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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必然要从维也纳开始。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里点燃，然后往四面八方扩散。这场惨绝人寰之战争的远因、近因，都可归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观和其难以驾驭的中欧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公认是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遭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暗杀后爆发的七月危机。奥匈帝国怀疑有俄国当靠山的塞尔维亚政府是这一暗杀阴谋的帮凶，在此一猜疑的推波助澜下，紧张情势于七月节节升高，终于在八月爆发战争。一战的远因包括帝国主义——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对以亚洲和非洲境内为主的新市场、原材料、海军基地的争夺；另一个远因是相抗衡之同盟体系的存在——英法俄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的三国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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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盟体系本身就充满危险因子，一旦配上侵略性的战争计划、靠强制征兵建立的大军、现代军备（无畏级战舰、急射野战炮、高爆弹、机枪），危险性更暴增。事实上，始于一八九〇年代的欧洲军备竞赛，也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力推手。一九〇五年，德国出炉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以迅速动员德国、奥匈帝国军队用于攻势作战，并招来法国、俄国推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战争计划作为响应。一八九〇年代即开始的陆海强大军事工程，赋予这些计划坚实的武力后盾，使本已诡谲凶险的一九一四年更为诡谲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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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弥漫欧洲的普遍反动心态，也是一战爆发的推手。欧洲的心脏地带被喜怒无常、心态保守的君主国（俄、德、奥匈、意）宰制。没有自由主义政府作为安全阀，这些政权惴惴不安地看待当时的新政局、新文化、新作风。誓言废除君主制的社会主义党，一九〇六年成为德国国会里的最大党，促使至少一名德国将领呼吁打“一场痛快的战争以终结到处可见的混乱”。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境内的保守派持类似看法，英国、法国的保守派亦然。战争将使当权者可以名正言顺戒严、痛击工会、镇压“颠覆性”政党；也将强化国家战力，扫除社会中的废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爱国精神。对于这场隐隐然即将降临的惨烈战争，最后将造成一千六百万人死亡、两千一百万人受伤的战争，他们竟如此天真以对，至今仍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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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涂炭生灵之战争的爆发，奥匈帝国扮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色。如今常有人主张，由于盟友奥匈帝国的虚弱，德国才刻意且吊诡地加速这场战争的爆发。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两种角色的丘吉尔，指出此荒谬而危险的状态，即“欧洲的荣耀与安全竟系于其最薄弱的环节上”[1]。身处于现代“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正逐渐解体。奥匈帝国是个基本上属封建性质的大国，有十余个民族生存其上的帝国版图，乃是十六世纪时拙劣拼凑而成，然后受到想建立联邦、自治或独立的辖下诸民族攻击，这帝国踉踉跄跄走进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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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奥匈帝国未来发展的不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丘吉尔则在其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历史的著作中，称这可能是唯一原因：“这一恶性且致命的衰退，使人类的和平与文明取决于交替肆虐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解体过程和短暂复苏时期。”[2]一九〇五与一九一一年德国人为摩洛哥问题几乎与法国、英国开战，却见到奥地利人最后临阵退缩，于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爆发时，德国人把这视为在这君主国还未因其内部分裂对立而垮掉时，或尚未遭周遭的泛斯拉夫强权俄国、塞尔维亚吞并前，使奥匈帝国振衰起敝的最后和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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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谈奥匈帝国一蹶不振的衰退和此衰退对欧洲文明的冲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体上遭史学界忽略的一个区块。大部分史学家都提到奥匈帝国的衰弱，但未深究其衰落。还有些史学家将奥匈帝国视为不折不扣的强权来分析其军事关系与对外关系，好似任何不寻常之处都是本该如此。本书说明奥匈帝国在一八六六年打了（且输了）它最后一场欧洲大战后几十年的衰落，阐述它如何踉踉跄跄走过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那关键数年，借此填补这块遭冷落的区域。在那关键数年里，巴尔干半岛骚动不安，维也纳观望、犹疑、再观望，然后疯狂跳入一场没有胜算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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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奥匈帝国决定加入这场战争已够鲁莽，那么该帝国一九一四年的攻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里另一个受史学界冷落的区块），则更为鲁莽，且是该帝国所做出最为冒进的举动。一九一四年奥匈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之举早已规划多年，而其一塌糊涂的惨败，则坐实了战前还只是在怀疑层次的奥匈之无能。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塞尔维亚、俄罗斯的战事，确立了此后直至一战结束的格局：过度扩张的德国、忙得喘不过气的俄国、高举双手而斗志全消的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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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是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上，也起了同样关键的作用。一九一四年的作战计划，十年前就已确立。德国要以气势万钧、攻击侧翼的“右勾拳”穿越比利时消灭法、英军队（施里芬计划的第一阶段），奥地利则要又快又有效率地动员部署于波兰南部与乌克兰西部（哈布斯堡王朝名之为加利西亚的边境地带）的四个奥匈野战集团军，发动凶狠的正面攻击，以削弱、破坏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六百万大军）。