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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反拿破仑阵营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败，其震撼无疑如石破天惊。罗马教廷外长听到普军在柯尼希格雷茨大胜、奥军溃败的消息，惊讶地说道：“世界垮了。”此后的政局发展更令人震惊。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议院议员演说时，说出了欧洲其他地区人民的心声，判定俾斯麦将把三十六个德意志邦国一统于普鲁士统治之下，“彻底打破了均势”，并说此举如同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比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大。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成立了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工业、剧增的人口被单一强权所把持。随着那些资源突然落入普鲁士之手，欧陆的均势彻底翻转。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强权，一统了俄国与法国之间原本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决意大展身手，让世人刮目相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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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强权更努力解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哪个外交传统未遭扫除，”迪斯累利于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后严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势力，新且未知的东西，有待处理的危险。”但新世局不利于奥地利。随着其他强权认知到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败和其不知为何未能插手普法战争借以收复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义，维也纳在国际上长久享有的尊重渐渐消失。有位奥地利将领低声说，“我们已沦落到和土耳其同级”，证实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一对欧洲病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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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使馆在评估过一八七八年奥匈帝国的情况后，推断只有维也纳、格拉茨两地周边的地区仍属“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区”。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围——匈牙利为马扎尔人所包围，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人所包围，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为克罗地亚人所包围，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为斯洛文尼亚人所包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捷克人所包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法国人论道，在“由诸民族像镶嵌画拼接成”的奥匈帝国里，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奥地利境内唯一可靠的族群”。在俄国，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和集体迫害，而在奥地利，犹太人则受到较大的包容，是奥匈帝国里少数几个积极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七八年记载道：“他们的人口在东方成长的速度，远大于其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下应有的速度，且透过放高利贷掠夺广大农民；在城市，他们控制报业、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银行。”犹太人在乡村放款和在城里经商有成，在奥地利境内激起俄国式反犹浪潮，但还未满五十岁的奥匈皇帝并不怎么把他最忠贞的子民受到的攻击放在心上。法国人写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爱，为人却乏善可陈；他没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间摆荡；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谁的信任，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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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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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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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上看，哈布斯堡陆军也试图效仿普鲁士。奥地利的规划人员扬弃突击战术（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火力撕碎的连纵队密集队形冲锋战术），换成普鲁士的火力战术。一八七五年受邀至特鲁特诺夫（Trautenau）古战场参观奥地利军事演习的一位法国军官报告道，奥地利教官以如下讲话为演习开场：“大家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的事；我们的任务乃是清除并永远忘掉让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却只得到些许成就的那些观点和战术。我们用散开的单位，速射的火力，取代那些老办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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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战法无懈可击，但却从未真正施行。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他相信为他效命甚久的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的意见，批准大体上流于形式的演习。一八六六年后，他有多年时间公开拥护他的骑兵队（陆军中最后一块只有贵族能参与的领域），对于一八六六年他最能干的骑兵队队长利奥波德·埃德尔斯海姆（Leopold Edelsheim）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作为，一律反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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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这位皇帝的作为同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解决一八六六年战败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与国内最难缠的对手匈牙利人，坐下来谈，提出了匈牙利人千载难逢的好交易。他提议，只要匈牙利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愿把五成二的奥地利领土和四成的奥地利人口，交给只占这君主国人口一成九的匈牙利人掌管。作为只占有这一半奥地利领土的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只需负担帝国中央政府税收的三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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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尔人于一八六七年实质上脱离了一元化的奥地利帝国，在外莱塔尼亚重振将与维也纳没有直接关联的“匈牙利王国”。根据这位奥地利皇帝的实际头衔，他是匈牙利国王（也是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国王），但在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之前，这些头衔始终被视为百分之百的虚衔，因为它们名下的领土只是省份，而非王国。