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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气氛下，唯利是图和贪污之风大行其道。布罗施上校在美景宫任职许久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安排他前往博岑（Bozen，意大利语称博尔扎诺/Bolzano）享有盛名的第二皇家步兵团，然后布罗施从博岑写信给奥芬贝格，感叹“即使人在温泉疗养镇，还是无法放轻松”。他为已计划好与妻子搭船前往希腊、西西里一事发愁：“我要怎样用我那一点小钱玩个尽兴？”他们夫妇俩挑“并不是海上航行之最佳季节”的冬天搭船出游，因为“那时搭船、在船上吃住较便宜”。安全舒适的客轮，例如汉堡-亚美加利公司或奥地利洛伊德公司的客轮，票价较贵，因此他选择了票价便宜的老爷船以省下更多钱，那艘船“又小又挤，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得人想吐”。布罗施得意地说道，他把价钱砍到九十五克朗，因为“军官和其眷属可打五折！”这一趟出游省下的钱还不只这些，因为这次出游将使他离开博岑，从而可以不必参加为军官、士官、退伍老兵办的多场嘉年华舞会，可让薪水微薄的他少花一些钱。要在军中闯出一番事业，必得有团长资历，而布罗施能掌管这个著名的团和为其军中资历镀金的驻地，得归功于他的人脉，但他显然错过了取得他所谓维也纳之“肥缺”的机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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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布斯堡军队四处找钱或省钱以维持生计时，哈布斯堡帝国巍巍颤颤走在灭亡边缘。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的经济、军事条款，每十年得重订，而一九〇七年的重订争辩比以往更为激烈。这些条款已与男性普选权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牢牢挂钩，无法分割。为使老迈的帝国更有活力，皇帝已同意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成年男子都享有投票权，但只有奥地利这一边落实这道法令。匈牙利人向来不屑维也纳所发出令其困扰的指示，这一次亦不例外，仍只让其百分之七的人口享有选举权，摆明不把他们的人民和君主放在眼里。直到迟迟未有动作的皇帝终于扬言要用武力（而非只是下命令）在匈牙利落实男性普选权时，马扎尔人才在一九〇七年重订折中方案，让这一体制得以再走十年。马扎尔人要能继续主宰匈牙利，有赖于使该王国内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在其现有体制下——占匈牙利人口五成五的匈牙利人占去议会席位（四百零五个）的九成八——不敢妄动。就连厚脸皮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时都觉得这一中世纪的安排让其在国际上颜面挂不住。牛津大学学者塞顿-华森（R. W. Seton-Watson）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匈牙利的民族问题》（Racial Problems in Hungary）一书，详述布达佩斯对外莱塔尼亚境内非匈牙利裔人民的种种不当对待，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令弗朗茨·约瑟夫大为不快。为挽回颜面，说服匈牙利议员照奥地利人已做的（和奥地利人所希望匈牙利照做的）行事，皇帝破天荒于一九〇八年秋将其皇廷搬到布达佩斯，以就近督导选举改革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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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岁的皇帝兼国王从伊舍（Ischl）坐了十小时颠簸的火车来到布达佩斯，欲解决男性选举权的问题，结果吃了闭门羹。马扎尔人靠选举舞弊保住其独大地位，匈牙利的“自由党人”认为没理由改变现状，即使皇帝兼国王下令亦然。于是，一九〇八年匈牙利的选举权“改革”成了这副模样：占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文盲，只有十分之一有投票权（其他十分之九则无权投票）；高中毕业生（全以马扎尔语受教育者），每次投票可领两张选票；大学毕业生和有钱纳税人可投三次票。投票也非秘密不公开，但选票得公开示众，以使“投票人不至于在秘密投票的掩护下违反自己的承诺”。有了这些规定在手，说马扎尔语的乡绅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将可以几乎毫无阻碍地永葆其在匈牙利的支配地位，无视较弱势之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的心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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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匈牙利人要把哈布斯堡帝国拖到悬崖之外。在识字率、自由化、民族意识都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个帝国唯一的指望是逐渐放松“支配性民族”的控制权。奥地利人愿意，匈牙利人不愿意。他们不给予男性普选权，甚至以延展折中方案为人质，勒索到较低的税率，从而使奥地利人负担六成四的“共同”税，匈牙利人只负担三成四。对匈牙利人享有特权深恶痛绝的奥地利纳税人，愈来愈认清自己在替匈牙利的建设出钱。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部队，高达四分之一由奥地利纳税人在养。原来一直由奥地利境内Skoda厂制造的火炮，从此将改在匈牙利迪欧斯捷尔（Diosgyör）的新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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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爆发的前几年，匈牙利人对联合君主国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担任首相的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党魁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一九一〇年将这老政党改头换面，将其改名为国民劳动党（National Party of Work），一九一〇年再当首相。