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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9年时间里，威廉一直忙于这项大工程。传说里讲，1174年，威廉在巴勒莫城外的王家鹿苑狩猎，在他稍作休息的时候，圣母玛利亚在他面前显现，告诉他，他父亲的一笔宝藏现在埋藏在何处，并要他挖出宝藏，将其用于宗教。这一故事无疑是为了表明国王在接下来一年给蒙雷阿莱修道院捐赠数额惊人的金钱是合理的做法，正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向宗教机构捐赠巨额金钱时所做的一样。然而，威廉的真正意图更加复杂。首先，他笃信宗教，此举无疑是为了提高神明的荣光。其次，他还崇拜自己的祖父，祖父罗杰二世奠基了切法卢教堂和隐修者圣约翰教堂，还修建了王宫礼拜堂，这些事肯定加强了威廉二世的信念。如果他将来建造的教堂能让人们记住他的话，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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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迫使他加快进度的思虑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私人的。从他掌握权力的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米尔的沃尔特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加，阿耶罗的马修也在不断地提醒他这一点。作为巴勒莫大主教，沃尔特已经笼络了所有最重要的男爵和教士，组成了一个反动的、封建主的团体，如果任其发展，它必定对王国造成危害。甚至在宗教事务中，他也在追求一个危险的目标。摄政时期的混乱状况不仅让西西里教会宣称自己独立于教皇（这倒是不新鲜），还让它试图独立于国王。而沃尔特还在尽力推动这一趋势。他在西西里的权力已经仅次于威廉自己了。威廉知道，必须趁着还有机会将其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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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在尽可能靠近巴勒莫的地方设立一个新的大主教区，这样一来，新的大主教的地位就跟沃尔特相等，还能在国王与教皇之间产生直接联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大主教是由教会组织推选出来的，而沃尔特掌控着教会组织。因此，威廉和他的副首相决定进一步完善他们的计划。这个新的机构必须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严格按照克吕尼院规管理，其院长自动获得大主教的等级，可以由任何他选择的教士来祝圣，前提是得到国王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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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此计划肯定会让米尔的沃尔特异常愤怒，遭到他的坚决反对。威廉和马修似乎将他们新设大主教区的计划一直掩藏到1175年，但是在那之后，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如果没有以下两项因素，他们肯定会失败。第一，新修道院的院址上非常幸运地还有圣基里亚卡教堂（Chapel of Hagia Kyriaka）⑰，这座教堂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是希腊的巴勒莫都主教区所在地。这样一来，蒙雷阿莱的那些支持者就可以宣称，自己建立大主教区只是在延续一个受到尊敬的传统。第二，教皇亚历山大提供了足够的支持。1174年以来，他颁布了一系列敕令，强调了计划中这座机构的例外特征。面对这样的炮火，沃尔特无力抵抗。他只能眼看许多自己管理的教堂和教区被转移到蒙雷阿莱大主教区。1176年春，他不情愿地承认蒙雷阿莱修道院院长不受自己的司法管辖，愤怒而无可奈何地看着100名来自拉卡瓦大修道院的教士抵达巴勒莫，进入新的修道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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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沃尔特在1179年开始在巴勒莫修建一所全新的主教座堂，或许只能将其看作他的反攻。但是无论他多么富有，无论他从他人手中获取钱财的手段有多么不道德，他都无法同蒙雷阿莱相抗衡。威廉又宣布奥特维尔王朝的人将埋在这座新修的王家教会机构中，而不是葬在切法卢或巴勒莫，大主教的希望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巴勒莫主教座堂建成后，他和巴勒莫城的声望提升了——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滑稽样子。