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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空虚的豪言壮语。威尼斯人坚持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因此绝不会被吓倒，大多数威尼斯神职人员也是如此。据说有一个拒绝做晚祷的教区神父早晨醒来，发现有人在他的教堂外竖起一个绞刑架，他瞬间就领会了其中的暗示。还有另一件被更详细记录的事，帕多瓦一位教区神父受命交出来自罗马的信件，神父回答他会在圣灵的驱使下选择如何行事，威尼斯统治者回应十人议会同样受到圣灵的感应，可以吊死所有不遵从他命令的人，于是信件被按时送到了威尼斯政府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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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不是威尼斯第一次承受教廷禁令的惩罚，它第一次被施以禁令是在公元1284年，然后分别又在公元1309年和公元1483年经历了一次。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威尼斯将它对教宗权力的反抗有意局限在世俗层面，而在精神上，它依然希望做教会忠诚的女儿。如果教宗执意要将其逐出教会，那么这显然不是威尼斯的错，而且这将成为教宗的损失。当前新的变化已经产生，“归于上帝之物”和“归于恺撒之物”两者间古老的问题以新的模式呈现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人眼里。正因为如此，过去三次针对威尼斯的禁令没有令外界产生太多兴趣，反而是这一次与教宗的论战吸引了西欧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关注。在书籍和小册子中，或者在布道坛和广场上，威尼斯或是被热情地拥护，或是遭到恶毒地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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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战愈演愈烈之际，保罗·萨尔皮仍然处于舞台的中心。他撰写了数不胜数的信件和辩论文章，并通过讲道、讨论和争辩进一步明确了教会神学的道路和统治者们世俗统治轨迹之间的区别。因此，在一些人眼里，萨尔皮无异于一位大天使长，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仿佛就是敌基督的化身。在威尼斯，人们匍匐在地亲吻他的双脚，而在罗马与马德里，他的著作被公开烧毁。萨尔皮不可避免地被宗教法庭传讯，他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拒绝出庭。与此同时，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他当下的名声已经超过了过去他任何科学、历史或者早期神学成就所带来的，这也是他从未渴望或梦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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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一个重要议题不可能停留在理论讨论的层面。很快各个国家就像双方辩论者一样划分了阵营，西班牙自然对威尼斯采取敌对态度，英格兰和荷兰则积极提供帮助。然而在法兰西，亨利四世正如同走钢索一般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他不能公开宣称他所希望的。尽管亨利对威尼斯抱有同情并且担任了调停人的角色，但是如今的威尼斯无心做出妥协。多亏有萨尔皮的宣传，如今共和国的立场得到了比预想中更广泛的支持。它像以往一样继续着宗教生活，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威尼斯的教堂比以往更门庭若市。威尼斯认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合情合理，而且问心无愧。随着时间过去，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共和国内自豪和兴奋的情绪不断高涨，这是一场了不起的道德之战，而它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值得忧虑，教宗或许会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权威强加在威尼斯头上，而西班牙会很乐意与他结盟。因此威尼斯或许会考虑与教宗达成和解，但是讲条件的主动权将握在它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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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宗和他的教廷成员，此时正要面对一个可怕的真相：教廷禁令失去了效果。教宗的武库中最可怕的武器——在中世纪，这项武器的威胁足以令国王和皇帝屈膝——失去了它的力量。更糟的是，禁令的失败已经昭告整个世界。现在它已经对教宗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此影响在这个滑稽的判决生效期间与日俱增。因此禁令必须被取消，而且要快。然而做这件事很难一蹴而就，不过至少它还有一定的惯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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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廷开始进行撤销禁令的讨论。保罗五世的骄傲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一度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最终他不得不同意撤除禁令。法兰西居中调停的请求得到接纳，于是双方开始谈判。威尼斯仍然接受萨尔皮的建议，拼命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举例来说，威尼斯断然拒绝向教廷祈求撤销禁令，所有类似的请求必须来自法兰西国王，然后威尼斯共和国才愿意同它联署，除此之外，它绝不会做出比这更进一步的行动。至于造成争议的两名囚犯，一旦禁令被撤销，威尼斯就会将他们移交给法兰西大使，作为对国王的致意，但是这不能使它审判与惩罚这两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此外，威尼斯绝不重新接纳耶稣会士，至于其他被放逐的修会，如果确认它们中个别成员是安全的，那么这些人将被允许重回威尼斯，不过共和国拒绝把这一点明文写在书面文件上。