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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何未能在西线获胜，我们知之甚明。有多部探讨马恩河（Marne）战役、伊普尔（Ypres）战役的书籍，还有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设计并督导德国作战计划之落实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施里芬计划和其运用的分析，告诉了我们原因。但一九一四年东部战场是怎样的情况？对那里的战事，我们的了解非常粗浅。仍抱着大国身份不放的奥地利，派了二十个师（而非八个师）攻打塞尔维亚，为何仍落败？东部战线与俄军的交手是什么样的情况？历史著作谈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奥匈帝国在克拉希尼克（Krásnik）和科马鲁夫振奋人心的大捷，但接下来，在下一页，就令人一头雾水地描写奥地利人从这两地慌乱的撤退，把波兰和乌克兰全留给俄国人，并要求德国派大军来救，从而使德国人打赢西部战线的任何希望注定成为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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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焦虑不安于自己大国地位的没落，且不肯面对现实，仍装出大国的身段。这两种特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之一，也是其战败的根源。一战随着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遭开枪暗杀而揭开序幕。但这一暗杀原本不该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何会引爆一战，不只与德国的侵略心态大有关系，也与奥匈帝国在一战期间明显可见的那种愚蠢行事大有关系。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拟好立场刻意强硬而将使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最后通牒时，奥地利军方完全未针对开战做任何准备。事实上，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正炽时，奥地利的将领和政治家在度假——为国家受伤害而愤慨不已的大国领导人竟还能悠哉度假——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在维也纳的驱策下抱着同样松散的心态出征，派出一支在运输工具、火炮、炮弹、机枪、步枪、战术等各个重要方面都不堪一击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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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领导人才的不足，至少是同样严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有着慈爱的眼神和羊排络腮胡，乃今日奥地利观光业的宠儿，但在一九一四年却是个恶性十足的人物。这位皇帝虽不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在其小说《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中所说的那么老迈昏庸（“让两个奶妈一天喂奶三次，糊涂得大概不知道正有战争在打”），却有多年处于惊人的衰老状态。他洋洋自得地霸着皇位，不肯让作为皇储的他那五十岁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接位，却又不愿善尽皇帝的职责。在一九一四年前的那些年里，哈布斯堡君主国走到每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时，这个昏聩的老人都使这个君主国困在路中央，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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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这位八十四岁的老皇帝，六十一岁的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是“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一员。康拉德被视为杰出战略家，并被认为若他日后碰上大而笨拙的俄罗斯，还有塞尔维亚，都将克敌制胜，但结果并非如此。他的实际表现为何和外界期望背道而驰，乃是另一个有趣且受冷落的故事。因为康拉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部战场单调乏味，毫无精彩可言。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宽松标准来看，他的领导统御和决策都糟得离谱，几星期内就毁掉了奥匈帝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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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不成器，也拖垮其盟邦德国。不管德国曾对打赢这场大战抱有什么希望，这希望都随着一九一四年奥地利颜面尽失的惨败而破灭。奥地利那几场败仗留下焖烧的土地——敌我争夺的波兰、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加重了德国的负担，使德国欲在任何重要的战线上赢得胜利，都变得更为困难。若在战争初启时，奥匈帝国的战场表现得不这么糟，即使只是尚可，德国在这点上都会轻松许多。本书为一场通常被人从西边视角来看的战争增添了东边的面貌，有助于说明维也纳和柏林为何落入没有胜算的消耗战，终至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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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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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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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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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哪个帝国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将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的强大的奥地利帝国，一八六六年却败于普奥战争。在遭实力劣于自己的德国彻底击溃前夕，奥地利还让外界觉得几乎是所向无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欧洲的第二大帝国（仅次于俄罗斯），辖有出身、民族身份各异的多种族群。多年来，哈布斯堡王朝还主宰德意志邦联（German Federation）。这是由三十六个独立邦国组成的联盟，版图从北边的新教普鲁士延伸到南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且靠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结合在一块。