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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人们就发现袭击者藏在执政官宫内，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执政官的儿子乔治奥，认为他是事件的主谋。当乔治奥被发现和两名近亲一起在私人贡多拉船夫的帮助下逃往费拉拉时，他身上的嫌疑就变成了确凿的罪证。公元1628年1月7日，三人被判流放，他们的贵族身份被剥夺，财产被查封充公，依照传统，耻辱柱上也记录了这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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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罗大众对处理结果仍然感到不满。自认为受到权贵富豪损害的想法总是很受欢迎，而雷尼耶·泽恩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威尼斯人没有忽略这些蛛丝马迹：直到科纳家族有足够的时间将大量属于乔治奥·科纳的财产转移走，查封命令才正式生效；科纳家族其他几位有共谋嫌疑的成员甚至没有被讯问，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傲慢地在城中招摇过市。最后，从费拉拉传来新消息，三名潜逃的嫌疑人正光明正大过着安逸日子。为什么共和国不采取行动，将他们绳之以法？显然这是因为十人议会已经腐化堕落，而且不愿，或者说害怕触犯执政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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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雷尼耶·泽恩正迅速地重新积聚力量。当年7月，他再次当选为十人议会的首脑。就在他带着众多保镖上任的第一天，泽恩被冷冰冰地告知保镖们被禁止进入办公场所，他同时发现有人采取行动，将他的权力削减到了最少的地步。此外，泽恩还得到一份最新拟就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根据十人议会最新讨论的决定，任何已经过他们充分讨论的问题都不能再次进行审议，他也不能对任何公务人员提起控诉。起初泽恩安分了几天，等到7月23日早晨，他在大议会会议上宣告他决定就执政官承诺书的内容提出问题。泽恩强调，他之所以提前预告这件事，是为了让执政官和他的家族成员按照法律提出离开会议室的要求。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要求。随后当着乔瓦尼·科纳和他其他几位亲属的面，雷尼耶·泽恩再次登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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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恩称，他之所以能够从刺杀中康复，是因为他需要继续和国家的腐败做斗争。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十人议会想尽办法要封锁他的言论，这公然违反了每个国民都能自由发表言论，谈论他们认为对共和国有利之事的法律。此刻执政官和他在场的家人又违反了一条法律，在讨论他们的家族事务时，他们本应该回避。这时一位老顾问保罗·巴萨多纳打断了他，老人控诉泽恩企图颠覆政府，迫使大会成员做出仓促的决定，好让他自己成为独裁者。“正相反！”泽恩反驳道。他声称独裁者只想为自己攫取权力，而他身为一个忠诚的威尼斯人，只是希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可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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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泽恩继续说下去之前，执政官站起来激烈抗议，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科纳毫不怀疑，泽恩的这些控诉只是对他全未参与其中的袭击行为进行报复。那些该对刺杀负责的人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剩下的家族成员则是无辜的。执政官坚持他从未违背承诺书的内容。执政团全体同意他儿子当选主教，而贝加莫的主教职位是在前任执政官在位期间获得的，因此当时他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至于维琴察的主教职位，他只是将其当作前者的替代品接受下来。他和往常一样出席议会会议是因为执政团告诉他可以这么做，如果让他回避是议会的意愿，他会立即离场。执政官最后这些话几乎没能说出口，因为泽恩再也不能忍耐，他大声召唤公诉官员履行职责，确保法律得到充分执行。“那么现在呢？”执政官大声喊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允许说话了吗？”此时现场一片混乱，到处都有人叫喊，一些人试图让泽恩安静，他们起身的动作弄得长椅乒乓乱响，而其他人则为执政官徒劳地努力让人们在喧哗中听见自己的举动喝彩。最后执政官放弃了，泽恩想要将一份文件提交讨论，但也没有成功，人们在愤怒和混乱中结束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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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除了没有得到邀请的泽恩以外，十人议会在执政官私人房间内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会上决定逮捕雷尼耶·泽恩。被派出执行任务的官员来到泽恩的家却没有找到他，于是十人议会签发了一份声明，要求他在三天之内来执政官宫报到。泽恩对此置之不理，因此被判处十年流放，并处罚金两千里拉，判决生效次日就必须离开威尼斯。虽然处置了泽恩，但十人议会并没有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问题恶化，对很多人来说泽恩获得的判决只证明了他之前所说的，十人议会如今只不过是一群由科纳家族牵线操纵的傀儡。他的支持者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来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大众，还有不少贵族（尤其是这个阶层中等级较低的那一部分），一个改革团体开始初具雏形，不过具体需要采取哪些方面的改革，却是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需要限制十人议会的职权范围吗？