这一计划指望奥地利的行动挡住行动缓慢的俄国人，为德国打赢西部战线争取时间，然后搞定西部战线的德国挥师三百万向东，与两百万奥地利军队联手，和俄国决一死战。制定计划者认为俄国撑不过这波攻击。俄军兵力庞大，但受制于教育水平低和从外套、靴子、药物到步枪、炮弹等所有物资的短缺，战力有限。塞尔维亚人则被认为不值一虑。奥匈帝国军队将以八个师组成的“最小巴尔干兵团”（Minimal Balkan Group）挡住他们，另外四十个师则对付俄军。解决俄军之后，奥匈才会动手击败贝尔格莱德，将其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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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何未能在西线获胜，我们知之甚明。有多部探讨马恩河（Marne）战役、伊普尔（Ypres）战役的书籍，还有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设计并督导德国作战计划之落实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施里芬计划和其运用的分析，告诉了我们原因。但一九一四年东部战场是怎样的情况？对那里的战事，我们的了解非常粗浅。仍抱着大国身份不放的奥地利，派了二十个师（而非八个师）攻打塞尔维亚，为何仍落败？东部战线与俄军的交手是什么样的情况？历史著作谈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奥匈帝国在克拉希尼克（Krásnik）和科马鲁夫振奋人心的大捷，但接下来，在下一页，就令人一头雾水地描写奥地利人从这两地慌乱的撤退，把波兰和乌克兰全留给俄国人，并要求德国派大军来救，从而使德国人打赢西部战线的任何希望注定成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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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焦虑不安于自己大国地位的没落，且不肯面对现实，仍装出大国的身段。这两种特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之一，也是其战败的根源。一战随着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遭开枪暗杀而揭开序幕。但这一暗杀原本不该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何会引爆一战，不只与德国的侵略心态大有关系，也与奥匈帝国在一战期间明显可见的那种愚蠢行事大有关系。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拟好立场刻意强硬而将使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最后通牒时，奥地利军方完全未针对开战做任何准备。事实上，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正炽时，奥地利的将领和政治家在度假——为国家受伤害而愤慨不已的大国领导人竟还能悠哉度假——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在维也纳的驱策下抱着同样松散的心态出征，派出一支在运输工具、火炮、炮弹、机枪、步枪、战术等各个重要方面都不堪一击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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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领导人才的不足，至少是同样严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有着慈爱的眼神和羊排络腮胡，乃今日奥地利观光业的宠儿，但在一九一四年却是个恶性十足的人物。这位皇帝虽不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在其小说《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中所说的那么老迈昏庸（“让两个奶妈一天喂奶三次，糊涂得大概不知道正有战争在打”），却有多年处于惊人的衰老状态。他洋洋自得地霸着皇位，不肯让作为皇储的他那五十岁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接位，却又不愿善尽皇帝的职责。在一九一四年前的那些年里，哈布斯堡君主国走到每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时，这个昏聩的老人都使这个君主国困在路中央，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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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这位八十四岁的老皇帝，六十一岁的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是“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一员。康拉德被视为杰出战略家，并被认为若他日后碰上大而笨拙的俄罗斯，还有塞尔维亚，都将克敌制胜，但结果并非如此。他的实际表现为何和外界期望背道而驰，乃是另一个有趣且受冷落的故事。因为康拉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部战场单调乏味，毫无精彩可言。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宽松标准来看，他的领导统御和决策都糟得离谱，几星期内就毁掉了奥匈帝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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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不成器，也拖垮其盟邦德国。不管德国曾对打赢这场大战抱有什么希望，这希望都随着一九一四年奥地利颜面尽失的惨败而破灭。奥地利那几场败仗留下焖烧的土地——敌我争夺的波兰、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加重了德国的负担，使德国欲在任何重要的战线上赢得胜利，都变得更为困难。若在战争初启时，奥匈帝国的战场表现得不这么糟，即使只是尚可，德国在这点上都会轻松许多。本书为一场通常被人从西边视角来看的战争增添了东边的面貌，有助于说明维也纳和柏林为何落入没有胜算的消耗战，终至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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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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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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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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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哪个帝国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将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的强大的奥地利帝国，一八六六年却败于普奥战争。在遭实力劣于自己的德国彻底击溃前夕，奥地利还让外界觉得几乎是所向无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欧洲的第二大帝国（仅次于俄罗斯），辖有出身、民族身份各异的多种族群。多年来，哈布斯堡王朝还主宰德意志邦联（German Federation）。