最后，一份精心起草的裁决报告新鲜出炉，它写道：鉴于教宗改变了看法并撤销了禁令判决，威尼斯也将投桃报李，取消它对教廷的严正抗议，不过这其中没有只言片语暗示威尼斯曾经犯下错误，或者对它的行为表示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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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经过差不多一年之后，教廷在公元1607年4月撤销了禁令。在这段时间内，这道命令给它的始作俑者带来的只有声誉上的损失。这也是罗马教会历史上最后的禁令，有威尼斯殷鉴在前，没有一个教宗敢于再下达类似的命令，教宗在天主教欧洲的权威也不复往日强大。不过禁令停止生效，只在正式意义上表示双方和解。保罗五世因这件事受到公开羞辱，但他和威尼斯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未处理的教会财产，对主教与宗主教的审查，以及切内达的未来，保罗五世绝不会让它们被人遗忘。不过现在在他头脑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如何报复那些违抗他命令的神职人员，以及一手造成他失败的保罗·萨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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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复与罗马的正式关系，萨尔皮没有立刻卸任，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仍然每天徒步从圣母玛利亚会修道院前往执政官宫，将他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种种暗示置之度外。公元1607年10月25日傍晚，萨尔皮从执政官宫返回修道院，当他走下圣富斯卡桥的台阶时遭到了刺杀，刺客在逃走前捅了他三刀，两刀落在脖子上，还有一刀从侧面插进萨尔皮的右耳，刀锋深深嵌入了颧骨。但身受重伤的萨尔皮奇迹般地康复了，随后在见到凶器之后，他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受伤，萨尔皮痛苦地露出笑容，语带双关地笑称他终于领教了罗马教廷的“作风”。当然没有证据证明萨尔皮的指控是正确的，不过那些自称是刺客——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的人事发之后立刻逃去了罗马，在那里他们全副武装，在街上自我吹嘘没有地方可以指控他们袭击萨尔皮的罪行，因此，哪怕他们没有受到教廷唆使，至少他们的行为也没有遭到它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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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之后，萨尔皮拒绝了共和国在圣马可广场为他置一座宅邸的建议，但他同意此后乘坐贡多拉船前往执政官宫，并且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建造一座廊道，这样他就可以安全地从修道院抵达码头。而尽管有了这些防御措施，在萨尔皮的余生中，他又经历了两次刺杀，其中一次甚至发生在他自己的修道院内，但他都幸运地从中生还。最终，萨尔皮于公元1623年1月15日清晨在自己的床上去世，他的遗言是“愿它存续万世”，听到这句话的人将它套在为萨尔皮鞠躬尽瘁服务多年的共和国头上。但即便萨尔皮已经身故，教宗对他的积怨仍然存在，当元老院提议为萨尔皮建造一座纪念碑时，教廷特使表示强烈反对，威胁如果威尼斯着手做类似的事，宗教法庭就会宣布萨尔皮为执迷不悟的异端分子。这一次威尼斯做出了让步，直到公元1892年，如今我们看到的萨尔皮青铜像才竖立在圣福斯卡广场的中央，距离当年萨尔皮死里逃生之处不过几码之遥。[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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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0 叛国与密谋（公元1607—16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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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那些奴隶和亡命徒混在一起，还有那些臭名昭著的刺客，割鼻者，以及埋伏在小巷中的恶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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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这样一批人，再雇用流氓地痞，在那些可怜人入睡时割断他们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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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奥特韦，《威尼斯得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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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重大的胜利，无论它发生在军事、外交或道德层面，都不可避免地令胜利一方的领导人受到大众的欢迎。不过列奥纳多·多纳却是个例外。在威尼斯被施以教会禁令的时期，它的领导权从多纳转到了萨尔皮手上（虽然在名义上并非如此）。尽管在那之后五年，多纳继续作为执政官统治威尼斯，但他一直没能得到子民的爱戴。其原因再清楚不过，特别是在威尼斯的历史上，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总是反复出现，威尼斯人只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评判执政官，即他是否慷慨。据记载，在他绕行广场的就职游行中，多纳没有向人们抛掷多少赠礼，陪同的三个侄子更是一毛不拔，因此愤愤不平的民众纷纷向他们投掷雪球。这种节俭的行事风格贯穿了多纳整个执政时期，游行队伍的长度被缩短了，公共开销被无情地裁减，至于那些按惯例加入盛大活动和游行，给未获邀请的人民大众带来比受邀宾客更多欢乐的国务宴会，无论在参与人数和奢华排场上都不如从前。就在威尼斯遭受禁令，最需要这些活动的时候，威尼斯人的生活却因为执政官的举动失去了大部分色彩。