执政官本人以及他的亲属需要被排除在十人议会之外吗？十人议会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强大的下属委员会，比如三位国家监察官吗？它应该从社会上更广泛的区域选取成员吗？还有作为十人议会下属公务员的那些秘书，他们一旦获得任命，任期往往不明确，乃至任职终身，他们因此渐渐攫取了庞大的权力；这些人的任期是否应当像他们的上司那样有固定的时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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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疑问成了当时的主要议题，但直到另一件事的发生，才促使政府采取行动。8月4日，距离泽恩被放逐还不到一周，执政官的另一名近亲安杰洛·科纳用火绳钩枪射击了一位有身份的体面市民贝内代托·索兰佐，十人议会没有采取任何制裁安杰洛的行动，直到过了近一个月，在持续不断的抗议下才有所动作。这时泽恩的改革团体终于开始行动起来。9月3日，这个团体任命了一个由五名“纠正者”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十人议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共和国类议会的成员与职员。两周后，当这个委员会还在准备他们的报告时，一名公诉官员贝尔图奇·孔塔里尼在大议会就泽恩相关的问题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出示了7月8日致泽恩的备忘录——孔塔里尼坚持，这份备忘录和由此而来的逮捕令以及放逐判决都是非法的。演说结束后人们进行了投票，以一千八百四十八票对二百九十八票的多数结果宣布这份备忘录、逮捕令和判决无效，就像它们从未出现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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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雷尼耶·泽恩于9月19日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威尼斯，在他位于圣玛库拉的宅邸前，人群欢呼着欢迎他归来，但失望随即接踵而至。在大议会的新一次会议上，泽恩再度发表长篇大论，他的自大和自以为是激怒了在场所有人，泽恩最后得到命令和警告，他必须满足于当下获得的胜利，见好就收，不要期待更多的东西。数日后，“纠正者”们发布了他们的报告。他们对十人议会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改革建议：首先编外议员的制度需要废止，秘书们将来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任职，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出了一两点较为次要的管理调整建议。但是从十人议会整体的势力分布来看，除了失去修改大议会决定的权力之外，它的权威在真正重要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确认。而十人议会其他的职权范围仍然像过去一样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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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十人议会得到鼓励，继续以更独断专行的风格行事，更加不受外界的控制，而且使它愈加不受自身领域遭到侵犯的全体市民和被它激起嫉恨之情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欢迎。回头看雷尼耶·泽恩，他实际上做到的事十分有限，甚至都没能使科纳家族受到惩罚。老乔瓦尼因为受到的严厉指责心灰意冷，请求卸任隐退到修道院，不过这一要求被人以“这样退位会被政敌当作承认有罪的表示”的理由驳回，因而他仍然担任执政官一职，他的家人亦因此继续在私下牟取利益。同时，科纳执政官的政敌泽恩正在慢慢退出政治生活，他享受很多人的尊敬，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友谊。雷尼耶·泽恩正是最令人不快的那一类人的绝佳代表，作为一个改革者，一开始他孜孜追求一份有价值的事业，获得了广泛的爱戴和盛名，随后他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最终将其一度神圣的事业当成了自吹自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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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乔治奥·科纳被无名刺客刺杀的消息从费拉拉传来时，泽恩还是感到了最后的满足。泽恩究竟有没有牵涉进这件事已经永远无法证实了，但他与这件事有关的可能性很小。乔治奥·科纳是个树敌众多的恶徒，而且我们很难想象无法忍受这种事的泽恩会堕落到谋杀一个人的地步。另一方面，泽恩是正义的狂热信徒，他经常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对其加以解读。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模样，无论是否对乔治奥的刺杀案负有责任，他都露出了一缕微弱的胜利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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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雷尼耶·泽恩在执政官宫外被袭击的四天前，温琴佐·贡扎加公爵在曼图亚去世。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迎来了死亡，但他的死给威尼斯的统治者带来了一场短暂的、比泽恩的控诉造成更多事实性焦虑的恶战。就像所有未留下遗嘱就去世的统治者那样，他们身后引起战争的原因往往就是继承权问题。温琴佐曾经指名最年长的表亲内维尔公爵查理为继承人，但是已经与法兰西深深卷入三十年战争的西班牙决定不能让一位法籍统治者占据一个如此重要的意大利公国，于是便用更站不住脚的谱系借口，支持瓜斯塔拉公爵与内维尔公爵竞争。