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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他面前的所有任务里，最重要的是将诺曼人的权威扩展到整个岛上，他知道这需要时间。吉斯卡尔离开之后，可倚靠的兵力远远比以前少，只有数百骑士归他领导，这样一来，罗杰只能巩固之前征服的成果，没有办成其他事的希望。除此之外，他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去化解撒拉逊人的抵抗，直至其消失，或是减弱到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对付的程度。换句话说，必须尽可能说服穆斯林接受新的宽容政策，必须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诺曼人确实也如此做了。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在他的《老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一书中荒唐地诋毁诺曼人，他宣称：“占领该国之后，他们立即夷平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庙宇和礼拜所。单看巴勒莫的数百座，就无一幸存。”这完全对不上罗杰的政策。虽然在征服之初，他确实竭尽全力地鼓励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前来殖民，但是他的撒拉逊臣民依旧远远多于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并且对他而言，毫无必要地引起他们的对抗是非常愚蠢的。更何况，如果道格拉斯所言不虚，那么罗杰和他的继任者就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氛围，下个世纪西西里王国互相尊重的特点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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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最先施行的是安全的指令。基督徒和撒拉逊人承担的税赋都很高，并且征税比以往更有效率。为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罗杰每年征兵一次，毫无疑问，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并不会更喜欢新政策。在偏远的村庄和乡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情况：当地的统治者对统治的居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对绝大部分人口，也就是居住在巴勒莫和主要城镇的人口来说，撒拉逊人似乎找不到抱怨的理由。从前是基督教堂的清真寺现在被恢复为基督教堂，但是其他清真寺依旧向虔诚的信徒开放。伊斯兰教法仍旧由当地法庭执行。阿拉伯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地位与拉丁语、希腊语和诺曼法语相同。在当地政府中，许多首府以外的埃米尔仍继续任职。其他可能制造麻烦的人被撤职了，但是被撤职的人往往可以上交可被接受的贿赂，或是自行上交土地，以迁移到追随他的人变得更少的地方。在西西里岛，诺曼人完全没有任何残暴的行为，而同时期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却表现出残暴的特点——这非常招人讨厌。结果是，巴勒莫被征服之初，有很多证据能证明撒拉逊人之中存在怨恨情绪，但是罗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怨恨逐渐地平息了，很多逃到非洲或西班牙的撒拉逊人在一两年内又回到西西里，继续以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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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的新基督徒臣民给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他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幻灭感。西西里的希腊人一开始将诺曼人当成把他们的岛屿从异教徒的桎梏下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这份热情日渐消退。法兰克骑士可能在他们的纹章上添加了十字架，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似乎比穆斯林更野蛮、更不文明。此外，他们遵从希腊人瞧不起的拉丁礼仪，他们画十字的方式是用4根手指从左至右画，而且最糟的一点是，他们在巴勒莫定居之后，让讨厌的拉丁教士和修士涌进来，这些拉丁人甚至将刚恢复的希腊教堂据为己用。历经一代人时间的教会分裂使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反感日益强化，这种反感正在西西里达到前所未有的不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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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完全意识到了危险。他没有忘记10年前特罗伊纳的那个可怕的冬季，那时希腊人同撒拉逊人联手对抗他的军队，而他和朱迪丝差点死于寒冷和饥饿。这让他明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他们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已经向他们完全保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都会得到尊重，但是这还不够清楚。他现在必须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以让他们重建自己的教会。西西里的东正教系统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剩下年老的巴勒莫大主教，他从首都被驱逐出去，居住在邻近的圣西里阿卡（Santa Ciriaca）村，心中一直在战栗。