在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为共主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当普鲁士意图除掉邦联的盟主，在觊觎奥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最后据点的意大利支持下，夺取邦联的领导权时，奥地利即集结效忠于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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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认为奥地利会败。专家，例如在转攻经济之前靠写军事评论为生的恩格斯，都预料奥地利会胜。奥地利军队的不禁打，让战场记者瞠目结舌。奥地利人看着他们一度壮盛的军队七月败于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着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解散奥地利所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将邦联的大部分邦国并入普鲁士名下，准备围攻维也纳，奥军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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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六年之败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之大，不容一笔带过。“奥地利构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体制的安排（包括民族国家）下得其所哉一样——就此整个灰飞烟灭。自一七九〇年代法国大革命以来，维也纳一直在对大势所趋的民族国家走向做无望取胜的顽抗。法国大革命把意大利、波兰之类原本遭外来大国（包括奥地利）瓜分、占领的民族，组合为由自己民族当家做主的新国家。为拿破仑战争画下句点的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将这些新民族国家，包括意大利王国和华沙公国，交回给奥地利、普鲁士或俄罗斯统治。此后，维也纳把辖下任何民族脱离其帝国的举动——德意志人投入德国怀抱、意大利人投入意大利怀抱或匈牙利人投入匈牙利怀抱——都视为危及奥地利存亡和统治正当性的叛国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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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解体之虞，使一八六六年的战败变得凶险。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威信，大部分来自其控制意大利大港威尼斯和其腹地以及其身为德意志邦联盟主的身份。位于意大利的这个异国据点和勤奋的德意志民族属地，为奥地利的多民族性格提供了保证。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在这里守住，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守住。威尼西亚（Venetia）一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一八六六），德意志诸邦一落入普鲁士（一八七一年改名德意志）之手，这位奥地利皇帝即不得不退而倚赖帝国辖下以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为居民主体的诸州（crown lands），而在日益标榜民族主体性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些州未来绝对会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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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奥地利辖下诸民族（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及其他六个民族），更强烈质疑“奥地利构想”。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自忖道，“我出生时是德意志人，但现在还是吗？”在国界另一头已出现一个德意志大国时，一小群德意志人还有必要留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吗？德奥合并之说——将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力推动、最终受到唾弃的目标——这时已开始发酵。在中欧东部、其他非德意志的诸民族里，对自我身份的省思同样深刻。奥地利要这些民族放弃独立和民族发展，换取在德裔奥地利人的指导下，合并于某奥地利官员所谓的“民族的平底锅”里。但平底锅在柯尼希格雷茨付之一炬，鉴于奥地利战败和国力衰退，各个小民族开始重新思考未来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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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匈牙利人在重新思考未来之路时，想法最为大胆。匈牙利的最大族群马扎尔人是突厥语族，九世纪时与匈奴人一起骑马离开乌拉尔山脉，定居于多瑙河中游平原。身处于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居多的土地上，马扎尔人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时，眼见奥地利衰弱，他们开始趁机扩大势力。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匈牙利的政界领袖出现于维也纳，强烈要求三十六岁的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一桩浮士德似的交易：只要他承认匈牙利王国的存在，晚至一八四八年仍起事反抗维也纳统治的匈牙利，将会尽释前嫌，倾其庞大人力（匈牙利王国除了有马扎尔人，还有人数较少的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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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生性拘谨审慎，不爱睡他皇宫中的羽毛褥垫，反倒睡在铁制行军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暂）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妇，然后埋头处理他德语官员呈上来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丽莎白，极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样，都想摆脱她丈夫的掌控。在伊丽莎白的推动下，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长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劝他这么做。博伊斯特是萨克森侨民，对奥地利历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时兼任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极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认为速速解决匈牙利问题，将使其他问题跟着一并解决：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们会管好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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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惊讶于哈布斯堡如此积极地讨好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虽然声称人数众多，但只占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七分之一，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尽可以一笑置之。