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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22 他们生来就是为了享受如花怒放的盛年然后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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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24 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收获欢乐与愚蠢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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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26 当缠绵亲吻不得不结束时，我不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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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28 会有什么样的灵魂在此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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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30 ——勃朗宁，《加卢皮的托卡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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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32 “威尼斯的历史在这里结束了。”保罗·达吕伯爵在公元1821年完成这一话题时这样写道，尽管当时他的鸿篇巨制还有三卷尚未完成，但这句话距离真相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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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34 它［威尼斯］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动存在的个体。它不再需要继续战争，也不再缔结新的和平，亦没有需要表达的欲望。它只是种种事件的旁观者，这个国家决心不参与任何事，装作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威尼斯孤立于其他国家，它冷漠，对一切无动于衷，它对自己的利益视而不见，对侮辱亦麻木不仁，它牺牲一切只为达到一个目标：不侵犯其他任何国家，同时保持长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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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36 达吕是拿破仑的老战友，在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栋梁之前，他因莫斯科撤退一事名声大噪。他在文中毫不掩饰对威尼斯怯懦政策的厌恶之情。不过如今或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倾向于支持威尼斯的这一政策。当本书的读者们发现本书的一个章节涵盖的时间段一般不会超过七十年时，他们会觉得很高兴。尽管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威尼斯昔日的伟大慢慢逝去时难免伤感，目睹从十八世纪的威尼斯流传至今的那些全景画家描绘的画作时往往目眩神迷，我们仍不能无视一个事实：昔日身为地中海不可动摇的霸主的威尼斯（更不必提当年那个“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如今已经不能控制住通向潟湖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以技巧最高超的航海者、最精明大胆的商人冒险者而著称的威尼斯人，如今只以他们的吝啬鬼、阴谋家、赌徒和皮条客的声名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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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38 威尼斯共和国在《帕萨洛维茨条约》签署之后的政治史可以简单地在几页纸中讲述完毕。执政官不断更迭，他们任期的显著特点即是，他们决定不做的事要慢慢多过他们着手去做的事。执政官们避免战争，逃避结盟，无视身上的责任。因此达吕被迫“自卫”，对写作技巧进行调整：他放弃（至少是部分放弃）了严格的编年体历史写作方式，转而使用更碎片化、插曲化的写作方法；在试图分析威尼斯在政治与道德上的衰落时，达吕选择分析威尼斯社会显露出来的征兆，而不是记录每日的事件进程。此外，达吕还发现自己的作品要比过去任何同题材的著作都更加关注威尼斯的国内事务，因为从十八世纪以来，威尼斯就像瑞士古往今来的历史一样，几乎不存在涉外事务。当然另一方面，达吕因此也可以将自己的涉猎范围略为扩大到政治层面之外，当他这么做时，他发现了一个之前从未预料到的奇妙现象：尽管威尼斯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受到广泛的谴责，被认为在各个方面都衰败堕落，但它却在此时享受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商业繁荣与经济增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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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0 达吕的笔到这里戛然而止。