尔皮死里逃生之处不过几码之遥。[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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