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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只是她诸多贡献里最晚近的部分。父亲于一九七八年早逝（一场让她也差点丧命的事故）后，母亲即承担起养活一大家子的整个重担，把我们七个小孩全拉扯长大。一如管理争吵闹事之部落的奥斯曼贤臣，她以无比的公正宽容管教我们，如今她掌理一个大体上和乐融融的三代大家族。我们刚办过一次家族聚会，庆祝她九十大寿，而每个家族成员流露出的爱意、钦敬，正鲜明说明她的善良、机敏和领导才能。身为七兄弟姊妹中的老幺，我大概是这么多年来最倚赖她的孩子，而她一直是我的支柱，不只给我精神支持，还给我（如上所述）军事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实质协助。她爱旅行、冒险，并让身边的人也热爱此道。我因研究需要而得走访充满浪漫冒险情怀的地方时，她每个地方也都想亲自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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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两个夏季前在维也纳完成此书的研究工作。那远不如先前几次研究行程那么开心；我年纪大了；在美国有小孩；孤单一人生活（没有二十年前富布莱特委员会安排给我的活泼、爱交际的室友同住）；而且我白天在丑陋郊区的维也纳新档案机关做研究，那里与维也纳市中心庄严的旧巴洛克式研究场所截然不同。我每天回下榻的公寓，郁郁寡欢地绕奥加唐公园（Augarten）慢跑，用我的简易型瓦斯炉煮顿难下咽的晚餐，然后盯着墙壁发呆。有天晚上，正当我翻弄桌上的笔记，品味这生活的苦闷时，笔记本电脑响起信息提示音，原来是我妈。她看懂我电邮里的弦外之音，安装了Skype（对一个仍把计算机称作“文字处理器”的女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打给我。此后，直到我回国，她几乎每晚都这么善解人意地打来，解我一人独居异乡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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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Marianne Cook）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为本书手稿做最后修订，且在我得了流感之时，暗笑书中主人翁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对流感的过度反应，然后在我出现症状后才几小时，她就带着维生素C、锌、感冒症状缓解剂、开特力运动饮料，甚至她实验室的狗艾比，出现在我床边。好心的她把艾比留在我身边一星期，排解我隔离期间的孤单。她就是这么体贴的一个人，多年来带给我许多开心的回忆。此外，本书中涉及的多趟旅行，有好几趟有玛丽安与我同行。她明显偏爱克罗地亚的岛屿和葡萄园，但还是跟我来了一趟难忘的上山之行，上到黑山的最高峰，走了一趟惊险破表的下山之行（走狭窄的奥地利军用道路），下到壮阔的科托尔湾（Bay of Kotor）。在达拉斯若没有玛丽安的陪伴，我真不知怎么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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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儿子温斯洛和马蒂亚斯，也惠我良多。他们精力充沛、充满朝气、兴趣多变，而他们冲动、不服输的青少年特质，总让我想起奥匈帝国某个动辄吵架的司令部，使我一下子感到难堪，一下子又放声大笑。温斯洛和马蒂亚斯都已不是小孩，因而也成为我的好友，能讨论我的和他们的工作、人生许多奥妙之处。我深信我偶尔表现出的（可归因于单调荒凉的加利西亚故乡的）疲乏无聊，对他们的帮助，就和他们纯真的欢乐、热情对我的帮助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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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协助，使我得以在欧洲多所档案机关做研究，参观本书中所提及位于波兰、乌克兰、塞尔维亚的战场。多年以前，我拿到奥克兰大学的一笔研究奖金和旅行补助费，为本书做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就靠这笔款子进行。乌克兰（今加利西亚）的道路过去始终崎岖不平，如今依然如此，因此，我在那里时，倚赖Jarek Vitiv与Igor Holyboroda的车子和他们带路。他们两人耐心地开车载着我（以农民迈大步轻松跑的速度），跑遍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的所有战场。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斯顿（Ston）和佩列沙茨半岛（Peljesac Peninsula），Ivo Nanac（耶鲁、萨格勒布两所大学的毕业生）以及他的妻子Andrea Feldman对玛丽安和我非常好，让我们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和克罗地亚葡萄酒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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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学的Lothar Höbelt，在我早期某趟研究行程期间让我住在他家，更晚近时，大力协助我在档案机构的研究工作。Lothar也非常好心地介绍我认识奥地利军事博物馆的馆长Christian Ortner。透过Christian，我得以结识该博物馆照片档案室的Peter Enne和Werner Scherhaufer。这两位先生让我一连数日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以选出许多照片供此书使用。