或许是因为他的判断终究下得过于仓促。对威尼斯来说，成为欧洲强国，或者是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有多重要？对享乐的追求创造了美的事物且无害于任何人，对财富、土地和军功的追求杀死了成千上万人，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两者相比，难道前者比后者更值得谴责吗？威尼斯长达八十年的和平时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明的政府和成功的外交政策。此外，这八十年，是一般市民享受到的满足与幸福并不亚于从前的一段时期；是即便经济没有腾飞，至少人们也不需要支付战争开销的一段时期；还是艺术繁荣的一段时期——特别是绘画，这种艺术形式从十七世纪的低谷中振作起来，重拾威尼斯人长久以来对色彩和光线的热爱。同时，这座拥有约十六万居民的城市敢于宣称城内有不下七座专门的歌剧院，更别提为数众多的戏院，在这些戏院中，所谓的“喜剧艺术”（commedia dell’arte）正逐渐让位于威尼斯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创作的更高雅精妙的喜剧。在整个十八世纪，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位全欧洲最文明、最具文化修养的男男女女拥进威尼斯，他们不可能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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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2 公元1722年5月3日耶稣升天节，当执政官乔瓦尼·科纳登上黄金船，准备进行一年一度的海婚仪式时，他不慎绊了一跤，执政官帽从他头上滑落下来。他身边的人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但科纳本人却苦闷不已，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预兆。他去世于当年8月12日，埋葬在圣尼科洛·达·托伦蒂诺教堂的家族礼拜堂内，十二天以后的8月24日，又一位阿尔维塞·莫切尼戈登上了执政官的宝座，到此为止，已经有三位同名者获得过威尼斯的最高权力，[322]这实在是很容易令人混淆不清。这位莫切尼戈因为他在两个方面的事迹脱颖而出：首先，他曾作为一名士兵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服役；其次，他在担任外交官员的时候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莫切尼戈花费了两年时间纠缠于威尼斯与土耳其和约中细枝末节的阐述和冗长复杂的讨论上，而这些内容对和约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维塞·莫切尼戈就任之际，为威尼斯送上了一份迷人的礼物，他赠给威尼斯城两只斑岩雕刻的狮子，它们被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北面，所在的广场因此得名“狮子小广场”，二百五十年来，这两只狮子给威尼斯的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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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4 现在威尼斯的面貌，已经和我们从伟大的全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尔（亦称卡纳莱托），卡纳尔的继承者弗朗切斯科·瓜尔迪，卡纳尔的外甥贝尔纳多·贝洛托以及他们的门徒的作品中见到的十分相似了，绘制这类风俗画题材的大师还有彼得罗·隆吉和多梅尼科·提埃波罗。十八世纪正是“壮游”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创造出旅游的概念，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年轻贵族，整个欧洲的贵族阶层都时不时踏足那些最美丽和最恢宏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属于狂欢的时代，威尼斯的狂欢庆典仍然是全欧洲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恣意放纵的，参与者被强制要求戴上的面具，满足了所有人隐匿身份的需要。在这个时代，十人议会、国家监察官员和秘密警察再也不像一个世纪前那样令人生畏，举例来说，公元1718年，国家监察组织中只有三名职员，半个世纪之后就仅剩一人。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赌博业发展得顺风顺水，赌场上的赌注开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高。威尼斯还有最美丽优雅的交际花，她们能投合所有人的喜好，满足最挑剔、最难以讨好的客人。对那些更倾向于知性需求的游客，威尼斯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绘画和雕塑可供购买，还有各式各样的教堂和宫殿供他们游览惊叹，威尼斯的音乐和歌剧也已蜚声整个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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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6 十八世纪初，威尼斯音乐界的中心离开了一个世纪前乔瓦尼·加布里埃利和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曾经担任过风琴演奏师的圣马可大教堂，转向了四间收容女性弃儿的孤儿院——圣母怜子孤儿院、重病垂危孤儿院、乞丐孤儿院和奥斯佩达莱托孤儿院。