但是它当时不能跟世界上最华丽的建筑杰作之一相比，当时不能，现在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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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雷阿莱主教座堂的确华丽而壮美。必须承认，观众第一眼对外部整体的观感不是它的美，而是给人的深刻印象。它缺少王宫礼拜堂那种宝石般的完美，缺少马尔托拉纳教堂那种拜占庭式的神秘感，缺少切法卢主教座堂全能基督像那种流泻而下的十足魅力，它的力量主要来自建筑的规模和恢宏气势。但是它给人的冲击力跟主教座堂本身一样，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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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诺曼西西里的教堂一样，它的外部没有多少特色，东侧的后殿和从西北方的回廊内院的景致除外，这些自威廉时代起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6世纪时，贾吉尼（Gagini）家族强行在北侧加上了长长的柱廊。西侧的门廊修建于18世纪。后一处改动颇能让我们感到沮丧，因为它遮挡了最初用红色火山岩修筑的、交错的假拱（现在是哥特式的，这很华丽，却缺少切法卢教堂的那种完整的纯洁美），如果现在有游客沿着廊道走向东端，依然能一路感到不适。与西南部维持着简单状态的塔楼相比，这些毫无意义的添加物比任何语言都能说明，欧洲建筑在罗马式建筑开始衰落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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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这座建筑之前，值得凑近看一看它的两组铜门。北门廊的铜门是特兰尼的巴里萨努斯（Barisanus of Trani）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179年。教堂西端的主门由比萨的博纳努斯（Bonannus of Pisa）修建于1186年。除了固有的美丽，这些门之所以有趣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们是意大利式的。11世纪和12世纪初，造门的技艺其实由拜占庭垄断了。仅以我们的故事提到过的圣地为例，阿马尔菲主教座堂、萨莱诺主教座堂、圣天使山的洞穴都拥有品质上乘的拜占庭式大门。⑱制造大门时，希腊工匠先用通常的方式雕刻出图案，然后用银线勾边，有时用珐琅勾边。然而，意大利工匠不仅在12世纪后半期掌握了拜占庭的技术，还迅速加以改进，并试图自己制作真正的浅浮雕。其次，蒙雷阿莱的大门让我们有机会比较当时两位顶尖铜匠的成就，他们手下的这股革命将继续发展，到两个世纪后的吉贝尔蒂（Ghiberti）时期达到顶峰。巴里萨努斯在受到希腊影响最大的南意大利地区生活，曾经制作了拉韦洛主教座堂以及家乡的特兰尼主教座堂的大门。不出所料，他做出的改变是两人中比较小的。他的技术可能是西方的，但是他的设计——神圣的圣徒，东方的弓箭手，堕入地狱的场景，耶稣被解下十字架的画面——依旧是拜占庭的式样。相比而言，博纳努斯虽然在艺术上不够精良，却是一位完完全全的西方人，他制作的《圣经》场景跟12世纪的宗教画一样朴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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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外面，主教座堂内部依旧是原来的样子，正厅的屋顶除外——它在1811年的大火之后只能换新的。几乎所有王宫礼拜堂中最明显的部件在蒙雷阿莱主教座堂中都有，比如地板和矮墙上的多色大理石镶嵌图案、古代的希普利诺立柱、极好的考斯马迪家族的作品——用棕榈线条装饰的护墙板、诵经台、祭坛栏杆和王座。但是，两座建筑的氛围完全不一样。这绝不只是礼拜堂和主教座堂的区别而已，而是由于蒙雷阿莱主教座堂本身就是一座缺乏特点的建筑。在西侧的后殿，有大片平坦的、没有起伏的墙壁，想在这里找到壁龛或扶壁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连续的一致性。所以，王宫礼拜堂有起伏和韵律，而蒙雷阿莱主教座堂则略显枯燥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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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镶嵌画弥补了这一点。这座建筑首先是一座画廊，其他建筑功能都从属于它。大量马赛克画闪闪发亮，它们覆盖了最好的两大块墙面。或许是因为数量众多，近些年来批评这些马赛克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认为比起其他诺曼西西里教堂里的马赛克画，这里的有点粗俗。他们完全没说对。中央后殿有一处巨大的全能者耶稣，他手臂张开，似乎要拥抱所有会众；单是他的右手就有6英尺高。必须承认，这幅耶稣像比不上切法卢教堂的那幅，也很少有艺术作品比得上，切法卢教堂的那一处是极为卓越的。