但一八六六年战败后，弗朗茨·约瑟夫想尽快解决问题，且认为同意帝国治理的二元化——两个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两种“国民”（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两个君主（由他兼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可确保君主国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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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理论上看，从奥地利创造出奥匈帝国，有其道理存在。匈牙利人将不再寻求脱离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将他们的心力用于压制想脱离君主国者。将帝国分割为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和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两者以蜿蜒流经维也纳与匈牙利肖普朗城（Sopron）之间的浑浊的莱塔河（Leitha River）为界——是把东边的民族问题转包给匈牙利人处理，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君主国的民族问题，以让德裔奥地利人可在“二元”制度下专心治理西边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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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理问题的手段较温和的德裔奥地利人，因为优柔寡断而比较不会蛮干，但匈牙利人则是强硬、坚决、蛮干到底。一八六七年达成折中方案，创造出奥匈帝国后，匈牙利人大力推动强硬的“马扎尔化”运动。他们的民族平底锅只有一道口味：红灯笼辣椒。德意志人把“国民”标签视为只是让他们得以顺理成章要求内莱塔尼亚的斯拉夫人用德语与哈布斯堡官员打交道，进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则把他们的“国民”身份，视为可放手消灭外莱塔尼亚其他民族的通行证：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将被禁止上他们的教堂、受他们的学校教育、讲他们的语言、维持他们的文化，借此“剥夺掉这些人的民族身份”。在匈牙利王国境内将弗朗茨·约瑟夫称作“皇帝”，等于犯了叛国罪，最好是称之为“国王”；不然，“君主”、“最高统治者”，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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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这位法国人论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对匈牙利官方来说，在匈牙利，其他民族连存在都谈不上。”这样的民族傲慢自然只得到敢怒不敢言的顺服。“面对这一内部的民族消灭运动，这里的非匈牙利人只能噤声，一动不动，尽管他们占人口多数！”这位法国人如此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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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亟欲为其衰老的帝国找到振奋人心的新使命，不久就开始为一八六七年的大让步懊悔。[2]由于匈牙利的自由党党员把东奥地利境内抗拒马扎尔化的神父、领袖、作家或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入狱，导致折中方案不但未缓和，反倒激化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民族对立。自一八六七年宣布“斯拉夫人做不好治理工作，得受统治”之后，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和此后直至一九一八年为止的历任首相，都以铁腕手段贯彻对斯拉夫人的统治。[3]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已有数百万奥匈帝国人民要移民美国，而留下未走的人，则把生路寄托在奥匈帝国境外——斯拉夫人寄望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人寄望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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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方案的初衷乃是为了解决奥地利的问题，结果反倒使一八六六年恶劣的战略处境更为恶化，因为已遭外敌环伺的奥地利，这时多了个难以根除的内敌。到了一九〇〇年，已有哈布斯堡官员把匈牙利称作“内敌”。一九〇五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侄子暨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已在秘密计划入侵匈牙利，关闭匈国议会，将匈牙利人重新纳入维也纳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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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匈牙利不是易事。直至一八六七年为止，奥地利帝国都依照历来军人不驻在本籍的方式，将匈牙利团部署于帝国各地，借此淡化民族情感，防止布达佩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折中方案赋予匈牙利人自建军队——地方防卫军——的权力。严格来讲，匈牙利的地方防卫军只是和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差不多的国民警卫队，而且匈牙利人仍得向奥匈帝国以德语为指挥语言、德意志文化挂帅的“皇帝与国王”联军，提供数个团的强征入伍兵。但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从未明确规定拨予帝国正规军和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强征入伍兵比例，于是，一八六七年后的几十年里，匈牙利议会趁机壮大说匈牙利语的地方防卫军兵力，让说德语的军队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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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陆军部想把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新兵调入帝国正规军，且提出完全合理的理由——每一年从莱塔河以东招募的兵员，不到四成五是匈牙利人——但遭到匈牙利议会不断阻挠。[4]奥匈帝国预算得经奥地利、匈牙利两国议会批准，因此匈牙利人常常削减或否决会壮大或使正规军现代化的军费，因为他们把正规军——受德意志人训练、可能入侵匈牙利、撕毁折中方案的“马木留克人”（Mamelukes，“奴隶兵”）——视为威胁。匈牙利人不以让联军经费断炊为满足，还打算摧毁其士气；布达佩斯的政治人物要求展开一次有计划且持续不断的行动，以“将正规军中的匈牙利裔成员民族化”，也就是使他们脱离德意志指挥体系和德意志文化，使他们讲匈牙利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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