安东尼奥·维瓦尔第从公元1703年到他去世前的公元1741年，曾在这四所孤儿院内担任唱诗班指挥。[323]接着是巴尔达萨雷·加卢比曾担任这些孤儿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指挥，虽然加卢比的作品如今大多散佚，他的声名却因勃朗宁而永垂不朽。[324]不过当时威尼斯最著名的音乐家并不全是全职从事音乐事业的，托马索·阿尔比诺尼就是城中一名富裕的纸商，本尼迪托·马尔切洛则是一位律师和四十人议会的成员，他甚至还一度担任过波拉的政府监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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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48 在音乐之外的其他艺术分支领域，当时最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是一名英格兰人约瑟夫·史密斯。史密斯于公元1700年定居威尼斯，直到七年后他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前，一直都是威尼斯最出名的外籍居民之一。史密斯人生最后的三十年都生活在位于大运河拐角处，以及圣使徒河畔的大宅，他特别聘请建筑师安东尼奥·维森蒂尼为他重新设计并修造了后一座宅邸，[325]这间大宅很快就变成一座宝库，充满了史密斯不断增长的绘画、雕塑、钱币、圣牌、素描画、贝壳浮雕、书籍和印刷品收藏。除了这些私人收藏以外，史密斯的宅邸中还有许多受他庇护的艺术家作品，这些人中有安东尼奥·卡纳莱托，马可·里奇与塞巴斯蒂安诺·里奇兄弟，弗朗切斯科·祖卡雷利，以及出类拔萃的粉彩肖像画家罗萨尔巴·卡列拉，史密斯作为艺术家们的总代理人，为他们和英格兰的贵族赞助人穿针引线。这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应当是史密斯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通过维森蒂尼初次结交上的卡纳莱托。在当时，所有富裕的英格兰游客都希望至少能得到一幅描摹威尼斯的画作，好让他们回味此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除了卡纳莱托以外，没有画家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史密斯也很快成为画家和客户之间不可或缺的人物。正是因为有史密斯，卡纳莱托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收藏在英格兰——威尼斯连一幅油画都没有——而画家在伦敦长达十年的旅居生活显然也非常成功。因此当卡纳莱托短暂从事雕版艺术时，他将唯一出版的印刷集题献给史密斯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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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0 不过比起收藏家或代理人史密斯，我们更要感激的是史密斯领事——约瑟夫·史密斯在公元1744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威尼斯领事——其缘由要比一个卡纳莱托多得多。公元1762年，史密斯将自己的全部收藏以两万镑的价格出售给乔治三世，在奥利弗·米勒爵士笔下，[326]它们是“自查理一世的代理人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在曼图亚达成的交易之后，一位英格兰王室收藏家能搜购到的最惊人的藏品”，三年之后，乔治三世又大手笔地以一万镑的巨款购入了史密斯的整座图书馆。史密斯的图书馆藏书，后来成为如今位于大英博物馆的国王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即便售出图书馆也不能标志史密斯收藏生涯的终结，他很快开始搜罗新的宝藏，公元1770年他去世之后，新史密斯图书馆的藏品销售活动整整持续了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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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2 公元1732年，七十八岁的资深外交官卡洛·鲁齐尼接替执政官阿尔维塞·莫切尼戈三世成为执政官（通常来说，人们会称呼阿尔维塞·莫切尼戈三世的中间名塞巴斯蒂安诺，来将他与另外两位同名执政官区分开来）。三年后鲁齐尼去世，执政官宝座传到了如今威尼斯最富有的家族成员阿尔维塞·皮萨尼手上。皮萨尼不但在圣司提反拥有庞大奢华的皮萨尼宫——这座宫殿如今是威尼斯音乐学校——还在布伦塔的斯特拉镇拥有一座更宏伟的皮萨尼别墅。新任执政官有位名叫安德烈亚·皮萨尼的兄弟，他曾在威尼斯对土耳其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英勇奋战于普雷韦扎和其他地区，因此声名大噪；他还曾经作为驻英格兰大使供职于安妮女王的宫廷，凭着豪华的随扈队伍给整个伦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元1735年1月17日，就在阿尔维塞·皮萨尼当选为执政官时，安德烈亚和他的整个家族不顾冬季严寒，出资举办了三天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规模之大，即便以威尼斯的标准来看也是史无前例。按照惯例抬着新任执政官环绕广场的军械库匠人们被命令要特别缓慢地行进，以便让执政官有更多的时间来抛撒钱币。在举办庆典的这三天晚上，整个圣马可广场都灯火通明，每一晚都有新的花式烟火。到了第三天晚上，行政官邸大楼每一边的每一根柱子上，特大号的蜡烛展现出皮萨尼家族纹章的大型图案，同时在圣马可大教堂和圣杰米尼亚诺教堂[327]正面的边缘，则点起了上千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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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4 不过尽管阿尔维塞·皮萨尼在物质上的奢华令人目眩神迷，他却依然和之前的两位前任执政官一样，致力于将威尼斯在国际舞台上出头露面的程度尽可能降到最低。