蒂萨表面上支持折中方案，但对于维也纳欲加强奥匈合并的程度，乃至欲使奥、匈公平分摊合并成本的举动，一律抵制。[59]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把弗朗茨·约瑟夫打趣称作“匈牙利皇帝”，倒也颇有道理，影射这个君主国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布达佩斯手上。[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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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选举权和延展折中方案而争辩期间，奥地利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面积不大的东部地区彻底纳入掌控，奥地利、匈牙利两者影响力的日益悬殊，随之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九〇八年，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撼动君士坦丁堡政局，由于亲俄的塞尔维亚王朝觊觎位于奥匈帝国与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该将其于三十年前柏林会议上单纯只是占领的这些土地并吞。这激发了匈牙利人另一波暴露其居心的阻挠，布达佩斯不会同意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君主国，不管是并入奥地利，还是并入匈牙利。匈牙利人会坚持实行又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折中办法。这些新省份将被视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但统治它们者，其实不会是皇帝，而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61]财政部长将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厘清如何与其下属沟通上，因为皇帝已同意波斯尼亚与奥匈帝国部长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德文书写，与匈牙利办公室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匈牙利文书写，与克罗地亚官员的公函往来一律以克罗地亚文书写。[62]这些荒谬的安排，意在使皇帝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这些新土地，永远处于“特别行政区”这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里；布达佩斯既担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内莱塔尼亚更为强大，也担心外莱塔尼亚境内的斯拉夫人因此变多，特别是担心多了后可能与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联手对付马扎尔人的南斯拉夫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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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样不苟言笑、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当然看到军事、政治上受到这种种掣肘的愚蠢之处。一九一三年，这位五十岁的皇储誓言，等他当上皇帝，会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他指出依长远来看至为荒谬之事，即不断操纵这些省份（和软弱皇帝）的匈牙利实质上欲“使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隔绝”，他还说巴尔干半岛是“奥地利未来前途所在”。他要往南扩张，使这个君主国的势力直抵萨洛尼卡，要吸并土耳其放弃的领土，要在地中海开辟新港口，要使这个君主国成为推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乃至塞尔维亚这些巴尔干新王国贸易与发展的引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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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计划，一如其他所有计划，若要能实现，有赖于匈牙利的配合，而到了一九一三年，匈牙利人已几乎完全退出奥匈帝国体制。他们连奥匈帝国国歌——海登的《主佑君皇》（Gotterhalte）——的歌词，都不愿唱出口，因为国歌里有他们所痛恨的字Kaiser（皇帝）。他们会哼着曲子，或不出声，乃至发出嘘声。由于匈牙利人坚持以日益烦琐的文书工作和礼仪，来将两首都、两议会（一在维也纳，一在布达佩斯）、弥合两政府之歧见的两代表团联结在一块，所以向来不彰的奥地利行政效率每况愈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体制都如某外国观察家所说的，是个欠缺最高权威的“不完整联邦制”。[65]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体制则如外国另一观察家所说的，是个由匈牙利掌管的“恐怖、勒索”体制，“弗朗茨·约瑟夫始终屈服于匈牙利人的要求；这时，一个较强势、较睿智的君主，大概会反击人口和比利时一样少的这个小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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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反击的较强势之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八八九年鲁道夫大公自杀后，二十六岁的弗朗茨·斐迪南熬过结核病的荼毒，然后于一八九八年获指定为奥匈皇储和皇位接班人。他的干劲、独立、好斗性格为人所津津乐道；他爱打猎成痴，一生射杀了二十七万五千只野兽；他挑妻子时，不挑旁人为他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堂姐妹，而是挑中担任女官的伯爵千金苏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从而引发一场“贵庶通婚”的轩然大波。