人们恋恋不舍地怀念多纳的前任，慷慨的老马里诺·格里马尼执政的日子，个个伤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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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其他方面，多纳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他聪敏绝伦，是伽利略的密友，而且他勤勉肯干，尽职尽责，据说大议会、元老院与十人议会召开的会议，除了极少几次生病缺席，多纳次次到场。而且在会上，没有任何小细节可以逃过他的眼睛。因此，这样一个高大严厉、不苟言笑、有着一双睿智且富有洞察力的眼睛的男人，会极度在意自己不受欢迎的事实，实在是件怪事。公元1612年2月，多纳在一年一度的圣母洁净礼日访问圣玛利亚福尔莫萨教堂，人们在那里奚落他，朝他大喊“格里马尼执政官万岁！”，这次不愉快的经历给多纳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他随后拒绝举办任何公开游行。此后他也确实没能有举办活动的机会，五个月后的公元1612年7月16日，多纳经历完一场在委员会大厅内举行的激烈辩论，突然毫无预兆地倒下，不到一个小时就与世长辞。[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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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多纳的三位继任者，马尔坎托尼奥·梅莫、乔瓦尼·本博和他的远亲尼科洛·多纳对历史影响甚微——尽管本博在勒班陀海战中表现优异，击沉了三艘土耳其桨帆船，自己也身受重伤，甚至留下了两处伴随终身的伤疤——他们的执政期很短，前两位分别执政三年，而最后一位因中风去世时，只做了三十四天的执政官，这或许就是他们在执政官之位上毫无建树的原因。不过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威尼斯经历了一段可谓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感觉到不真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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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班牙势力若隐若现的幽灵正给整个意大利蒙上阴霾。一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的野心都受到法兰西的制约，但就在这个世纪初，法兰西宣布放弃它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最后一块领地。[290]公元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王位落到他九岁儿子路易十三头上，并由坚定支持西班牙的亨利遗孀玛丽·德·美第奇担任摄政，以便让年轻的国王不至受到西班牙更多抵制。如今西班牙已经是米兰与那不勒斯的至高统治者，玛丽的堂兄弟，佛罗伦萨大公柯西莫二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班牙，鉴于西班牙籍枢机主教和耶稣会势力的联合影响，罗马教宗亦受到西班牙的操纵。只有两个意大利国家决心抵挡西班牙与日俱增的威胁，一个是萨伏伊公国，它的统治者萨伏伊公爵卡洛斯·伊曼纽尔二世在法兰西元帅莱迪吉耶尔的主动协助下召集了两万余人的军队，做好了接受西班牙驻米兰总督派来的任何军队挑战的准备，而另一个国家，就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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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米兰给萨伏伊带来麻烦的时候——萨伏伊借此弄到了极大一笔财政补贴——威尼斯正在面临比萨伏伊更大的麻烦。在东边，哈布斯堡大公奥地利的斐迪南的军队正联合西班牙人形成夹击之势。究其根本原因，是乌斯科克海盗的抢掠行径在公元1613年达到了顶峰，他们甚至还将一位威尼斯海军将领克里斯托弗罗·维尼耶斩首。威尼斯一次次向斐迪南进行抗议，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约束他令人难以忍受的臣民，但随着威尼斯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恶化，大公看待乌斯科克海盗的眼光开始带有越来越多的同情。他在表面上对乌斯科克人进行了几次温和的规劝，私下却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支持。威尼斯于是自行发动了征讨乌斯科克人的惩罚性战争（这已不是威尼斯人第一次这么做），斐迪南随即进行抗议，从而导致新的战争爆发。公元1617年秋天之前，这场战争还停留在零敲碎打的阶段，战场亦仅局限在伊斯特里亚和弗留利地区。但当威尼斯、萨伏伊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乌斯科克海盗的命运就被一锤定音了（尽管除此之外，三个国家间的这种状态没有在其他方面造成多少结果）。乌斯科克海盗的海港和堡垒被摧毁，船只则被付之一炬，那些逃离了死亡命运的乌斯科克人带着家眷逃往克罗地亚腹地，他们在那儿与当地人通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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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班牙在为自己攫取利益时，既没有诉诸武力，也没有采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是使用了见不得光的方式。毕竟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是阴谋诡计盛行的时代，而阴谋诡计来来去去总是那些花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尤其是罗马的波吉亚家族（如果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言值得取信），可以举出数不清的阴谋、毒杀、间谍与反间谍行为、密会以及藏在斗篷下的危险匕首的例子。当然阴谋也不是意大利的专利，在法兰西，不必将回忆上溯到中世纪，就有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还有胡格诺将军科利尼以及亨利四世遇刺事件；而苏格兰女王玛丽悲哀扭曲的一生与无数阴谋紧密交织，英格兰亦有著名的火药阴谋。只有威尼斯，直到刺杀保罗·萨尔皮未遂事件发生前，相对来说不受其不良影响。