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此时的欧洲仍然是一片战场，仅在意大利，就有帕尔马的法尔内塞与托斯卡纳的美第奇两个统治一方的家族在很短时间内接连绝嗣，令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再起纷争；而且当下的局面，因为随着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宣称拥有波兰王位而产生的争议变得更加紧张。到了公元1733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再度陷入战火之中，而尽管在公元1735年，各国重新缔结和平，但这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只持续了六年，便被玛利亚·特蕾西亚在父亲查理六世驾崩后登上奥地利王位一事打破，欧洲的王公贵族们再一次拿起武器，征战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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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6 在这一系列的动荡之中，威尼斯设法保住了它的中立地位，它能够成功顶住来自外交、经济甚至是军事方面，努力劝说它宣布加入一方或另一方的可怕压力，可谓是一项超凡的成就，即便威尼斯共和国带着无可非议的骄傲回顾昔日种种辉煌事迹，这项成就与它们相比也毫不逊色。此时环绕在威尼斯周围的意大利局势如同万花筒一般瞬息万变，然而它依然身处平静的旋涡中心，似乎感觉不到时局的动荡。不过威尼斯偶尔也不可避免地付出沉重的代价，交战中的军队并不尊重国家之间的边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这段边境线的守卫并不严密的时候，因此威尼斯共和国不止一次要忍受军人们侵入国境的无礼举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不巧正在军队推进沿线的农田和城镇的破坏。不过在威尼斯城内依然是行乐至上，还需要再有一场欧陆战争，才能使如今源源不断，已成为威尼斯命脉的游客客流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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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58 威尼斯坚定的中立立场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使得威尼斯开始忽视自己的战舰舰队。或许更合适地说，威尼斯舰队当下的状态至少是它选择中立导致的附加原因。西班牙继承战争期间，在亚得里亚海出现的北方国家的舰船使威尼斯不得不正视一个它一直以来试图无视，但终究无法逃避的讨厌事实：威尼斯曾经独步世界的造船技术，如今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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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0 早在十五世纪前半叶，威尼斯就抛弃了商船船队中老式的划桨桨帆船。外国制造的“圆形”（船幅更宽）的帆船使用起来不但更经济，具有更大的载货量，还不需要人数众多的划桨手（此时他们的身份通常都是自由人），这样一来，这批水手们所需的食水，以及固定靠岸的时段都可以省去；这些新式船只在装备武器方面也更为便利，如今船只的重量已经是战斗中次要考虑的因素，而且新式船只可以在船上装载重型火炮。不过与欧洲北部以及大西洋周边的国家不同，威尼斯还是偏好于使用桨帆船作为海军的基础，它的造船活动也完全局限在旧有的模式。从表面看，威尼斯这么做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桨帆船的机动性更强，尤其在水深较浅的亚得里亚海水域更加灵活自如；由于桨帆船的行驶不需依赖天气，人们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它的速度和性能。至于它在航程上的局限，在威尼斯仍然在东地中海拥有补给港的时代，这算不上是很严重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圆形船制造和装备费用更加昂贵，尤其威尼斯正长期苦于木材短缺，无论造船木料还是火炮铸造厂的燃料都捉襟见肘，因此制造新型船只显然有一定困难。威尼斯认为随船火炮在地中海的狭窄水域中价值不大，大多数时候船上的火炮并不能实现精准打击，作战效果比不上稳定的岸上炮台，因此一旦重火力武器数量有限，威尼斯会优先将它们分配到炮台而不是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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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2 对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老对手土耳其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只要威尼斯在海上不需要与其他强敌作战，它就不会有很强的动机去改革军械库，丢掉所有的旧式机器设备以及过时的技术，着手开始一些昂贵的新项目，更不用说这些新项目中还充斥着问题和困难，当下它还不能很好地加以理解或拥有确实的解决之道。举例来说，直至公元1571年，像勒班陀海战这种规模的战斗，交战双方仍然使用划桨桨帆船。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直到此时，一场发生在北方海域的战斗，作战方所依赖的船只和作战技巧仍然十分近似于两千年前萨拉米斯海战中所使用的，而不是近似于十七年后德雷克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时所采用的船只与战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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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4 然而就在同时期，英格兰、法兰西、荷兰与西班牙的造船工匠们的技术一路突飞猛进，他们改造出新型的大帆船，这些船经过改进的风帆与索具系统可以让它们逆风而行，同时它们的重火炮如今可以很好地安置在甲板底下，使得火炮的稳定性更胜以往。