贵庶通婚代表斐迪南大公的子女将来无权继承皇位。[67]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家族某大公和那不勒斯某公主所生，没有幽默感且一板一眼，人缘不佳，尤其不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喜欢。事实上，每个人原都认定皇帝会再娶，再生个儿子，使弗朗茨·斐迪南继承不了大位——直到一八九八年大家才不再这么认为。但皇帝钟情于施拉特女士，从未想过再娶，所以这个君主国注定要由弗朗茨·斐迪南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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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约瑟夫把折中方案视为君主国不容怀疑的根基，弗朗茨·斐迪南却视之为得割除的肿瘤。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一九〇四年在下美景宫（Lower Belvedere Palace）建立自己的军事文书署，把它当成影子政府来经营，署里设了职能如同陆军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的职务，而充任这些职务者大部分是曾和弗朗茨·约瑟夫意见冲突者。[68]弗朗茨·约瑟夫满足于坚守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二元结构时，弗朗茨·斐迪南却想把君主国彻底拆除再重建。皇储与皇帝，一年轻一老迈，两者差异悬殊，不由使众人开始思索退位之事：老态龙钟的皇帝主动下台，让位给法国大使馆所谓的“原生液——坚毅、精力充沛的皇储，如果还未太迟，这人或许能挽救这君主国”。[69]一九〇七年，皇帝命弗朗茨·斐迪南前去布达佩斯庆祝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时，斐迪南答应得很不情不愿：“我得告诉陛下真相，即对于这一庆祝活动，外界其实充斥着不同的想法，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庆的此时，正值这些人居支配地位的时期，而这些人，我只能称之为叛徒，他们不断鼓动抵制任何东西，王朝、帝国、陆军诸如此类的任何东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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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皇帝老迈，鉴于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斐迪南幕僚长布罗施·冯·阿雷瑙熟练的权力斗争手腕，忠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和官员愈来愈不得不两边下注。布罗施于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弗朗茨·斐迪南的副官，一九一一年，即老皇帝去世的五年前，就开始筹划帝位接班之事。布罗施的计划郑重宣告要将奥地利的投票权引进匈牙利，要终结马扎尔化的不当行径，要解决各地行政用语的问题，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身份地位正常化，要把奥匈联军摆在坚实的基础上，要把奥匈改名为“奥地利君主国”，并只有一面国旗：黑黄底色，上有哈布斯堡双鹰。最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承诺消除维也纳一贯予人的“胡乱应付了事”印象。[71]总的来说，他要执行“公平高压政策”，取代弗朗茨·约瑟夫吃力不讨好的偏匈牙利政策。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好感，但对弗朗茨·斐迪南却也只保有勉为其难的尊敬。在他眼中，斐迪南不同于弗朗茨·约瑟夫，“从不迎合维也纳人善变、低俗、虚情假意的天性，甚至连博取民心都无意一为”。这位大公是“福丁布拉斯型的人物，不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是这个君主国赖以“成为秩序井然之国、赖以拨乱反正”的最后、最大指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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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或许是这个君主国的最大指望（除了他，没有可让人寄予重望的出色人物），但他的宏图大计不可能实现：民族问题太棘手，这位大公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比起弗朗茨·约瑟夫，他的确较能干，有较明确的奋斗目标——谁不是如此？——但他没有调和相龃龉之诸民族的计划，而且身边除了净是逢迎拍马之徒，还有个信教惊人虔诚，拿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作为将领、部长之选拔标准的妻子。他是恃强凌弱之人（逢迎上意的奥地利体制使他得以恃强凌弱），而且他把自己愚昧的成见化为方针，如一九〇九年他评论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与英国官员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的某场交谈时所表明的：“门斯多夫十足无能。他娶了匈牙利人，已忘了自己是奥地利人。巴克斯顿，一如所有英格兰人，盲目且愚蠢。你可以把这些观感告诉康拉德将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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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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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下美景宫创设了影子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霍夫堡的政府公开争夺帝国控制权。