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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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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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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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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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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21]就连德意志族奥地利人都破天荒开始主张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舍纳勒尔谈到他的“德意志心”，把德国（而非奥地利）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巴德尼当政时，帝国议会的德意志族下议院议员，每听到有人提到霍亨索伦一名时即欢呼叫好，表明其对声势蒸蒸日上的普鲁士统治家族的支持，摆明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以为然。这类的颠覆性看法，扼杀了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的多民族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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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壮大，反映了新的思想状态。[22]奥地利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下台后和舍纳勒尔因多项丑闻被起诉后势力衰退，却在巴德尼当首相期间，在卢埃格尔掌旗之下声势复振。舍勒纳尔提及德意志帝国时总是语多赞赏，因而他在奥地利始终无法打入主流社会。卢埃格尔完全不玩这一套，表态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但保留民粹元素：反犹和鄙视居奥地利人口过半数的斯拉夫人。维也纳曾以其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开阔心胸而自豪，维也纳人喜欢在日常言谈中穿插来自帝国各地民族的语言，但这时，在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眼中，这意味着堕落性的言语混杂。既是地道的德意志人，在咖啡馆里还可以用意大利语将送饮料来的侍者称作piccolo？还可以随兴用波兰语的chai来点茶？还能在日常言谈中讲到“另一个”时随意用匈牙利语来表达，例如在Geb’n wir auf die maschikSeite（“我们到另一边去吧”）中所见？德意志人还可以用意第绪语将糟糕的商业交易称作meschunge？[23]奥地利蓬勃的犹太文化尤其是受攻击的靶子。随着反犹心态（“傻瓜的社会主义”）高涨，意第绪语衰落。《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之类的书籍，指出犹太人阴谋推翻、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内莱塔尼亚境内的报社，有三分之二在犹太主编手中，而据反犹主义者的说法，在匈牙利境内，情况更严重，“犹太裔马扎尔人”主宰报业、需专门知识的行业、艺术、商业、工业，担任“舆论的参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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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唯我独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政局里得势，对多元性的包容乃至赞赏，成为明日黄花。感受到德意志人这一压力的斯拉夫人——在捷克人帮他们打头阵下——强力申明他们本身的利益，扬言要瓦解内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行政体系和德意志氛围。奥地利领袖苦恼地绞拧双手，却没什么因应作为，巴德尼则认为这些内部仇恨和帝国军事安全两者有着谁都看得出却遭忽视的关联：“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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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皇帝渐老，角色更显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奥地利的匈牙利民族是最大的隐患。他惊骇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九〇三年向匈牙利人做出的新一轮重大“民族让步”，认为那无异于向君主国已然受损的军力发出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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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奥匈帝国所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在这君主国里，每个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因此军队隐隐然是一所“国家学校”，透过这学校将帝国的十余个民族去民族化，教他们学德语、尊敬皇帝（皇帝玉照到处悬挂）、看重自己身为多民族“奥地利人”的身份。匈牙利人所攻击的，就是这一趋同化异的作用，为此他们大删军事预算（即使在帝国面临危机和科技变迁迅速的时期亦然），并为说马扎尔语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而非为正规军，竭尽所能挑选最好的新兵。[26]自一八八九年起，匈牙利一直粗暴拒绝让帝国每年的征兵员额与内、外莱塔尼亚两地的人口增长同步调升，因此，多年来，k.u.k.陆军兵力逐渐萎缩。就在帝国人口已超过五千万时，陆军仍根据先前人口普查得出的三千七百万人口征募新兵。一九〇〇年，在奥地利每一百三十二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相较之下，在法国是每六十五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德国是每九十四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俄罗斯是每九十八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这使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就连意大利在每十万居民里强征、训练的男丁人数都高于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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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不同意增加新兵征募员额或预算，使得火炮——在急射枪炮和化学爆裂物时代最有威力的作战武器——数量无法增加。