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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匈牙利人九世纪就从中亚移居至此，说着独特语言马扎尔语，孤处于与己大不相同的诸民族之间。他们始终没有安全感，担心遭德意志人支配或遭斯拉夫人吞没。这使匈牙利人产生霸道心态，决意把周遭的人全“马扎尔化”，以壮大他们的小族群，消弭族群竞争。首当其冲者是奥地利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有三百多万人（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与匈牙利人一起居住于喀尔巴阡山盆地，匈牙利人不断逼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改说马扎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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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漫步于霍夫堡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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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若有强有力的领导阶层且行事公正，或许能缓和这些问题，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始终予人软弱、敷衍的印象。他唯一一次御驾亲征，是一八五九年攻打法国人，战败收场，然后，在下一场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法战争，他把兵权交给一位看起来能征善战结果是个庸才的将领，于是再败。这使弗朗茨·约瑟夫变得悲观，失去自信。他不想听不中听的话，不想让需要做出棘手抉择的问题缠身，于是一八六六年后他身边全是一些受他信任的唯唯诺诺之徒和愚忠之人，例如效力他已久的朋友暨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Friedrich Beck）将军。这群人执行皇帝唯一不变的政策，即推迟问题，但绝不解决问题。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他们是“奇怪的一个小集团，古代的一帮幸存者，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作风，坚贞不移”，但与时代脱节得可悲。[2]为防哪个人试图与现代搭上线，弗朗茨·约瑟夫不给他们有此机会：他要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的哈布斯堡王廷施行欧洲最严格死板的礼仪，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除非皇帝先找那人谈话。“那就像没有音乐的音乐喜剧，”有位美国旅人论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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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九年对法之战和一八六六年对普鲁士之战，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地位。在那之前，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国，与英格兰、法国、俄国并列四强，比普鲁士或意大利还要强大。但在这两场战争中，奥地利将领白白浪费掉机会，仗仗皆输。自此，这个君主国虽不至于成为世人的笑柄，却也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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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九年的战败，激励维也纳深刻自省弊病。弗朗茨·约瑟夫的信心动摇。他首度同意成立议会，即一八六〇年的帝国议会，然后拿不定该采取哪种政体。在一八六〇年代，奥地利开始认真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该给国内的非德裔民族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程度的代议民主），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奥国才摆脱这问题的缠扰。其处理方法之一，乃是“集权”，即由首都将帝国权力一把抓，并透过一高压的说德语的行政系统在各省贯彻帝国权力。另一个方法是建立“联邦”，即放宽皇帝和首都官员对地方的控制，让各省以本地人、本地语言管理自己。在一八六〇年代，这大体上意味着不只透过贵族——即这一君主国的“百户”，例如奥地利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氏族、匈牙利的埃斯特哈吉家族（Esterházys）、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s）——来治理，还透过地方议会和各地的民族社团（包括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人）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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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皇帝和其统治集团在联邦、集权两种方法之间焦虑不安地摆荡，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权之路引发非德意志民族的众怒。在工业化、自由主义发端的近代，要透过贵族施行联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过“青年捷克党”（Young Czechs）之类的中产阶级民族社团来施行联邦制，必然导致地方脱离自立和解体。在奥匈帝国的十七个主要地区中，只有六个地区由单一民族组成；其他地区都是潜伏着民族冲突的火药库，例如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为语言、就业、地位的问题在城镇、乡村互斗。[4]弗朗茨·约瑟夫三十岁时（他活到八十六岁且至死才退位），奥地利就已无法运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飞不起来且行动太迟缓、太无自卫能力而无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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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立即注意到这点。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麦说“中欧不再容许两强并立”之时起，他就看奥地利很不顺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头对准弗朗茨·约瑟夫，要求自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即由维也纳宽松领导的德意志诸邦改奉普鲁士为主子。弗朗茨·约瑟夫以其一贯乱无章法的作风，权衡妥协开战的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开战以“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他不够深谋远虑，总是为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战，而非为具体可见的利益而战——一九一四年时他又这么干。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时，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若以战争之外的手段来保住颜面，会远更符合帝国的利益，将既能保住奥地利的大国身份，同时又能免除两个历来交好之国的毁灭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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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将军的普鲁士陆军，一八六六年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奥地利，在几次交手中连连击败奥地利陆军，并于七月三日在波希米亚易北河边的柯尼希格雷茨要塞，打出最辉煌的战果。普军挺进波希米亚时，一支意大利军队入侵威尼西亚，拿下该省，兵威逼近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输得一塌糊涂：开战前，奥国外交官未能以让步打消普鲁士或意大利的进攻；开战后，奥国将领未能抓住良机打赢两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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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反拿破仑阵营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败，其震撼无疑如石破天惊。罗马教廷外长听到普军在柯尼希格雷茨大胜、奥军溃败的消息，惊讶地说道：“世界垮了。”此后的政局发展更令人震惊。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议院议员演说时，说出了欧洲其他地区人民的心声，判定俾斯麦将把三十六个德意志邦国一统于普鲁士统治之下，“彻底打破了均势”，并说此举如同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比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大。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成立了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工业、剧增的人口被单一强权所把持。随着那些资源突然落入普鲁士之手，欧陆的均势彻底翻转。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强权，一统了俄国与法国之间原本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决意大展身手，让世人刮目相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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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强权更努力解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哪个外交传统未遭扫除，”迪斯累利于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后严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势力，新且未知的东西，有待处理的危险。”