瓦西里安①修道院这些幸存下来的机构则气息奄奄、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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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以他一贯敏锐的洞察力看到，这可能是他最容易重新获得希腊人支持的地方。他向东正教团体提供资金，让他们重建教堂，不久之后，伯爵个人也捐建了一座新的瓦西里安修道院，这是第一座，他在余生又修建或重修了另外的13座。新修的房子让谁来住不是问题。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修士生活处境日渐艰难，在那里，罗贝尔·吉斯卡尔和教皇（以及罗杰自己，这里有他控制的地盘）急于尽快完成拉丁化的进程。无疑有不少希腊修士都非常乐于移居到西西里，西西里不仅有信仰相同的人士欢迎他们，政府也欢迎他们——因为此举能有效补充当地的基督徒人口。罗杰仅仅提出了一项条件：任何西西里的希腊人都不得认为自己应受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拜占庭皇帝效忠。在管理上，他们必须服从于在岛上快速成型的拉丁教会制度。虽然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许多希腊人而言，接受罗马的最高权威就像吞下一粒苦药丸一般，不过罗杰很细心地用奖赏和优待去安抚他们，甚至偶尔安排特殊的豁免，②让他们不用接受当地主教的管辖。他们不久便接受了这难以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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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罗贝尔·吉斯卡尔将诺曼人在西西里控制的地区交由罗杰管理，就在巴勒莫的最初几天之后，伟大的伯爵开始为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打下基础。在这里，诺曼人、希腊人和撒拉逊人在中央的稳固管理下，可以自由和谐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这是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策。但是罗杰那辉煌的成功，只有结合卓越的管理天赋，宽广的视野，11世纪时很罕见的兼收并蓄的智慧，才有可能实现。他由衷地钦佩他所见到的穆斯林文明，尤其是穆斯林建筑，而他对希腊教会的明显兴趣一度使新的东正教主教认真讨论让他改宗的可能性。西西里是幸运的，她在这个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获得了一位个人能力能够满足该岛需要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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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倾向确实让罗杰的工作比原来更容易完成，但是还有其他因素让它变得无限复杂：其一是在诺曼领土边境沿线持续不断的游击战，它不断提醒人们，在三分之一的土地还未被占领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和平或任何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其二就是罗贝尔·吉斯卡尔，他的力量虽然强大，却满足不了他的野心。在此后的几年里，罗杰会不得不一次次将他在西西里的工作搁置在一边，然后迅速赶过海峡去援助他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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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谈到，普利亚公爵并不急于回到大陆。他的侄子们及其盟友的反叛已经证明没有他最初想的那么危险，他从不怀疑自己处理该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径直奔赴梅尔菲，在那里将所有忠诚的封臣召来见他，然后在1073年到来之后领军向东前往亚得里亚海滨。特兰尼于2月2日陷落，接着科拉托（Corato）、焦维纳佐、比谢列（Bisceglie）和安德里亚（Andria）也快速陷落了。叛军领袖埃尔曼和特兰尼的彼得被捕，然后被投入监狱。3月，罗贝尔将注意力转向小镇奇斯泰尼诺（Cisternino）。起初，它似乎倾向于做出激烈抵抗，但是吉斯卡尔急于攻下它。他知道这城镇属于他的囚犯特兰尼的彼得，就命人迅速用枝条编好一张巨大的帘，将不幸的彼得绑在上面，让诺曼人躲在帘后面进军。守军不能杀害他们的领主，便无法反击，而彼得本人也只是哭号着劝他们投降。他们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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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奇斯泰尼诺的陷落，罗贝尔迅速地平息了普利亚的叛乱。这花了他不到3个月的时间。卡诺莎（Canosa）③还有守军在抵抗，他们是之前被卡普阿的里夏尔安排在那里的，但是罗贝尔的军队抵达之时，城镇已陷入缺水状态，未经抵抗便投降了。吉斯卡尔得胜回到特兰尼，在那里，他再次展现了他最长久的特征之一——突然出现的宽宏大量。他不会为他在奇斯泰尼诺对特兰尼的彼得所做的事感到任何悔恨，他的行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他来说，结果是好的，手段就是正当的。但是他明显感觉到，他那可怜的犯人已经吃了够多的苦了。他现在把之前没收的所有土地和城堡都归还给彼得，除了特兰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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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的仁慈并没有惠及他以前的全部敌人。对一个小小的普利亚贵族，他可以如此慷慨，但是卡普阿的里夏尔对他的位置造成了更严重的长期威胁。在14年的时间里，自两位首领一起在梅尔菲接受教皇授职开始，里夏尔就一直在提升自己在西方的影响力。