在这方面，奥地利人也落后，每三百三十名士兵才拥有一门（落伍的）火炮，相较之下，德国和法国是每一百九十五名士兵有一门火炮。[27]这一不足将在一九一四年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奥匈帝国才赫然发现本国火炮的质和量都逊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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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九〇三年，匈牙利人终于大发慈悲同意每年征兵员额增加两万四千名，但附带令人咋舌的条件：从此，凡是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奥匈帝国部队，都要挂匈牙利旗帜，从而打击了“联军”概念；在匈牙利参谋部和匈牙利团服务的奥地利军官则会被“遣返”奥地利，好似把奥地利当成外国；匈牙利语将从此是设在匈牙利境内之奥匈帝国军校和军事法庭的官方语言；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将终于获准拥有自己的火炮。一八六七年起，维也纳一直不愿给予匈牙利上述最后一项特权，以确保其与匈牙利人内战时占上风。更让奥地利难堪的是，从此之后，奥地利纳税人不只得支付他们自己奥匈部队的经费，还得支付四分之一匈牙利部队（一百九十六个匈牙利步兵营中的五十二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炮兵连中的二十八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骑兵中队中的二十八个）的费用，为此奥地利人每年得多付四千万克朗，而且这笔花费往后肯定会逐年增加。而由于匈牙利为二元帝国负担的军事开销如此低，奥地利人更觉辱上加辱；匈牙利的人口是巴尔干小王国罗马尼亚三倍之多，每年为奥匈共同军承担的费用却和罗马尼亚差不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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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客观的观察家都把奥匈帝国军力的衰落归咎于匈牙利，维也纳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一九〇三年让步之后，身处于昏庸、易受骗之帝国核心政治圈外的人士，开始打算对付匈牙利这个绊脚石。四十二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九〇五年在奥地利众多的作战计划之外悄悄添加了一个U计划（U指Ungarn，即德语的匈牙利）。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奥地利重振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将透过铁路和多瑙河将大军送入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扶立一哈布斯堡军事行政长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位于外莱塔尼亚的五个奥匈军中，只有一个军，即在布达佩斯周遭征集的第四军，会在内战时为匈牙利而战；其他四个军，由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组成，会为皇帝而战。据法国大使馆的说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奥匈帝国避掉一场“类似一八四八年”时奥地利部队入侵匈牙利以敉平该地革命的内战，乃是因为匈牙利人知道打仗他们会输，而奥地利人则担心意大利人会趁奥匈内战的机会入侵主权归属有争议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例如的里雅斯特、特伦蒂诺（Trentino）和南蒂罗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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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的军事让步，羞辱奥地利太甚，以致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陆军部长、参谋总长都递出辞呈（全遭挽留）。法国大使馆谈到“奥地利皇帝全然怠惰、愚昧、绝望的心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会与匈牙利达成这一“糟透的协议”？“皇帝把他君主国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的那一半视若无物，”法国大使馆惊叹道，“若不收回这一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30]语言与旗帜上的这一让步，让每个人都推断下一次匈牙利人会以此为先例，要求完全废除德语。而捷克人受到这一让步的鼓舞，要求让他们军队以捷克语为指挥用语，挂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旗，对此要求，皇帝——没道理地——连讨论都不愿。捷克民族主义者软土深掘；从此，军官点名时，捷克籍新兵大胆打破既有规矩，答以zde（有），而非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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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靠德语维持团结的多民族军队，崩解速度愈来愈快。原本所有军官均得说一口流利德语，所有新兵都得记住八十个指挥用的德语词。皇帝所做出最令人震惊的让步，乃是替这份协议锦上添花，让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军校和军事法庭享有崇高地位：从此匈牙利军官可以不必学德语、说德语，能把这件苦差事丢给他们的士官。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对此一姑息作为写了篇尖刻（但匿名）的评论，人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之波希米亚乡间宅邸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得知后击节赞赏：“写得好！立刻发布。一切后果由我承担。”[31]这时，维也纳的军方领袖用触及层面甚广的“军队问题”一词来指称，因为一切（语言、旗帜、歌曲、武器装备）似乎都没个准，匈牙利人终于拿到自行添置火炮的权利。更糟糕的，诚如弗朗茨·约瑟夫的亲信顾问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上校所指出的，与匈牙利人进行的这些累人的谈判，每一场都暴露了奥地利陆军有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受过训练的奥地利步兵连编制较小，奥地利每个营所拥有的机枪较少，奥地利的火炮较少。[32]由于资金、兵员太缺，有个奥匈新军区，位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第十六军区，配属的部队不是新征集的营，而是厨子、乐师、店员和从其他十五个军勉强拨出的士兵。一九一〇年，匈牙利人试图阻挠奥匈帝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的计划，最后在皇帝答应于匈牙利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造船厂建造第三艘战舰后才软化立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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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七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终于找到向匈牙利人施压的办法，或者说他认为他已找到办法。