我要一并感谢几位在基尤（Kew）、万塞讷（Vincennes）、维也纳、帕克学院（College Park）诸地的许多档案保管员，助我从事此书撰写前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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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书到伦敦做研究时，David Noble、Caroline Noble夫妇，还有Jun Hiraga，非常好心地让我住在他们家。在巴黎的万塞讷做研究时，我受到外甥Marc Bataillon的慷慨招待。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我的好友，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军事史中心副主任，Michael Leggiere，以他在该中心的辛勤工作和他的开朗、友谊，对我帮助良多。我还要感谢我的兄弟姊妹：Peter，David，Mark，Jill，George，以及已故的Robin。在大家庭里长大是件难得的幸事，而我某些兄弟姊妹听到我这么说时，肯定会（假装）惊愕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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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纪人，William Morris Endeavor公司的Tina Bennett，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提案，她一直是个很有眼光的爱书人和很有见地的顾问。《多瑙比亚》（Danubia）一书的作者Simon Winder也在初期协助塑造这份提案，他坚持要我回档案馆更深入钻研东部战线一事，对这方面的帮助尤为关键。我的主编，Basic Books公司的Lara Heimert，挡住了我想插入趣闻轶事来阐明观点的冲动，从而大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若没有Lara高明的插手，这本书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但质量则会减半。我还要感谢该公司的Alex Littlefield、Katy O’Donnell和Melissa Veronesi，在本书编辑、制作上的出色付出。Phil Schwartzberg为本书制作了精致的地图，面对种种冷僻的地名，仍耐心完成工作。最后，我要感谢主动揽下本书样稿审阅工作的大学者：Sir Michael Howard、IvoBanac、Niall Ferguson、Dennis Showalter、Norman Stone、Christopher Clark、Brendan Simms和Sean Mcmeekin。感谢美国国防部驻俄罗斯联邦专员Peter B. Zwack准将在莫斯科拨冗读了此书，自多年前我们在海军战争学院初次相遇，他就一直是我的读者，而且——由于他是奥匈帝国名门之后——是个有见地且细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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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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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六年秋，一位奥地利某将领的侍从武官，在维也纳市中心萨赫饭店（Hotel Sacher）的熟食店，动手打了一名俄国外交官。那一年，普鲁士、奥地利这两个向来相互支持的国家，打了七个星期的战争，最后以那年七月的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役，普鲁士将奥地利打得无力再起，实质性地结束了这场冲突。而在这场为时不长的战争中，俄国一直作壁上观，看它的两个大国级对手厮杀。就是因为这个俄国官员暗暗嘲笑奥地利兵败普奥战争，令这位侍从武官大为恼火，于是对他挥拳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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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饭店那场扭打升级为国际事件，引发俄奥即将一战的揣测。即便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些传言是假，却间接表示奥匈帝国虽溃败于柯尼希格雷茨，但该帝国和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仍有可能打算独力与俄国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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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一九一四年，已不再有这可能。那时，奥地利是与匈牙利合组的二元君主国的一部分，已沦为巴尔干强权，只能与意大利争夺“最小大国”的蔑称，且和奥斯曼帝国一样有可能从大国俱乐部被彻底除籍。这一令人瞠目结舌且快速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就和奥地利最后一场战争（从头至尾一场惨烈、鲁莽的大败）的过程一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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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必然要从维也纳开始。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里点燃，然后往四面八方扩散。这场惨绝人寰之战争的远因、近因，都可归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观和其难以驾驭的中欧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公认是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遭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暗杀后爆发的七月危机。