但新世局不利于奥地利。随着其他强权认知到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败和其不知为何未能插手普法战争借以收复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义，维也纳在国际上长久享有的尊重渐渐消失。有位奥地利将领低声说，“我们已沦落到和土耳其同级”，证实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一对欧洲病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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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使馆在评估过一八七八年奥匈帝国的情况后，推断只有维也纳、格拉茨两地周边的地区仍属“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区”。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围——匈牙利为马扎尔人所包围，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人所包围，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为克罗地亚人所包围，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为斯洛文尼亚人所包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捷克人所包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法国人论道，在“由诸民族像镶嵌画拼接成”的奥匈帝国里，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奥地利境内唯一可靠的族群”。在俄国，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和集体迫害，而在奥地利，犹太人则受到较大的包容，是奥匈帝国里少数几个积极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七八年记载道：“他们的人口在东方成长的速度，远大于其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下应有的速度，且透过放高利贷掠夺广大农民；在城市，他们控制报业、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银行。”犹太人在乡村放款和在城里经商有成，在奥地利境内激起俄国式反犹浪潮，但还未满五十岁的奥匈皇帝并不怎么把他最忠贞的子民受到的攻击放在心上。法国人写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爱，为人却乏善可陈；他没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间摆荡；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谁的信任，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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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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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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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上看，哈布斯堡陆军也试图效仿普鲁士。奥地利的规划人员扬弃突击战术（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火力撕碎的连纵队密集队形冲锋战术），换成普鲁士的火力战术。一八七五年受邀至特鲁特诺夫（Trautenau）古战场参观奥地利军事演习的一位法国军官报告道，奥地利教官以如下讲话为演习开场：“大家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的事；我们的任务乃是清除并永远忘掉让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却只得到些许成就的那些观点和战术。我们用散开的单位，速射的火力，取代那些老办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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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战法无懈可击，但却从未真正施行。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他相信为他效命甚久的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的意见，批准大体上流于形式的演习。一八六六年后，他有多年时间公开拥护他的骑兵队（陆军中最后一块只有贵族能参与的领域），对于一八六六年他最能干的骑兵队队长利奥波德·埃德尔斯海姆（Leopold Edelsheim）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作为，一律反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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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这位皇帝的作为同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解决一八六六年战败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与国内最难缠的对手匈牙利人，坐下来谈，提出了匈牙利人千载难逢的好交易。他提议，只要匈牙利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愿把五成二的奥地利领土和四成的奥地利人口，交给只占这君主国人口一成九的匈牙利人掌管。作为只占有这一半奥地利领土的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只需负担帝国中央政府税收的三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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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于一八六七年实质上脱离了一元化的奥地利帝国，在外莱塔尼亚重振将与维也纳没有直接关联的“匈牙利王国”。根据这位奥地利皇帝的实际头衔，他是匈牙利国王（也是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国王），但在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之前，这些头衔始终被视为百分之百的虚衔，因为它们名下的领土只是省份，而非王国。但这时这位皇帝则不得不认识到，匈牙利王位比其他王位都重要，连奥地利王位都比不上。布达佩斯能向维也纳提出各种要求，但维也纳不得向布达佩斯提出任何要求。自一五二六年维也纳取得匈牙利这块领土开始，奥皇就是匈牙利国王，属于他名下的奥地利建筑和固定物，一直都以k.k.这一缩写来表明为他所有。k.k.为kaiserlich königlich的首字母组合词，意为皇帝暨国王的。但这局面不再：一八八九年，匈牙利人要求在两个k之间加上一个u（“和”），使两k不再如胶似漆地紧挨在一块。匈牙利人认为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皇帝的和国王的），比kaiserlich königlich，更彰显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分隔，更合他们的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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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样的枝微末节都要这么讲究区分，令维也纳大为惊骇。这位皇帝原以为透过一八六七年的折中方案，他已用匈牙利的自治换取到统一的奥地利大国，以为让匈牙利人在其内政上完全当家做主，他们会真诚参与“共同的”或“联合的”k.u.k.陆军部、外交部、通商部、财政部。匈牙利人似乎过河拆桥，背弃双方的协议：他们从这个联合君主国得到很大的好处（五分之二的奥匈帝国人口，却只需负担帝国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却一再阻挠军事、外交政策、财政、通商方面统归中央指导，此举别说是不知感恩，根本形同暗中扯后腿。住在维也纳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愤愤说道，奥地利会垮，不是会垮在敌对大国手里，而是会垮在“内敌——犹太人、共济会员、社会党人、匈牙利人”手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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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应付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两个互争高下的首都上，以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是件易事，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就较放任开放时代的宽松标准来看，都不具威严。一八八九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独子暨皇储，三十岁的鲁道夫大公，爱上某男爵未成年的女儿，然后在他位于维也纳森林的狩猎用的住屋梅耶林（Mayerling）里，开枪杀了她再自杀。这一杀人、自杀事件，不仅使不苟言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不久后成为新皇储，也切断了皇帝和皇后之间本就没什么往来的联系。这时，皇后正在维也纳之外四处旅行，直到一八九八年遇刺身亡，才结束这一云游四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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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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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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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