这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冲突，而温琴佐公爵曾经拥有的第二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领地蒙费拉侯爵领地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片领地是覆盖了波河上游河谷到都灵东部与南部的一块广大的不规则地区，萨伏伊的卡洛斯·伊曼纽尔对它垂涎已久，不过为了保证这两块土地都处在同一个统治者的控制下，温琴佐生前已未雨绸缪，将蒙费拉领地的女继承人，他的侄女玛利亚嫁给了内维尔公爵的儿子，雷泰尔伯爵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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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威尼斯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维持意大利的和平，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抑制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它的边界和曼图亚接壤，因此让一个西班牙或者帝国的傀儡坐在家门口执掌邻国大权是共和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事。因此它毫不犹豫地向内维尔提供了支持。公元1629年4月8日，威尼斯和法兰西、曼图亚以及教宗达成了一份长达六年的共同防御协议，共和国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向战场投入一万两千名步兵和一千两百匹马。此时战争才真正开始。西班牙驻米兰总督和萨伏伊公爵联手占领了蒙费拉，作为回敬，法军穿越边界支持内维尔，并占据了苏萨城。到了8月，当帝国军队的身影出现在瓦尔泰利纳时，曼图亚显然岌岌可危，威尼斯的出战也已经刻不容缓。随着帝国军队向南推进的步伐，威尼斯的钱财、人员、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涌入受到威胁的城镇，截至公元1630年3月，威尼斯为了帮助新公爵保住他的宝座，已经花费了六十五万八千杜卡特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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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元1630年5月25日，一支由威尼斯人、曼图亚人和少数法兰西人胡乱拼凑，指挥也十分糟糕的军队在瓦莱焦溃败，威尼斯督军司令官匝加利亚·萨格雷多受到弹劾，并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处以十年监禁。7月18日，经过近十个月的围困，曼图亚终于向帝国军队投降，任由对方洗劫。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战胜者们已经进入了这座刚被征服、经历饥荒、瘟疫横行的城市，向西两百英里之外法军却正在赢得战争。3月底，在黎塞留亲自指挥下，一支新组建的法兰西军队进入了萨伏伊，黎塞留丢掉了头上的主教帽，代之以插着羽毛的头盔，他胸前的十字架覆盖在胸甲之下。萨伏伊的军队在韦利亚诺被击溃。公元1631年4月6日，参战各国在皮埃蒙特的凯拉斯科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根据协议条款，皇帝斐迪南同意将曼图亚和蒙费拉交给内维尔公爵，作为交换，内维尔要将一部分蒙费拉的领地割让给萨伏伊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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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曼图亚，或者说它留下的残垣断壁，最终得救了。9月20日，内维尔公爵收复曼图亚，重新进入这座俨然已是鬼城的城市，他发现它的财富与艺术品已经被抢掠一空，它的美丽荡然无存，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减少到过去的四分之一。对于城内的幸存者们来说，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瘟疫在城内发挥了最大的危害，它一视同仁地使德意志侵略者们染上疾病，只有少数士兵能够活着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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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瘟疫的传播没有止步于此，它席卷伦巴第，身后留下的惨状比任何一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破坏范围更广，情况也更严重。就在曼图亚沦陷的那个月，病魔袭击了威尼斯，六个月后在城内造成了四万六千四百九十人死亡，自瘟疫上一次来访后，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一直都没有恢复，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官方记录，公元1633年威尼斯的人口已经下降到十万两千两百四十三人，达到了十五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而就在这时，威尼斯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开始动工兴建。就在公元1575年瘟疫之后，威尼斯人建造了威尼斯救世主教堂，因此在公元1630年，出于祈求获得解救而非感恩的心理，他们希望在大运河入口处的老三位一体济贫院旧址上建造一座更宏伟的大型建筑。这座建筑被献给童贞圣母玛利亚，即是安康圣母大教堂（S. Maria della Salute）。[300]建筑师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最后从十一份值得考虑的方案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年轻威尼斯建筑师巴尔达萨雷·隆格纳设计的作品。在公元1630年1月接替乔瓦尼·科纳的新任执政官尼科洛·孔塔里尼原本预计在公元1631年的耶稣升天节为教堂放下奠基石，但这个仪式却推迟了一周，好让执政官从折磨了他有一段时间的小毛病中恢复过来（尽管当时仍然每天都有受害者的报告，孔塔里尼执政官却没有染上瘟疫）。