由于新式帆船同样适用于军事和商业用途，它们在十七世纪初主宰了整个地中海，从威尼斯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多的转运贸易份额。因此，速度更慢也更易受到攻击的老式威尼斯商用圆船就成了巴巴里海盗们更中意袭击的目标；于是威尼斯商人不得不为船队雇用护卫并支付高额的保险费，这直接使得他们的商品在市场上定价过高，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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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6 差不多从公元1650年起，威尼斯开始努力奋起直追。一开始它倾向于在有需要的时候购买或雇用英格兰与荷兰的船只；在克里特之战的后期，一些新式大帆船被投入战场，尽管它们仍然只是被当作浮动炮台（就像在勒班陀海战中大放异彩的三桅划桨炮舰那样），在开火之前需要用一到数艘桨帆船将其拖曳到适当位置。公元1667年，威尼斯开始在军械库制造自己的战列舰，它进口了一条英格兰船作为模板，但当一位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在公元1695年希望能将一艘新式帆船作为他的旗舰时，这个要求却被拒绝了。事实上，尽管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威尼斯得以组建起一小支相对先进的自主制造战舰的舰队，但它并不为此高兴，对新式舰队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即便到了公元1717年，弗兰吉尼和安德烈亚·皮萨尼取得海战胜利时，他们的舰队中至少还有一半的船是老式的划桨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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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68 这时，威尼斯又要面对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它已经失去了对亚得里亚海的支配权。公元1702年，法兰西舰队在潟湖边界上活动，导致当年耶稣升天节的海婚仪式取消，正是这个事实最好也最辛辣的表现。从那时起，英格兰、法兰西、荷兰、奥地利，甚至沙俄的军舰都可以无视威尼斯的抗议长驱直入海湾，威尼斯对这种行为的抗议也因为它逐渐接受了事实而变得越来越少。而当这一现状牵涉到商业运输时，威尼斯就要面临更加屈辱的境遇。在中世纪，任何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商船，都需要将货物送往威尼斯，然后在必要时从那里转运装船。之后这条规定略有放松，威尼斯巡查队转而对送往其他港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并确保其他关于征税、检疫，以及最为重要的，国家传统垄断盐业的条例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如今这些商船的速度和装备都大大优于威尼斯巡查队，于是商人们可以大声嘲笑巡查者们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然后大摇大摆，扬长而去，前往神圣罗马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教宗属下的安科纳，或者任何他们选择前往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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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33970 直到公元1756年，在阿尔维塞·皮萨尼的领导下，威尼斯才采取了积极措施弥补这一情况。当时威尼斯政府坚持所有在东地中海的威尼斯商船必须在护卫的保护下出航，以免遭到巴巴里海盗的袭击，但是这一要求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要求下，为了让护卫有时间集结，船主们不得不为此等待数月，而当船队启航，它的速度又受到船队中船速最慢的一条船的限制；当船队终于抵达目的地时，由于一起运输的货物大批量到达，又对货物的价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从此之后，只要是长度超过七十英尺，拥有超过四十名船员和二十四支枪的船只，得以被允许在无护卫的情况下出航。此举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直接引发军械库新一轮的造船繁荣，来响应社会上要求更多符合规定船只的需要。由此，威尼斯的贸易得以向东西两边扩展——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战火纷飞之际，威尼斯从中立的立场上取得了不少好处。不过在更新改造船只方面毫不懈怠的巴巴里海盗，仍然在此后的二十年成为威尼斯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最后共和国要忍辱含垢，公然收买他们以求平安。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虽然威尼斯共和国在它存在的最后三十年中，成功将它的商船总吨数翻了一番——在公元1794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威尼斯至少拥有三百零九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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