他现在在坎帕尼亚甚至往北远及罗马的地方都享有最高权威。在罗马，他让教皇亚历山大——以及希尔德布兰德——与对立教皇霍诺留争夺权力的时候离不开他。但是自那时起，他就违背了他的封臣誓词，并于1066年进军罗马。虽然他当时被托斯卡纳的军队所阻止，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依然在关注罗马城的贵族。和普利亚公爵一样，他在处理不服从的封臣上也有过一些困难。而就在一两年前，他甚至为镇压叛军而向他的对手寻求帮助，罗贝尔则派出一支他无法负担的部队去帮助他。再往后，吉斯卡尔询问他能否为远征巴勒莫出力时，里夏尔许诺派出150名骑士，却未兑现诺言，这些兵反而可能是被派去支援普利亚的叛军了。妹夫报答旧恩的方式居然如此古怪。总之，卡普阿亲王太强大、太狡猾，而且太危险。罗贝尔必须着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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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去3个月的势头不会再继续。罗贝尔在特兰尼忙于准备对付卡普阿的大军之时——他巨人般的身躯通常会摆脱掉发烧等毛病，跟抖掉身上的雨滴一样——却被严重的疾病打倒了。他以为空气的改变或许能拯救自己，便要求把自己送回巴里。但是他的情况愈发糟糕，一直在他身边的西吉尔盖塔也对他的身体不抱希望了。她迅速召集她能找到的封臣和诺曼骑士，并且命令他们推选她的长子罗杰为她丈夫的继承人。罗杰的绰号是“博尔萨”（Borsa），意思是“钱袋子”，这来自他之前根深蒂固的反复数钱的习惯。他是一个虚弱的、性格犹豫的13岁孩童，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在罗贝尔身边度过了童年，而且西吉尔盖塔很宠爱他。这确实可以理解，但是这没有使得他成为未来的普利亚公爵的最佳人选，尤其是因为他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博希蒙德，博希蒙德是吉斯卡尔跟被抛弃的妻子布纳尔伯格的阿尔贝拉达的儿子。博希蒙德在战场上表现突出，而且他明显是他父亲的孩子中唯一一个继承了奥特维尔家族品质的儿子。另一方面，博希蒙德此时似乎不在巴里，而西吉尔盖塔在。她指出，她的儿子有一半伦巴第血统，会比那个完完全全的诺曼人更容易被普利亚的伦巴第人所接受，而她自己也不想惹出争斗。因此罗杰·博尔萨被选为继承人，唯一不赞成的是他的堂兄阿伯拉尔，阿伯拉尔依然对旧日的委屈耿耿于怀，声称自己作为汉弗莱伯爵的子嗣，理当继承公爵领。封臣完成义务后就离开了他们卓越的领袖，他们以各种方式同他作战了很久，尽管他在所有人心里所占的地位都不同，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事情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普利亚将来会成为日渐衰落的地方。的确，在他们各自回家的数天内，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半岛：罗贝尔·吉斯卡尔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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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在4月底传到罗马，该城正在悼念另一位逝者——教皇亚历山大。至少这一次在继承问题上没有出现麻烦，因为人选太明显了。执事长希尔德布兰德已经在教廷中有效地掌权了20年，在这期间他已经获得了至高权力，只有名义上不是而已。按照事先的精心安排，人群在亚历山大的葬礼活动中抓住他，将他带到了文库里斯（Vinculis）的圣彼得教堂，在那里欢欣鼓舞地拥立他为教皇。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是把业已存在的状态合法化，接下来按照教会法的选举纯粹是走过场。他被迅速地任命为神父，这是担任教皇所需要的资格，却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被忽视了。随后他迅速登上最高宗座，登基为教皇，称为格里高利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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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的三位教皇（利奥九世、格里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里，格里高利是最不迷人的一位，却是最卓越的一位。其他两位是贵族，拥有贵族血统，受过一流的教育，而他是一个托斯卡纳农民的儿子，在族群上是伦巴第人，他的言谈举止透露了他低下的出身。④他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教皇，而他在教廷经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尽管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见习期之后，才坐上教皇的位子，其原因无非是他强大的能力和意志力。另外两位都很高大，拥有出众的外表；他则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明显的大肚子，声音细小，所以他的罗马同僚就算能容忍他浓重的地方口音，却很难明白他说的话。他缺乏利奥那样明显的圣洁，也没有乌尔班那样灵活的政治直觉或外交天分。他不是学者，也不是神学家。不过，他有一种能说服人的特质，这让他几乎可以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统治他自己所从属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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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力量首先在于意图的专一。在他的一生中，他受到了一个压倒性的理想的指引：让整个基督教世界，自皇帝以下，都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正如教会在大地上拥有最高地位，教皇又在教会中拥有最高地位。他是所有人的裁决者，他自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话语不仅是法律，而且是神律（Divine Law）。对他不从，约等同于死罪。