但这时这位皇帝则不得不认识到，匈牙利王位比其他王位都重要，连奥地利王位都比不上。布达佩斯能向维也纳提出各种要求，但维也纳不得向布达佩斯提出任何要求。自一五二六年维也纳取得匈牙利这块领土开始，奥皇就是匈牙利国王，属于他名下的奥地利建筑和固定物，一直都以k.k.这一缩写来表明为他所有。k.k.为kaiserlich königlich的首字母组合词，意为皇帝暨国王的。但这局面不再：一八八九年，匈牙利人要求在两个k之间加上一个u（“和”），使两k不再如胶似漆地紧挨在一块。匈牙利人认为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皇帝的和国王的），比kaiserlich königlich，更彰显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分隔，更合他们的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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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样的枝微末节都要这么讲究区分，令维也纳大为惊骇。这位皇帝原以为透过一八六七年的折中方案，他已用匈牙利的自治换取到统一的奥地利大国，以为让匈牙利人在其内政上完全当家做主，他们会真诚参与“共同的”或“联合的”k.u.k.陆军部、外交部、通商部、财政部。匈牙利人似乎过河拆桥，背弃双方的协议：他们从这个联合君主国得到很大的好处（五分之二的奥匈帝国人口，却只需负担帝国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却一再阻挠军事、外交政策、财政、通商方面统归中央指导，此举别说是不知感恩，根本形同暗中扯后腿。住在维也纳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愤愤说道，奥地利会垮，不是会垮在敌对大国手里，而是会垮在“内敌——犹太人、共济会员、社会党人、匈牙利人”手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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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应付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两个互争高下的首都上，以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是件易事，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就较放任开放时代的宽松标准来看，都不具威严。一八八九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独子暨皇储，三十岁的鲁道夫大公，爱上某男爵未成年的女儿，然后在他位于维也纳森林的狩猎用的住屋梅耶林（Mayerling）里，开枪杀了她再自杀。这一杀人、自杀事件，不仅使不苟言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不久后成为新皇储，也切断了皇帝和皇后之间本就没什么往来的联系。这时，皇后正在维也纳之外四处旅行，直到一八九八年遇刺身亡，才结束这一云游四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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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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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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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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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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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21]就连德意志族奥地利人都破天荒开始主张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舍纳勒尔谈到他的“德意志心”，把德国（而非奥地利）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巴德尼当政时，帝国议会的德意志族下议院议员，每听到有人提到霍亨索伦一名时即欢呼叫好，表明其对声势蒸蒸日上的普鲁士统治家族的支持，摆明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以为然。这类的颠覆性看法，扼杀了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的多民族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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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壮大，反映了新的思想状态。[22]奥地利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下台后和舍纳勒尔因多项丑闻被起诉后势力衰退，却在巴德尼当首相期间，在卢埃格尔掌旗之下声势复振。舍勒纳尔提及德意志帝国时总是语多赞赏，因而他在奥地利始终无法打入主流社会。卢埃格尔完全不玩这一套，表态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但保留民粹元素：反犹和鄙视居奥地利人口过半数的斯拉夫人。维也纳曾以其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开阔心胸而自豪，维也纳人喜欢在日常言谈中穿插来自帝国各地民族的语言，但这时，在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眼中，这意味着堕落性的言语混杂。既是地道的德意志人，在咖啡馆里还可以用意大利语将送饮料来的侍者称作piccolo？还可以随兴用波兰语的chai来点茶？还能在日常言谈中讲到“另一个”时随意用匈牙利语来表达，例如在Geb’n wir auf die maschikSeite（“我们到另一边去吧”）中所见？德意志人还可以用意第绪语将糟糕的商业交易称作meschunge？[23]奥地利蓬勃的犹太文化尤其是受攻击的靶子。随着反犹心态（“傻瓜的社会主义”）高涨，意第绪语衰落。《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之类的书籍，指出犹太人阴谋推翻、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内莱塔尼亚境内的报社，有三分之二在犹太主编手中，而据反犹主义者的说法，在匈牙利境内，情况更严重，“犹太裔马扎尔人”主宰报业、需专门知识的行业、艺术、商业、工业，担任“舆论的参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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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唯我独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政局里得势，对多元性的包容乃至赞赏，成为明日黄花。感受到德意志人这一压力的斯拉夫人——在捷克人帮他们打头阵下——强力申明他们本身的利益，扬言要瓦解内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行政体系和德意志氛围。奥地利领袖苦恼地绞拧双手，却没什么因应作为，巴德尼则认为这些内部仇恨和帝国军事安全两者有着谁都看得出却遭忽视的关联：“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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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皇帝渐老，角色更显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奥地利的匈牙利民族是最大的隐患。他惊骇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九〇三年向匈牙利人做出的新一轮重大“民族让步”，认为那无异于向君主国已然受损的军力发出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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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奥匈帝国所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在这君主国里，每个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因此军队隐隐然是一所“国家学校”，透过这学校将帝国的十余个民族去民族化，教他们学德语、尊敬皇帝（皇帝玉照到处悬挂）、看重自己身为多民族“奥地利人”的身份。