这是由三十六个独立邦国组成的联盟，版图从北边的新教普鲁士延伸到南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且靠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结合在一块。在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为共主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当普鲁士意图除掉邦联的盟主，在觊觎奥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最后据点的意大利支持下，夺取邦联的领导权时，奥地利即集结效忠于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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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认为奥地利会败。专家，例如在转攻经济之前靠写军事评论为生的恩格斯，都预料奥地利会胜。奥地利军队的不禁打，让战场记者瞠目结舌。奥地利人看着他们一度壮盛的军队七月败于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着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解散奥地利所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将邦联的大部分邦国并入普鲁士名下，准备围攻维也纳，奥军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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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六年之败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之大，不容一笔带过。“奥地利构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体制的安排（包括民族国家）下得其所哉一样——就此整个灰飞烟灭。自一七九〇年代法国大革命以来，维也纳一直在对大势所趋的民族国家走向做无望取胜的顽抗。法国大革命把意大利、波兰之类原本遭外来大国（包括奥地利）瓜分、占领的民族，组合为由自己民族当家做主的新国家。为拿破仑战争画下句点的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将这些新民族国家，包括意大利王国和华沙公国，交回给奥地利、普鲁士或俄罗斯统治。此后，维也纳把辖下任何民族脱离其帝国的举动——德意志人投入德国怀抱、意大利人投入意大利怀抱或匈牙利人投入匈牙利怀抱——都视为危及奥地利存亡和统治正当性的叛国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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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解体之虞，使一八六六年的战败变得凶险。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威信，大部分来自其控制意大利大港威尼斯和其腹地以及其身为德意志邦联盟主的身份。位于意大利的这个异国据点和勤奋的德意志民族属地，为奥地利的多民族性格提供了保证。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在这里守住，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守住。威尼西亚（Venetia）一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一八六六），德意志诸邦一落入普鲁士（一八七一年改名德意志）之手，这位奥地利皇帝即不得不退而倚赖帝国辖下以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为居民主体的诸州（crown lands），而在日益标榜民族主体性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些州未来绝对会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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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奥地利辖下诸民族（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及其他六个民族），更强烈质疑“奥地利构想”。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自忖道，“我出生时是德意志人，但现在还是吗？”在国界另一头已出现一个德意志大国时，一小群德意志人还有必要留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吗？德奥合并之说——将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力推动、最终受到唾弃的目标——这时已开始发酵。在中欧东部、其他非德意志的诸民族里，对自我身份的省思同样深刻。奥地利要这些民族放弃独立和民族发展，换取在德裔奥地利人的指导下，合并于某奥地利官员所谓的“民族的平底锅”里。但平底锅在柯尼希格雷茨付之一炬，鉴于奥地利战败和国力衰退，各个小民族开始重新思考未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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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匈牙利人在重新思考未来之路时，想法最为大胆。匈牙利的最大族群马扎尔人是突厥语族，九世纪时与匈奴人一起骑马离开乌拉尔山脉，定居于多瑙河中游平原。身处于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居多的土地上，马扎尔人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时，眼见奥地利衰弱，他们开始趁机扩大势力。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匈牙利的政界领袖出现于维也纳，强烈要求三十六岁的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一桩浮士德似的交易：只要他承认匈牙利王国的存在，晚至一八四八年仍起事反抗维也纳统治的匈牙利，将会尽释前嫌，倾其庞大人力（匈牙利王国除了有马扎尔人，还有人数较少的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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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生性拘谨审慎，不爱睡他皇宫中的羽毛褥垫，反倒睡在铁制行军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暂）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妇，然后埋头处理他德语官员呈上来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丽莎白，极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样，都想摆脱她丈夫的掌控。在伊丽莎白的推动下，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长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劝他这么做。博伊斯特是萨克森侨民，对奥地利历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时兼任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极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认为速速解决匈牙利问题，将使其他问题跟着一并解决：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们会管好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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