“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奥地利高官在这一争权白热化时如此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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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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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上级，难怪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以爱说大话、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著称。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弗朗茨·斐迪南在一九一三年接任哈布斯堡武装部队督察长后，逐步侵夺皇帝仅存的权力。那一年，他和康拉德撤换掉奥匈帝国十六个军的军长，拔掉皇帝的人，换上自己的人马。[74]报界以隐晦、拐弯抹角的口吻将斐迪南大公称作“能干官署”或“极高层”。每个大国的大使馆都在申布伦（Schönbrunn）夏宫和霍夫堡冬宫安插了线人，以了解皇帝在接受何种药物治疗、体重多少、平常疾病的病情。渐渐地，皇帝完全不去霍夫堡，整年留在申布伦夏宫，以免去搬迁之苦。[75]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随时会死。弗朗茨·斐迪南的崛起和老皇帝大权的旁落，使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帝国的内部对立更为严重。“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高官不悦地说道。[76]人称“美景宫之斯芬克斯”（Sphinx of the Belvedere）的斐迪南大公，乃是一九〇六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renthal）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和一九一二年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伯爵接任埃伦塔尔外长职务这两项人事案的推手。[77]一九一一年在斐迪南大公力促下出任陆军部长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哀叹皇帝不愿“解决匈牙利问题”，不愿挽救萎靡不振的陆军士气。[78]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也支持斐迪南大公的政策，一九〇六年他五十四岁时获晋升为参谋总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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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失望于有五千万人口的君主国，其外交、财政、军事却受制于一千万匈牙利人，且从未掩饰这份失望之情。就像曾说过“陆军的主要职责不是保卫祖国防御外敌，而是防御所有内敌”的弗朗茨·斐迪南，康拉德深信这个君主国的使命乃是“团结欧洲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一起防止俄国、德国或匈牙利的称霸。[80]一如埃伦塔尔，他深信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前进政策，乃是激励奥匈帝国衰颓的民心和吓阻君主国之敌人蠢动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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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帝国的巴尔干策略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康拉德于一九〇六年后重拟了奥匈帝国作战计划。针对为入侵匈牙利而拟定的U计划，增补了三个可能情况：I计划（I指意大利）、B计划（B指巴尔干）、R计划（R指俄罗斯）。I计划以奥地利的名义伙伴意大利为对象，严格来讲自一八八二年结成德、奥、意三国同盟起，意大利就是奥地利的盟邦，但谁都很清楚意大利骨子里与奥地利为敌。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常为北非殖民地发生争端，意大利人加入三国同盟，只是为了在发生这类争端时取得外交掩护。比起取得利比亚或突尼斯，他们更想得到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达尔马提亚、特伦托（Trento）周边的蒂罗尔地区。因此，被外交界称作“结盟之敌人”的奥地利、意大利两国，很有可能兵戎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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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拟定俄罗斯、巴尔干半岛作战计划，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若与俄罗斯开战，八九不离十肇因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因此康拉德的B计划、R计划在两个战线都采取守势，并保留一个可能足以决定战局的四个军的梯队作为预备队，以备需要时介入其中某个战线。如果俄罗斯人缩手，塞尔维亚会被击溃；如果俄罗斯人坚持不退，会在加利西亚打成僵局，然后在波兰受到奥、德联军包围。至少，计划如此想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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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r Schlemihl，” Die Zeit，Feb. 6，1913；R.J.W.Evans，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An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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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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