奥匈帝国怀疑有俄国当靠山的塞尔维亚政府是这一暗杀阴谋的帮凶，在此一猜疑的推波助澜下，紧张情势于七月节节升高，终于在八月爆发战争。一战的远因包括帝国主义——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对以亚洲和非洲境内为主的新市场、原材料、海军基地的争夺；另一个远因是相抗衡之同盟体系的存在——英法俄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的三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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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盟体系本身就充满危险因子，一旦配上侵略性的战争计划、靠强制征兵建立的大军、现代军备（无畏级战舰、急射野战炮、高爆弹、机枪），危险性更暴增。事实上，始于一八九〇年代的欧洲军备竞赛，也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力推手。一九〇五年，德国出炉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以迅速动员德国、奥匈帝国军队用于攻势作战，并招来法国、俄国推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战争计划作为响应。一八九〇年代即开始的陆海强大军事工程，赋予这些计划坚实的武力后盾，使本已诡谲凶险的一九一四年更为诡谲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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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弥漫欧洲的普遍反动心态，也是一战爆发的推手。欧洲的心脏地带被喜怒无常、心态保守的君主国（俄、德、奥匈、意）宰制。没有自由主义政府作为安全阀，这些政权惴惴不安地看待当时的新政局、新文化、新作风。誓言废除君主制的社会主义党，一九〇六年成为德国国会里的最大党，促使至少一名德国将领呼吁打“一场痛快的战争以终结到处可见的混乱”。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境内的保守派持类似看法，英国、法国的保守派亦然。战争将使当权者可以名正言顺戒严、痛击工会、镇压“颠覆性”政党；也将强化国家战力，扫除社会中的废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爱国精神。对于这场隐隐然即将降临的惨烈战争，最后将造成一千六百万人死亡、两千一百万人受伤的战争，他们竟如此天真以对，至今仍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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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涂炭生灵之战争的爆发，奥匈帝国扮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色。如今常有人主张，由于盟友奥匈帝国的虚弱，德国才刻意且吊诡地加速这场战争的爆发。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两种角色的丘吉尔，指出此荒谬而危险的状态，即“欧洲的荣耀与安全竟系于其最薄弱的环节上”[1]。身处于现代“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正逐渐解体。奥匈帝国是个基本上属封建性质的大国，有十余个民族生存其上的帝国版图，乃是十六世纪时拙劣拼凑而成，然后受到想建立联邦、自治或独立的辖下诸民族攻击，这帝国踉踉跄跄走进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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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奥匈帝国未来发展的不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丘吉尔则在其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历史的著作中，称这可能是唯一原因：“这一恶性且致命的衰退，使人类的和平与文明取决于交替肆虐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解体过程和短暂复苏时期。”[2]一九〇五与一九一一年德国人为摩洛哥问题几乎与法国、英国开战，却见到奥地利人最后临阵退缩，于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爆发时，德国人把这视为在这君主国还未因其内部分裂对立而垮掉时，或尚未遭周遭的泛斯拉夫强权俄国、塞尔维亚吞并前，使奥匈帝国振衰起敝的最后和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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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谈奥匈帝国一蹶不振的衰退和此衰退对欧洲文明的冲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体上遭史学界忽略的一个区块。大部分史学家都提到奥匈帝国的衰弱，但未深究其衰落。还有些史学家将奥匈帝国视为不折不扣的强权来分析其军事关系与对外关系，好似任何不寻常之处都是本该如此。本书说明奥匈帝国在一八六六年打了（且输了）它最后一场欧洲大战后几十年的衰落，阐述它如何踉踉跄跄走过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那关键数年，借此填补这块遭冷落的区域。在那关键数年里，巴尔干半岛骚动不安，维也纳观望、犹疑、再观望，然后疯狂跳入一场没有胜算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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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奥匈帝国决定加入这场战争已够鲁莽，那么该帝国一九一四年的攻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里另一个受史学界冷落的区块），则更为鲁莽，且是该帝国所做出最为冒进的举动。