在他之前，教会的专制从没有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此前教会也没有以如此坚定的决心去追求它。这种极度的极端主义最终被证明会导致自我灭亡。相比起来，他的对手亨利四世和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一样坚定，却非常灵活，格里高利则不愿妥协，甚至在不直接涉及原则的情况下也不愿意——他将为这个教训付出代价，也最终因此而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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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就任之后，便马上向西吉尔盖塔送去正式书信以表示慰问。这封信没有被收录在他的个人书信集中，但是阿马图斯提供的版本精准地表达了我们所了解的格里高利的想法，因此它可能是基于真实文本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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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公爵作为神圣的罗马教会最亲爱的儿子，他的去世使教会处于深深的、难以治愈的悲伤之中。枢机主教团以及整个罗马元老院都沉痛地悼念他的离世，他们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极为痛苦……但是为了使您了解我们的良好愿望，了解我们对您丈夫的完美的爱，我们现在请您告诉您的儿子，神圣的教会很乐意见到他接过他父亲从我们前任教皇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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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什么标准，这都是一封极其伪善的信。格里高利没有喜爱罗贝尔的理由。公爵甚至没有在最近的苦难中哪怕动一根指头来帮助教皇，他的哥哥杰弗里和杰弗里的儿子洛利特罗的罗贝尔（Robert of Loritello）现在仍在蹂躏阿布鲁齐那价值非凡的教会地产。另一方面，教皇确实急于让吉斯卡尔的继承者接受领地和头衔的正式授予仪式。奥特维尔家族的人是教皇的封臣，格里高利无意允许他们忘记这一点。罗杰·博尔萨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文静而虔诚的年轻人，他应该比脾气暴躁的父亲更加顺从。既然这样，在一两周之后收到回信的格里高利居然没有感到惊喜。因为写这封回信的人不是悲伤的寡妇，而是罗贝尔·吉斯卡尔本人，他现在快要完全康复了。他很高兴地通知教皇——无疑还要通过教皇告知枢机主教们和元老院——他去世的消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他继续高兴地说，教皇对他说的好话让他很感动，他还请求继续做教皇最听话的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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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口述书信时必定很高兴，但是他也很想要一个正式的再授职仪式。在西西里的战役中，教皇的祝福除了提高军队士气之外没有别的意义；现在他再次把心思放在他在意大利的领地，也许他已经开始为在领地之外实现伟大的事业而构思计划，而与格里高利更新契约只会加强他的力量。这将产生心理作用，让他的封臣更加顺从。更重要的是，如果罗贝尔要求教皇支持他，教皇很难拒绝。因此，在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的安排下，格里高利和吉斯卡尔的会面提上了日程：两人将于1073年8月10日在贝内文托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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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完全失败了。事实上，这两人似乎连见面都没能做到。刚开始，礼仪上的安排就有严重的问题。教皇希望在贝内文托的宫殿中接见罗贝尔，而提前收到暗杀警告的公爵拒绝进城，并且提议两人在城外见面——格里高利认为这个方案不符合他作为教皇的尊严。可怜的德西德里乌斯肯定承担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这两个坚定而相互怀疑的人之间来回穿梭，在坎帕尼亚的太阳无情炙烤大地的炎热8月，对两人又劝又哄。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公爵和教皇最终会面了，他们的相见似乎也是弊大于利的。唯一的结果却是双方关系走向完全破裂——双方都认为联盟难以为继，必须安排替代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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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贝内文托的事件有些地方让人难以理解。两人之间最近的通信或许不是特别真诚，但在表面上是很热情友好的——甚至恭维得有些过头了——它还显示双方都真诚地想要讨论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竟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状况？关系的破裂不能完全归咎于吉斯卡尔的疑心，也不能归咎于格里高利的骄傲。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基本前提，可能教皇坚持让罗贝尔命令他哥哥和侄子停止入侵阿布鲁齐，而且公爵必须宣称自己没有能力、也不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格里高利的确在此事上表现得很强硬：他不久后向受影响的地区派出了一位主教，该主教以强硬的手段而臭名昭著——两年前他除去了一些叛乱修士的眼睛和舌头而受到了教皇的赞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贝内文托提起过阿布鲁齐的问题。