然而现在它转变得很快，和过去一样，它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四处游荡的意大利及外国冒险者，但是往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会接受雇用，成为水手和雇佣兵，现在他们更倾向于加入亡命徒的小团体，在广场周围或里亚尔托周围游荡，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金主，来雇用他们去做一些“脏活儿”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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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些人不需要等待太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威尼斯迎来了一类新的访客——国外的贵族世家子弟。虽然旧日英国贵族让子女到欧洲游历的教育方式还不为人所知，但到了17世纪初，整个西欧都已经饱受文艺复兴观念熏陶，其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去外国旅行，尤其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价值是一名具有良好教养的绅士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世纪，这类人很少出国冒险，除非是为了作战、朝圣或偶尔接受外交任务，为了娱乐而旅行显然是个崭新的概念。威尼斯风景优美，城市壮丽，是著名的国际大都会，还时常举办盛大庆典，它也因为能够向来访者同时提供最纯洁和最堕落的乐趣声名鹊起，于是它自然成为最受旅行者喜爱的目的地。威尼斯热情欢迎这些早期的游客，尽可能为他们提供食宿，并煞费苦心地确认没有人采取不公正的手段欺骗他们，即便如此，有什么能比新来者接受一个或更多上述不法之徒的劝诱更容易的呢？这些人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使用的语言，这些人还了解与金钱相关的事务，清楚当地风俗，并且能提供娱乐活动、人身保护，以及其他雇主需要的特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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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人之中还有一些更罪恶的交易。威尼斯极度发达的通信网络和稳定的政府令它成为欧洲最主要的间谍大本营和国家秘密的交易场。这时候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国家都通过它们的大使、密探、银行、贸易中心或者更私密的机构在威尼斯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机构和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说，收集情报是一种基本职责。出于收集情报的目的，多一些眼线总是有用处的，一个用刀好手和一个永远不显得过于敏感的直觉也总是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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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威尼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发达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情报系统的共和国，如果没有蓄养自己的眼线关注所有这些隐秘活动，以及在需要时将它们为自己所用，那才是咄咄怪事。每一个外国大使馆，甚至每一间外国人的屋子，都被威尼斯密探渗透，他们直接向十人议会报告这些建筑人员出入的细节、收到的信件以及窃听到的对话。威尼斯还特别关注城内有名的交际花，她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被国家雇用，传递任何有用的消息用来进行勒索或者达成其他目的。威尼斯还有一个活跃的双面间谍网络，这些人的任务是给外国的情报系统提供错误或者带有误导性的消息。但即便是有着所有情报专门技术和看不见的告密者大军（更别提早已声名远播的“狮子之口”[291]）的十人议会，都不可能立即出现在城市中的任何地方，更何况威尼斯有迷宫一般的小巷、幽暗的门廊，甚至还有附近的潟湖可供处理尸体，它本身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十人议会和它的手下们完成这一任务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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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8年5月18日，就在这一天，威尼斯情报工作达到了胜利的顶峰。这天威尼斯人头攒动更胜往日，不仅因为四天前这里举办了共和国最大的年度庆典，耶稣升天节的海婚仪式，而且就在前一天（5月17日），执政官尼科洛·多纳不合时宜地去世，新当选的执政官安东尼奥·普留利之前正在达尔马提亚执行任务，整肃威尼斯和奥地利两股势力的战斗前线，将很快回到国内。普留利富裕且有慷慨之名，他巡游广场的就职仪式可谓是万众期待。[292]但此时威尼斯在名义上仍然没有执政官坐镇，这天早晨，当早起的市民穿过小广场时，他们震惊地发现两具男人的尸体，死者以一条腿吊在两根石柱之间仓促竖起的绞刑架上的方式悬挂在半空中。尽管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执行死刑的刑场，但近年来十人议会更习惯于在私下里履行它令人不快的职责，这种异于平常的行为只意味着十人议会想要发出公开警告。之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又一具尸体出现在同样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声明，没有任何确认死者身份或者解释其死亡的只言片语。于是谣言不可避免地流传开来，并促使一些亡命徒匆匆离开威尼斯，这些谣言假定这时正有一个针对共和国的巨大阴谋，而这个阴谋的幕后黑手自然只可能是西班牙。因此怀有敌意的人们聚集在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贝德马尔侯爵不得不向政府要求保护。他对自己的政府汇报道：“陛下的名号与西班牙的国名是威尼斯最恶于提及的两个词。在当地人中，‘西班牙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他们渴求我们的血。这都是威尼斯统治者们的过错，他们总是教导自己的人民憎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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