一九一四年奥匈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之举早已规划多年，而其一塌糊涂的惨败，则坐实了战前还只是在怀疑层次的奥匈之无能。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塞尔维亚、俄罗斯的战事，确立了此后直至一战结束的格局：过度扩张的德国、忙得喘不过气的俄国、高举双手而斗志全消的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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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是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上，也起了同样关键的作用。一九一四年的作战计划，十年前就已确立。德国要以气势万钧、攻击侧翼的“右勾拳”穿越比利时消灭法、英军队（施里芬计划的第一阶段），奥地利则要又快又有效率地动员部署于波兰南部与乌克兰西部（哈布斯堡王朝名之为加利西亚的边境地带）的四个奥匈野战集团军，发动凶狠的正面攻击，以削弱、破坏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六百万大军）。这一计划指望奥地利的行动挡住行动缓慢的俄国人，为德国打赢西部战线争取时间，然后搞定西部战线的德国挥师三百万向东，与两百万奥地利军队联手，和俄国决一死战。制定计划者认为俄国撑不过这波攻击。俄军兵力庞大，但受制于教育水平低和从外套、靴子、药物到步枪、炮弹等所有物资的短缺，战力有限。塞尔维亚人则被认为不值一虑。奥匈帝国军队将以八个师组成的“最小巴尔干兵团”（Minimal Balkan Group）挡住他们，另外四十个师则对付俄军。解决俄军之后，奥匈才会动手击败贝尔格莱德，将其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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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何未能在西线获胜，我们知之甚明。有多部探讨马恩河（Marne）战役、伊普尔（Ypres）战役的书籍，还有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设计并督导德国作战计划之落实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施里芬计划和其运用的分析，告诉了我们原因。但一九一四年东部战场是怎样的情况？对那里的战事，我们的了解非常粗浅。仍抱着大国身份不放的奥地利，派了二十个师（而非八个师）攻打塞尔维亚，为何仍落败？东部战线与俄军的交手是什么样的情况？历史著作谈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奥匈帝国在克拉希尼克（Krásnik）和科马鲁夫振奋人心的大捷，但接下来，在下一页，就令人一头雾水地描写奥地利人从这两地慌乱的撤退，把波兰和乌克兰全留给俄国人，并要求德国派大军来救，从而使德国人打赢西部战线的任何希望注定成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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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焦虑不安于自己大国地位的没落，且不肯面对现实，仍装出大国的身段。这两种特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之一，也是其战败的根源。一战随着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遭开枪暗杀而揭开序幕。但这一暗杀原本不该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何会引爆一战，不只与德国的侵略心态大有关系，也与奥匈帝国在一战期间明显可见的那种愚蠢行事大有关系。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拟好立场刻意强硬而将使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最后通牒时，奥地利军方完全未针对开战做任何准备。事实上，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正炽时，奥地利的将领和政治家在度假——为国家受伤害而愤慨不已的大国领导人竟还能悠哉度假——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在维也纳的驱策下抱着同样松散的心态出征，派出一支在运输工具、火炮、炮弹、机枪、步枪、战术等各个重要方面都不堪一击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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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领导人才的不足，至少是同样严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有着慈爱的眼神和羊排络腮胡，乃今日奥地利观光业的宠儿，但在一九一四年却是个恶性十足的人物。这位皇帝虽不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在其小说《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中所说的那么老迈昏庸（“让两个奶妈一天喂奶三次，糊涂得大概不知道正有战争在打”），却有多年处于惊人的衰老状态。他洋洋自得地霸着皇位，不肯让作为皇储的他那五十岁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接位，却又不愿善尽皇帝的职责。在一九一四年前的那些年里，哈布斯堡君主国走到每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时，这个昏聩的老人都使这个君主国困在路中央，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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