匈牙利人所攻击的，就是这一趋同化异的作用，为此他们大删军事预算（即使在帝国面临危机和科技变迁迅速的时期亦然），并为说马扎尔语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而非为正规军，竭尽所能挑选最好的新兵。[26]自一八八九年起，匈牙利一直粗暴拒绝让帝国每年的征兵员额与内、外莱塔尼亚两地的人口增长同步调升，因此，多年来，k.u.k.陆军兵力逐渐萎缩。就在帝国人口已超过五千万时，陆军仍根据先前人口普查得出的三千七百万人口征募新兵。一九〇〇年，在奥地利每一百三十二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相较之下，在法国是每六十五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德国是每九十四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俄罗斯是每九十八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这使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就连意大利在每十万居民里强征、训练的男丁人数都高于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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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不同意增加新兵征募员额或预算，使得火炮——在急射枪炮和化学爆裂物时代最有威力的作战武器——数量无法增加。在这方面，奥地利人也落后，每三百三十名士兵才拥有一门（落伍的）火炮，相较之下，德国和法国是每一百九十五名士兵有一门火炮。[27]这一不足将在一九一四年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奥匈帝国才赫然发现本国火炮的质和量都逊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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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九〇三年，匈牙利人终于大发慈悲同意每年征兵员额增加两万四千名，但附带令人咋舌的条件：从此，凡是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奥匈帝国部队，都要挂匈牙利旗帜，从而打击了“联军”概念；在匈牙利参谋部和匈牙利团服务的奥地利军官则会被“遣返”奥地利，好似把奥地利当成外国；匈牙利语将从此是设在匈牙利境内之奥匈帝国军校和军事法庭的官方语言；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将终于获准拥有自己的火炮。一八六七年起，维也纳一直不愿给予匈牙利上述最后一项特权，以确保其与匈牙利人内战时占上风。更让奥地利难堪的是，从此之后，奥地利纳税人不只得支付他们自己奥匈部队的经费，还得支付四分之一匈牙利部队（一百九十六个匈牙利步兵营中的五十二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炮兵连中的二十八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骑兵中队中的二十八个）的费用，为此奥地利人每年得多付四千万克朗，而且这笔花费往后肯定会逐年增加。而由于匈牙利为二元帝国负担的军事开销如此低，奥地利人更觉辱上加辱；匈牙利的人口是巴尔干小王国罗马尼亚三倍之多，每年为奥匈共同军承担的费用却和罗马尼亚差不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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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客观的观察家都把奥匈帝国军力的衰落归咎于匈牙利，维也纳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一九〇三年让步之后，身处于昏庸、易受骗之帝国核心政治圈外的人士，开始打算对付匈牙利这个绊脚石。四十二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九〇五年在奥地利众多的作战计划之外悄悄添加了一个U计划（U指Ungarn，即德语的匈牙利）。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奥地利重振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将透过铁路和多瑙河将大军送入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扶立一哈布斯堡军事行政长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位于外莱塔尼亚的五个奥匈军中，只有一个军，即在布达佩斯周遭征集的第四军，会在内战时为匈牙利而战；其他四个军，由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组成，会为皇帝而战。据法国大使馆的说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奥匈帝国避掉一场“类似一八四八年”时奥地利部队入侵匈牙利以敉平该地革命的内战，乃是因为匈牙利人知道打仗他们会输，而奥地利人则担心意大利人会趁奥匈内战的机会入侵主权归属有争议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例如的里雅斯特、特伦蒂诺（Trentino）和南蒂罗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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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的军事让步，羞辱奥地利太甚，以致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陆军部长、参谋总长都递出辞呈（全遭挽留）。法国大使馆谈到“奥地利皇帝全然怠惰、愚昧、绝望的心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会与匈牙利达成这一“糟透的协议”？“皇帝把他君主国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的那一半视若无物，”法国大使馆惊叹道，“若不收回这一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30]语言与旗帜上的这一让步，让每个人都推断下一次匈牙利人会以此为先例，要求完全废除德语。而捷克人受到这一让步的鼓舞，要求让他们军队以捷克语为指挥用语，挂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旗，对此要求，皇帝——没道理地——连讨论都不愿。捷克民族主义者软土深掘；从此，军官点名时，捷克籍新兵大胆打破既有规矩，答以zde（有），而非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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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靠德语维持团结的多民族军队，崩解速度愈来愈快。原本所有军官均得说一口流利德语，所有新兵都得记住八十个指挥用的德语词。皇帝所做出最令人震惊的让步，乃是替这份协议锦上添花，让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军校和军事法庭享有崇高地位：从此匈牙利军官可以不必学德语、说德语，能把这件苦差事丢给他们的士官。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对此一姑息作为写了篇尖刻（但匿名）的评论，人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之波希米亚乡间宅邸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得知后击节赞赏：“写得好！立刻发布。一切后果由我承担。”[31]这时，维也纳的军方领袖用触及层面甚广的“军队问题”一词来指称，因为一切（语言、旗帜、歌曲、武器装备）似乎都没个准，匈牙利人终于拿到自行添置火炮的权利。更糟糕的，诚如弗朗茨·约瑟夫的亲信顾问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上校所指出的，与匈牙利人进行的这些累人的谈判，每一场都暴露了奥地利陆军有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受过训练的奥地利步兵连编制较小，奥地利每个营所拥有的机枪较少，奥地利的火炮较少。[32]由于资金、兵员太缺，有个奥匈新军区，位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第十六军区，配属的部队不是新征集的营，而是厨子、乐师、店员和从其他十五个军勉强拨出的士兵。一九一〇年，匈牙利人试图阻挠奥匈帝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的计划，最后在皇帝答应于匈牙利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造船厂建造第三艘战舰后才软化立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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