我们只知道，教皇离开贝内文托之后径直前往卡普阿，他在卡普阿确认了亲王里夏尔的领地，接着两人组成了对付普利亚公爵的军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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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73年秋回到罗马后，教皇格里高利很担心。数月之前，刚上任的他收到了一份求救信，书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新任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这份求救秘密而急迫。东方帝国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两年前，在罗贝尔·吉斯卡尔占领了希腊人在意大利的最后堡垒巴里而声势日隆之时，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在亚美尼亚城镇曼兹科特（Mantzikert）遭到了塞尔柱突厥人的致命打击，罗曼努斯沦为塞尔柱突厥人的囚徒。整个小亚细亚向入侵者敞开，而从小亚细亚到首都仅有一步之遥。塞尔柱突厥人的领袖阿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不久便释放了罗曼努斯，但是罗曼努斯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发现他的继子米哈伊尔已经代替自己登上了帝位。经过短暂却徒劳的努力，他在得到生命安全保证之后向新政权投降了。鉴于他曾长期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本该更清楚情况才对。保证遭到遗忘，老皇帝被烧红的钢铁烫瞎，5周之后便去世了。米哈伊尔本人在其中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热爱学术，喜欢独处，对政治阴谋没有兴趣，乐于听从他的主要顾问和大臣——杰出却可憎的米哈伊尔·普塞勒斯（Michael Psellus）⑤。可能是在普塞勒斯的建议下，他写信给教皇，央求教皇组织一次十字军运动，这样东方的基督教世界方能最终从异教徒那可怕的阴影中被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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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被这份求救信深深打动了。或许两个教会仍旧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他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负有责任。而且，这是一个将拜占庭重新纳入罗马怀抱的天赐良机，他决定不让这次机会从手中溜走。另一方面，他在罗马不断受到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的诺曼人的威胁，他不可能去东方发动一次有效率的十字军运动。必须把诺曼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他不能寄希望于新盟友卡普阿的里夏尔，因为与他结盟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两位诺曼领袖联手。罗贝尔·吉斯卡尔无疑比里夏尔更强大，但是从他们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决定性地胜过另一方。教皇在南意大利剩下的唯一一个盟友是萨莱诺的吉苏尔夫，但是更不能指望他，他的公爵领一度是半岛上最强大的，现在诺曼人几乎已经将他所有的领地都夺走了。而且在1073年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又传来一条严重打击他命运的消息：阿马尔菲自愿归于普利亚公爵的庇护之下。这是吉苏尔夫自己的错。他从未忘记阿马尔菲在21年前他父亲遭暗杀的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军队占领该城，却总是想尽办法让该城的居民生活得不愉快。有不少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的就是不幸的阿马尔菲商人落到他手里之后受到了怎样的对待。⑥ 1073年，阿马尔菲公爵塞尔吉乌斯去世时，继位者只是一个孩子，因此他的封臣利用了这一良机，而罗贝尔自然接受了他们的投诚。罗贝尔憎恶他的妻舅吉苏尔夫，并且长时间盯着萨莱诺——他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但是囿于西吉尔盖塔的家族感情，他一直没有这么做。当他着手进攻之时，他拥有的阿马尔菲让他的工作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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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卡尔的这项始料不及的新成就让教皇格里高利感到十分不安，教皇立刻着手组织一支军队。随着1074年的到来，教皇的信使已经准备好从罗马赶往北方——去找托斯卡纳的贝亚特丽斯、她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玛蒂尔达的丈夫洛林的“驼背”戈弗雷（Godfrey the Hunchback of Lorraine） ⑦、埃斯特（Este）侯爵阿佐（Azzo）、勃艮第伯爵威廉。威廉还将请求送到图卢兹（Toulouse）伯爵雷蒙（Raymond）和萨伏伊（Savoy）伯爵阿马德乌斯（Amadeus）那里。教皇打消了他们对教皇意图的疑虑，也消除了他们对执行任务的优先顺序的疑虑。他谨慎地强调，他将人们召集起来，不是只想简单地让基督徒去洒热血，事实上，他希望召集的军队能对敌人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他还说：“此外我们相信，一旦征服了诺曼人，我们便可以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去帮助那里经常遭到撒拉逊人袭击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在恳求我们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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