至于其他的马赛克画，虽然说大量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但是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制作上，这里的马赛克画的一般标准都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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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想这些画都完成于五六年的和平时间里，或许还要更短（完成于1183—1190年之间），这些马赛克画的质量将显得更为优异。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德穆斯教授推断制作这些画的艺术家是希腊人，因为“只有在拜占庭帝国，威廉才能找到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量工作的工坊”。⑲后殿上方有希腊语铭文，还有希腊式人物形象，所以基本上是拜占庭式的。但是，表现场景的马赛克画揭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因为它们体现了一种表达上、创造力上的流畅性，这种流畅性极少出现在12世纪的希腊艺术中，后者当时的主要特征是模式化，呆板僵硬。比如，看看耳堂南墙的画，特别是最下面一排的三幅画：耶稣为门徒洗脚，客西马尼园的耶稣，犹大出卖耶稣。这里的图像毫无疑问是拜占庭式的，但是画中人物的放松态度、弯曲的褶皱、线条的动感和韵律已经在王宫礼拜堂和马尔托拉纳教堂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正如博纳努斯跟巴里萨努斯制作的大门之间的区别。这一发展肯定是意大利的。据我们所知，基督教艺术源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君士坦丁堡在几近千年的时间里继续推动它前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演化，它唯一的语法就是完全将基督教精神价值转变成可塑的语言。随后，意大利在12世纪末开始领先。再过150年，我们将会发现君士坦丁堡的霍拉教堂（Chora Church）⑳里纯粹的希腊马赛克画也呈现出蒙雷阿莱主教座堂镶嵌画的那种活力和十足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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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步走过整座教堂，游客难免觉得这些数不清的画面跟连环画一般，讲述了所有《圣经》的场景，从《创世记》讲到《使徒行传》。这些画确实尽可能地表现了《圣经》故事。如果游客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耶稣像，就很可能遗漏耶稣像下面的圣徒像，再将目光转到讲述故事的目标上去。这样就会很可惜，因为他会错过蒙雷阿莱主教座堂提供的少数几处令人吃惊的真实人物中间的一处：中间窗户右边的第二个人。不难认出他是谁，因为根据当时一般的法则，他的名字写在光环的两边：SCS. THOMAS CANTUR。我们不知道画中人是否真的长得像殉道的托马斯·贝克特，很少有人会说圣徒的马赛克肖像画和本人的形象相像。㉑不过，这依旧是可以确认的最早的表现托马斯·贝克特形象的作品，当时距离他去世不到一代人时间。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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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位圣人没有理由被死敌的女婿以这么尊荣的方式对待，这或许让人感到略微奇怪，甚至心生怀疑。然而，我们可以根据其他史料得知，王后乔安娜一直特别崇敬托马斯，或许就是她鼓励自己的丈夫以这种形式来纪念托马斯。往好处说，这算不算她私自为父亲的行为赎罪呢？如果仔细观察后殿中托马斯旁边的圣人，这种假说则更有道理。第一对紧贴着窗户左侧和右侧的圣人是两位早期的教皇，即克雷芒一世（Clement Ⅰ）和西尔维斯特，两人都长期流亡在外，都捍卫罗马在世俗和精神事务上的至上地位。㉓然后，托马斯对面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圣彼得（St Peter of Alexandria），他在世俗统治者面前捍卫教会，也是从流亡中返回后而殉教。他们之外是最早的殉道者斯蒂芬（Stephen）和劳伦斯（Lawrence），他们以同样的原因去世。最后，面对着正厅的是另外两位被封圣的大主教：在本笃会中最受欢迎的马丁（Martin），以及诺曼人王国主要的主保圣人巴里的尼古拉（Nicolas of Bari）。似乎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后殿中描绘的人物不仅象征着蒙雷阿莱主教座堂建立之初的原则，还有意向其中的一位人物致敬，那就是英格兰最近的、最受爱戴的那位圣徒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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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座上方，东侧主拱的两边都是威廉本人的站立像。在左侧，他从基督耶稣手中接过王冠；在右侧，他将教堂献给圣母玛利亚。这两处镶嵌画不算很精美，无法与马尔托拉纳教堂的相比。不过，创作者们无疑是尽力了。