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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我们可以从位于莫里广场的马斯泰利宫找到一些关于当时中亚贸易的愉快提示。进入建筑我们就能看到黎凡特商人马斯泰利三兄弟雕刻于十三世纪晚期的雕像，而在这座房子面向运河，正对着菜园圣母教堂的那一侧，有一块迷人的负重骆驼石质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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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能负担得起装备三艘桨帆船费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豪富家族，他们是奎里尼家族、孔塔里尼家族、莫罗西尼家族和丹多洛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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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这其中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的是雅各布·孔塔里尼在公元1275年签署的承诺书。这位八十高龄的执政官还特别需要进行宣誓，不会在未得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迎娶外国国籍的妻子，他和他的儿子们也不会在共和国范围之外买地置产，或是夺取政府公债的份额。假设如果他和他的家族成员在威尼斯新的殖民地上拥有领地，那么他们必须在雅各布就任执政官后的一年内全数将其放弃。而雅各布·孔塔里尼的儿子们更是被明令禁止接受除了大使和船长以外的任何国家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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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实际应为公元1296年。按照现代历法，3月是当时新一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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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见前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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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这个议院很有可能占据了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所建的老执政官宫底层的大部分空间。根据一份日期为公元1255年的现存文件，人们被禁止在附近的天井内闲逛，且所有在议院窗外喧哗或嬉戏的人将受到丢入水中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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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它面对着狭窄的宫殿河那端的监狱，如今这两者之间连接着大名鼎鼎的叹息桥。叹息桥的出现，标志着执政官宫建筑从拜占庭式向哥特式转变的开端。这次增建的部分没有维持很久，差不多四十年后，当执政官宫迎来新一次扩建时，它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工程中消失了。执政官宫这一部分建筑现存的唯一痕迹就是位于建筑东南角两侧的花格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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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见第9章）根据最可信的资料（罗马宁援引卡雷西尼，第三卷，第6页），他们被“可耻地”（turpissime）吊死了，霍雷肖·布朗将其解释为这些人是头朝下被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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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教廷在公元1307年转移到阿维尼翁，此后在那里存留了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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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罗马宁关于这些演说的摘要来自圣马可图书馆中马可·巴尔巴洛撰写的编年史。不过按照巴巴拉在十六世纪中期所写的，巴尔巴洛更倾向于以修昔底德的撰史原则来工作，他并没有如实记录当时人们所说的所有内容，而是记录下了适用于其论据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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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此时在威尼斯共有三十个区（contrade）或教区，差不多每个大区（sestiere）可以分配到五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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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巴多尔家族原来的姓氏是帕契帕索，它是威尼斯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在九世纪到十世纪之间，这个家族拥有创纪录的七名执政官（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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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在这个大多数运河桥梁的桥拱还不够高到令船只顺利从下面通过的时期，马匹在威尼斯十分常见。甚至在一些人口稠密的街巷，马还引起了一些交通问题。从公元1291年起，骑马者从默瑟里亚到圣马可广场时，需要在圣萨尔瓦托雷下马。同时马匹不允许进入圣马可广场，它们被自己的主人拴在位于如今钟塔附近的一片接骨木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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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Di Bajamonte fo questo ter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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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o per lo so iniquo trad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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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osto in chomun per l’altrui spav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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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er mostrar a tutti sempre s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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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在威尼斯方言中，他们的姓氏被简化为多纳，我们可以在大运河两岸和其他地方找到至少十二座以这个简化形式命名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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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教堂拆毁于公元1813年，但是这座建筑的一些装饰构件（包括一些圆盘形花瓣纹饰和一座十字架）如今仍然保留在圣公会乔治教堂附近近代所建的还愿礼拜堂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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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其底座上见到写着两个机构的纹章和日期（MCC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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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如今矗立在这个位置上的建筑（默瑟里亚通向圣马可广场途中位于钟楼下方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设立于公元1841年的牌匾，上面鲜明地陈述了所有的事。在它下方的石板路上，有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标注出那个石臼落下砸中不幸的掌旗手的位置。这起事件中的一面旗帜如今收藏于科雷尔博物馆。我没能研究出这座房子的租金恒定不变的状态保持了多久，不过当年那位女士的一位后人尼科洛·罗西在一个半世纪后的公元1468年上诉抗议租金增长并且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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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索伦佐在公元1296年征服卡法的事迹已经成了传奇（同时他还缴获了一些满载的热那亚商船，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威尼斯）。之后朱利奥·达尔·莫罗在执政官宫投票厅的天花板上留下了纪念此事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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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原本的德意志商馆在公元1505年毁于火灾，现在位于里亚尔托桥畔、作为中央邮政局的建筑落成于三年后的公元1508年。它的正面由焦尔焦内负责装饰，侧面则是由提香负责，据说现在建筑上还有他们当年作品的一鳞半爪，但我并未找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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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这些桨帆船上的水手身份自由（他们被称为voluntarie），薪酬丰厚，而且可以携带免税货物上船。威尼斯在桨帆船上使用奴隶和囚犯的做法兴起于十六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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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这是一组非常重要的数据。通过它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当时威尼斯共和国的总人口数应该不低于二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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