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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这两座建筑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许多风风雨雨。卡达莫斯托宅邸的部分拱形结构被砖头填补，并且往上加盖了两层；而商馆遭遇了大幅度的粗暴改建，以至于人们更愿意看到它在公元1860年以前的风貌。威尼斯另有两座独具特色的十三世纪建筑，是分别位于玛多内塔渡船码头两侧的多纳宫，以及距离圣西尔维斯特罗汽艇站不远的巴尔兹札宫。在大运河的另一边，彼此相邻的法尔塞蒂宫和洛雷登宫如今是市政府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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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对后者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真蒂莱·贝利尼收藏于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画作中清楚地一览无余。不过可惜的是，只有远处左手边的弦月窗保留了下来。在它上面描绘了人们转移圣马可遗体的景象，其中大教堂的画面是现存关于圣马可大教堂最早的模样。那时利西波斯雕刻的骏马刚竖立在教堂中央的拱门上不久。如今填充其他四个弦月窗的是平凡无奇的十七、十八世纪作品，相较之下不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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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共和国的内部议会（见前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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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驻威尼斯大使亨利·沃顿爵士之后坚决拥护一位本笃会修士发明出来的这一套非凡的手续，他声称：“这富有神秘气息的架构中，具有修道院式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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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见前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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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原文为“Aparilles mull est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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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格列高利十世在公元1271年当选教宗，在此之前，由于安茹的查理制造的阴谋，教宗之位空悬了三年之久。而如果举办教宗选举会议的维泰博官方没有采取极端措施，将枢机主教们聚集开会的会场屋顶掀掉，那么这段空位期延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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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见S.罗马宁（第二卷，307页）。他的说法想必是基于马蒂诺·达·卡纳莱的观点，但我找遍了大会的会议记录，没有发现关于这样一次干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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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见前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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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如今已经无人知晓他确切的去世日期。他的坟墓也已经无迹可寻，由于它的坟墓上曾有“我们在修道院中的小兄弟”（in claustro fratrum minorum）这样的文字，因此安德烈亚·丹多洛推测这很可能指的是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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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一位富有学养的德国人以收藏于科雷尔博物馆的“谱系手稿”推断乔瓦尼事实上应该是恩里克的曾孙。西蒙斯菲尔德，《安德烈亚·丹多洛与他的历史作品》，慕尼黑，1876年。但安德烈亚本人却表示十一世纪的海员多梅尼科·丹多洛是他和恩里克两位执政官的祖先，却只字不提乔瓦尼和曾在公元1329年至1339年担任执政官的弗朗切斯科·丹多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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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杜卡特这一货币后来演变成一种广为人知的金币（zecchino或sequin）。这个词一开始只表示它是新从造币厂（zecca）铸造出来的产品。这种货币还有一个纪实性的有趣之处，钱币上历代执政官跪在圣马可面前的形象使得我们可以追溯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执政官礼服的变迁，特别是被称作“corno”的执政官帽的形态变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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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他很可能是洛伦佐的侄儿，而不是儿子，家谱对此的记载混乱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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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赫尔曼·科尔内。见埃克哈特，《中世纪历史文集》，第二卷，第942页，莱比锡，17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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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我们可以从位于莫里广场的马斯泰利宫找到一些关于当时中亚贸易的愉快提示。进入建筑我们就能看到黎凡特商人马斯泰利三兄弟雕刻于十三世纪晚期的雕像，而在这座房子面向运河，正对着菜园圣母教堂的那一侧，有一块迷人的负重骆驼石质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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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能负担得起装备三艘桨帆船费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豪富家族，他们是奎里尼家族、孔塔里尼家族、莫罗西尼家族和丹多洛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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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这其中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雅各布·孔塔里尼在公元1275年签署的承诺书。这位八十高龄的执政官还特别需要进行宣誓，不会在未得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迎娶外国国籍的妻子，他和他的儿子们也不会在共和国范围之外买地置产，或是夺取政府公债的份额。假设如果他和他的家族成员在威尼斯新的殖民地上拥有领地，那么他们必须在雅各布就任执政官后的一年内全数将其放弃。而雅各布·孔塔里尼的儿子们更是被明令禁止接受除了大使和船长以外的任何国家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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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实际应为公元1296年。按照现代历法，3月是当时新一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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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见前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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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这个议院很有可能占据了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所建的老执政官宫底层的大部分空间。根据一份日期为公元1255年的现存文件，人们被禁止在附近的天井内闲逛，且所有在议院窗外喧哗或嬉戏的人将受到丢入水中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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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它面对着狭窄的宫殿河那端的监狱，如今这两者之间连接着大名鼎鼎的叹息桥。叹息桥的出现，标志着执政官宫建筑从拜占庭式向哥特式转变的开端。这次增建的部分没有维持很久，差不多四十年后，当执政官宫迎来新一次扩建时，它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工程中消失了。执政官宫这一部分建筑现存的唯一痕迹就是位于建筑东南角两侧的花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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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见第9章）根据最可信的资料（罗马宁援引卡雷西尼，第三卷，第6页），他们被“可耻地”（turpissime）吊死了，霍雷肖·布朗将其解释为这些人是头朝下被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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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教廷在公元1307年转移到阿维尼翁，此后在那里存留了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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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罗马宁关于这些演说的摘要来自圣马可图书馆中马可·巴尔巴洛撰写的编年史。不过按照巴巴拉在十六世纪中期所写的，巴尔巴洛更倾向于以修昔底德的撰史原则来工作，他并没有如实记录当时人们所说的所有内容，而是记录下了适用于其论据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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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此时在威尼斯共有三十个区（contrade）或教区，差不多每个大区（sestiere）可以分配到五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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