我们毕竟听说过威廉的美貌，而画上的圆脸、金色卷胡须和略微茫然的表情或许会稍稍让人失望。威廉毕竟才30岁出头，他可以被表现得更好看。或许，他得到的待遇不太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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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坟墓中的他也不太幸运。他打算将蒙雷阿莱修道院作为西西里王国的王家墓葬地，又在1183年将去世的玛格丽特埋葬在这里。不久之后，他将父亲的遗体从王宫礼拜堂迁到这里，另外两个分别位于巴勒莫主教座堂和抹大拉的圣玛利亚礼拜堂的兄弟的遗骸也照此办理。但是到威廉于1189年去世时，米尔的沃尔特迅速干涉，立刻将国王的石棺运到他新修的主教座堂——这里快要建成了。两位大主教展开长期而激烈的争斗，国王最终得遂心愿，在蒙雷阿莱修道院长眠。但是，他的石棺留在巴勒莫，自那以后就不见了。最后在400年后的1575年，大主教卢多维科·德·托雷斯（Ludovico de Torres）给威廉捐献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石棺。这个石棺不仅配不上人们想象中他作为诺曼人国王的地位，更比不上附近威廉一世的坟墓——它四四方方地立在大理石底座上，威严而壮丽。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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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雷阿莱主教座堂非常令人惊讶，它的辉煌却略显黯淡。或许是黄金的品质不够好，所以教堂缺乏马尔托拉纳教堂那种热烈的光辉，也缺少王宫礼拜堂那种令人欢愉的活力。它太大，太缺乏人情味了。半个小时后，参观者必定会因再次沐浴在阳光中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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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走进回廊内院，这里的辉煌终于洗去了黯淡。这里也是蒙雷阿莱修道院里唯一能直接感受到阿拉伯影响的地方：104个细长而阿拉伯化的拱，由成对的立柱支撑，有些有雕刻，有些跟教堂内部一样有马赛克镶嵌画。在西南角，他们增加了一处喷泉，喷泉是阿拉伯风格的，但是它的形式在诺曼西西里是独一无二的（在切法卢有一个相似的）。回廊内院的整体效果灿烂而静美，比隐修者圣约翰教堂回廊内院的精致景观更加整齐。而且蒙雷阿莱修道院更适合生活，这里的教士能找到阴凉，也能觅得静谧。这还不是全部。每根立柱的柱头都是一个设计和创造的胜利，它们一起构成了罗马式石雕的杰作，在西西里无与伦比。柱头雕刻的内容简直数不尽：《圣经》故事（包括东北角那处极好的天使报喜图），日常生活场景，农作物收获，战场和捕猎，同时代和古代的主题，基督教和异教徒的主题。甚至南墙还有两对描绘密特拉献祭场景的立柱。在西侧，从南往北数的第8个柱头上的内容我们已经见过，只不过从马赛克画变成了雕刻：“好人”威廉。他此时不留胡须，将他新建的主教座堂献给圣母。由此，诺曼西西里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宗教机构得以敬献，又得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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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除了理查德·帕尔默和米尔的沃尔特，至少还有两位英格兰的教长：米德尔塞克斯的休伯特（Hubert of Middlesex），他担任坎帕尼亚的孔扎（Conza）大主教；沃尔特的兄弟巴塞洛缪（Bartholomew），他接替真蒂莱担任阿格里真托主教。1127年初，阿格里真托的教士名单中出现了一位林肯的约翰（John of Lincoln）。1158年，巴勒莫的教士名单中出现了一位赫尔福德的理查德（Richard of Here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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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同时代的法兰克的玛丽（Marie de France）撰写的《两位爱人》（Lai des Deux Amants）中，皮特斯（Pîtres）公主在塞纳河上向情人说道：“我在萨莱诺有一位亲戚，她是一位富有的女人，会给你财富。”公主送自己的情人去亲戚那里加强力量，情人回来之后抱着她的身体，走上陡峭的高山，就这样，终于娶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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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斯蒂芬卸任后，首相一职就取消了，正如埃米尔的埃米尔一职在马约去世后取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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