到了4月1日，执政官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但他强撑病体完成了仪式，次日早晨七点，他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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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座以“安康”为名的教堂，建造它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一位执政官的死，这不能不说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事实，不过即便是比孔塔里尼执政官年轻四十五岁的建筑师本人也没能见到它完工。直到公元1687年11月教堂拆除脚手架，人们才得以毫无阻隔地一观其辉煌全貌。这座教堂是威尼斯对外公开宣告自己自信和力量的一个表现，尽管半个世纪前当它放下第一块基石却带来如此致命的结果时，威尼斯人并未表达出这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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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2 克里特之战（公元1630—16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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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是意大利的外部防御线和门户，伺机而动的土耳其军队可能通过它长驱直入，对大半个欧洲造成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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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大使乔瓦尼·萨格雷多致奥利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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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1年4月10日，四十一位选举者聚集起来选择尼科洛·孔塔里尼的继任者，不同往日，这一次选举的结果早在人们预料之中。当选的弗朗切斯科·埃里佐时年六十五岁，这个年纪对一名执政官来说有些年轻，不过他在瓦莱焦惨败后接过声誉扫地的匝加利亚·萨格雷多的职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令溃不成军的部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令他的上司们印象深刻。因此威尼斯政府的执政团确信他会当选为执政官，便在选举开始前就将他从维琴察监督新要塞营造的岗位上召回，而他们对埃里佐的信心也随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次选举中只有一个充满争议的人被视为埃里佐的竞争者，但选举者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的倾向，投票结束后，弗朗切斯科·埃里佐得到四十票，雷尼耶·泽恩只有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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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任执政官早早动身，但因为布伦塔河异常地泛滥（人们甚至拆除了河流上的一座桥梁来让他的船只通过），他直到4月11日才抵达威尼斯，不过他到得正是时候。就在埃里佐踏上威尼斯土地之后两个小时，他的臣民们期盼已久的消息从凯拉斯科传来：和平协议签署，意大利重获和平。不过由于瘟疫肆虐，所有不必要的公开集会都被禁止，因此新执政官不必遵守传统，举办围绕广场的巡游。作为一个相对低调的人，埃里佐此时一定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项典礼花费实在高得令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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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佐的好运还在继续。众所周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染上瘟疫的人数亦会随之增加，但时间尚未到达盛夏，瘟疫感染人数就突然开始下降。很快，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瘟疫开始退去了。到了11月28日，执政官得到卫生部门官员的授权，签署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宣告威尼斯已经再度挺过传染病流行的布告。自瘟疫流行以来第一次，圣马可广场上人头攒动，所有市民跟随执政官的队列缓缓经过圣摩西堂，登上由小船组成的跨越大运河的浮桥，来到对岸隆格纳设计的伟大建筑正拔地而起之处。感恩仪式在一个为典礼临时搭建的木质建筑物中举行，在威尼斯日历上，这天成为延续至今的又一个年度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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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二年风平浪静，这在三十年战争正烽火连天，许多方面都在对威尼斯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它加入战争的情况下尤为可贵。威尼斯的外交官员们比以往更加忙碌，而在城内，元老院、委员会和十人议会几乎在无休止地开会。尽管威尼斯设法让自己保持中立，围绕着它的欧洲大陆却因为战争而持续分裂，共和国仿佛正处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直到公元1642年，因为一场无须我们进行关注的当地纠纷，教宗派军进驻帕尔马公国，令威尼斯不得不与托斯卡纳和摩德纳结成防御同盟，引起了一场短暂的混乱。次年这三个同盟者被迫开战，重挫了教宗的军队和教宗国的船运贸易。不过战争不到一年便结束了，公元1644年3月，参战几方齐聚费拉拉签订和平协议，在互相妥协的局面下，所有人都在合理范围内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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