他会发布敕令，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所有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借此让非匈牙利人，也就是外莱塔尼亚境内可能亲奥的人民，享有权力。但匈牙利人无视皇帝的敕令长达三年，然后，在匈牙利一九一〇年的议会选举时，拒绝实行该法令，且只让外莱塔尼亚境内有钱、受过教育的马扎尔人享有投票权。内莱塔尼亚则立即依照敕令，让所有男子享有投票权，结果招来一场皇帝所始料未及的灾难。社会民主党拿下帝国议会五百一十六席中的八十六席，蛮不讲理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集团拿下其他席次，使议会从此瘫痪于他们的吵闹争执。原先分裂为中间派、联邦派两派的帝国议会，从此以阶级和族群为分界线分为不同阵营。社会民主党抨击皇室、富人、教会的特权。大部分下议院议员加入院内二十多个“民族社团”的其中一个。到了一九一三年，每年与匈牙利代表团会晤一次以协调政策和批准预算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沦为胜选政党酬庸支持者的东西，有七名德意志人、七名波兰人、四名捷克人、五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基督教社会党人、三名克罗地亚人、三名斯洛文尼亚人、两名乌克兰人、两名意大利人等，直到将四十个名额填满为止。[34]在外莱塔尼亚，代表团的成员没这么多元，因为一族独大的马扎尔人，以“抵触匈牙利国策根本原则”为由，压下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弱势民族要求在学校或官方机构讲自己语言的努力。沙文主义的马扎尔人，例如阿尔贝特·阿波尼（Albert Apponyi）伯爵，自豪地谈到文化上的“殖民化政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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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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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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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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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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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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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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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入伍兵中的大部分非德意志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不会听命于这些军官太久。[47]奥匈帝国军官对士兵所讲语言的精熟程度受到大力赞扬，但在这点上，奥芬贝格也觉得没什么特别。他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奥匈帝国所需要的军官，远不只是个结结巴巴说捷克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德意志籍军官，而是需要会说德语且能激励自族士兵的捷克籍或斯洛文尼亚籍军官，但这样的人才老早就离开军职，投入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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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芬贝格也慨叹军中缺少富裕中产阶级出身且受过教育的军官，这类人全涌向金融业和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追逐富与贵”。自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两场战败之后，奥匈帝国陆军已失去其社会威望，且未再找回，而要和现代“易得手的钱财”和“物质主义精神”相对抗，注定没有胜算。在平时，中尉要升到上尉，平均要花上十六年，而到了上尉这个官阶，普通军官大概会退役，且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择偶条件高的女人不会嫁这种男人），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把大部分储蓄挥霍在养马、制服、赌博、上妓院、上舞厅，以及为上述消费欠下的债上面。有幸于熬了二十五年后升上少校者，一年薪水将只有三千六百克朗（五百美元），连小学老师、电车车长乃至水电工都还不如。而这些人还算命好，只需烦恼升迁缓慢和微薄薪水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将薪水冻结在一八六〇年代水平，使有意从军者打退堂鼓）。那些没这么好命者，则在更早时就因伤、病或违反军纪而被迫离开军队，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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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报告道，奥匈帝国军官团里的这些社会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危险的自满心态，而且只有在土耳其陆军军官身上才能找到比这更自满的心态”。还存有一种不悦，即对奥地利军中食堂的不悦。奥芬贝格以陆军督察身份走访了数十个军中食堂后指出，“走进食堂，你会发现餐桌上连葡萄酒都没有”。在场众人个个为葡萄酒的昂贵发愁。过去，“快乐战士精神”将晚上喝醉、狂笑的奥地利军官团结在一块，此刻，那一精神已成明日黄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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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省挂帅的哈布斯堡陆军里，还存有贪污歪风。一九一〇年奥芬贝格揭露这一歪风，而在他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他本人也因贪污于一九一五年受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如此论道。奥芬贝格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49]那些擅于交际者发动猛烈的地盘争夺战，以使自己更接近维也纳和该地有钱有势者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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