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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下令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波斯尼亚办一场动用两个军的特别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人。照片中大公在研究地图，替他拿着地图者是军长和波斯尼亚行政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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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斐迪南大公生前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整天。隔天他就在萨拉热窝街头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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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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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第一个停留地点，一八九四年建成的仿摩尔式雄伟的市府大楼时，大公怒火中烧。萨拉热窝市长和其诸市政委员排成两列，一边是戴非斯帽、着灯笼裤的穆斯林，另一边是着燕尾服和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基督徒。大公硬生生打断市长带着巴结意味的问候：“市长先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来萨拉热窝亲善访问，却有人朝我丢炸弹？太离谱了！”进了市府大楼后，大公的气消了。他向他的随从开玩笑道：“留心听着，这个（刺客）大概会按照奥地利的老作风获颁功绩勋章，而不会被‘弄成无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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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波蒂奥雷克坚持由他一手包办此趟访问的所有安全事宜，结果发生行刺之事，令他非常尴尬。他希望这一天会结束得比开始时完满，向弗朗茨·斐迪南保证必会让大公如预定计划安然完成他在此市的行程。弗朗茨·斐迪南愿意走完预定行程，但坚持改变路线，以便去医院探望受轻伤的梅里齐。斐迪南大公从未打过仗，这是最近似于在战场上救助受伤同袍的经验。眼下他不顾后果，坚持基于人情之常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波蒂奥雷克同意，但忘了把更改计划之事告诉此刻正按照原安排的路线把车队带离市府大楼的萨拉热窝市长和其司机。大公的司机傻傻跟着市长的座驾开，在拐弯驶进弗朗茨·约瑟夫街时，被波蒂奥雷克猛然叫住。波蒂奥雷克厉声要他停车、倒车，然后继续沿着码头直走，前往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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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汽车还很稀少，车队六辆车都是从奥地利汽车俱乐部暂时借来，司机则是骡子脾气，不高兴之下就突然停住车不肯前进。[14]道路两旁挤满围观民众，大公的司机使劲将车往后退然后转向。弗朗茨·斐迪南在这时拉长调子告诉波蒂奥雷克：“说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上帝发落。”大公座驾停住，准备打直，而大公夫妇直挺挺坐在后座，就在这时，加夫里洛·普林齐普（黑手会在贝尔格莱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亚学生之一）挤过人群，近距离开了两枪：第一枪打穿大公的颈动脉，第二枪打进苏菲的腹部。两人都在几分钟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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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与其夫人的遗体摆在附近的旧奥斯曼官邸——围墙环绕的波蒂奥雷克府邸——时，有人发现大公脖子上挂了七个护身符，每个护身符用来防止不同的邪灵近身。苏菲没有血色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链，身上披了一条肩布，肩布里有用来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圣徒遗物。这两人是据说要把巴尔干半岛从落后与迷信中救出来的现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这趟管控糟糕、悲剧收场的访问里，发现更为荒谬可笑之处：“皇储在弗朗茨·约瑟夫街和鲁道夫街的街角中枪身亡，正象征了身为奥地利人所代表的含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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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齐普立即被认出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大公的每个随行人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这名刺客是抗议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多年的塞尔维亚政府所派。因为疏于小处的安全工作而间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奥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说的，“竭尽全力”鼓吹战争，“以洗刷他的过错”。[16]波斯尼亚演习结束后，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萨格勒布换车时，才得知行刺之事。这时，他鼓吹那古往今来常用的解决办法：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战争，战争，战争”。与皇帝和内阁阁员开会时，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断行动”。[17]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向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大施压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战”。[18]奥地利大部分高阶将领和他们同声一气，力主向塞尔维亚“暗杀政权”和其“行凶者”报复。“给我一个军和一个后备师，我就可以搞定。”迈克尔·阿佩尔从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办公室激动说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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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有了将异族杀光的念头。“我们周遭有太多讨厌的塞尔维亚人；从今天起，就把消灭他们当作我们的目标，”报纸《赫尔瓦茨卡》气冲冲说道。“srbe或vrbe”（意为“把塞尔维亚人吊死在柳树上”），成为流行的口号。[20]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受到“此地低规格哀悼”的公开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嘲弄我们的不幸”——也发出同样的激越言语：“得让塞尔维亚再度懂得害怕——我们得趁这机会发出毁灭性的一击，不要有其他顾虑，以为我君主国争取再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让加诸我皇上的这一侮辱受到惩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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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在申布伦宫晋见皇上时，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悲痛，令贝希托尔德印象深刻。皇帝伤心主要是为了君主国的困境，而非为了斐迪南大公。听着贝希托尔德向他陈述他所能选择的路，皇帝流下了泪水。自一八六六年大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一直避战，但此刻连他都了解到，战争，或最起码的威胁开战，已不可避免。普林齐普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击太凶残，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决奥地利的决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前来陈述布达佩斯的看法，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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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更晚时与蒂萨的会晤，结果一如预期。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开战，主张只在外交战场上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谴责战。他担心与塞尔维亚起冲突会招来俄国的介入，而俄军就陈兵于匈牙利边界旁。蒂萨当政数年来刻意削弱奥匈帝国的军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这君主国军力的虚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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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胆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德国大失所望。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奥两国人民不会为了阿尔巴尼亚版图之类的小问题与人开战为由，把康拉德从战争边缘拉回来，此刻却在奥地利的不幸中瞥见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人民会为了替哈布斯堡皇储的惨死报仇而战。这正是鼓动德国、奥匈帝国人民所需的“口号”。[23]德国希望奥地利人抢占这道德高地，立即摧毁塞尔维亚，然后将所有兵力移到东边，但这份希望在炎热的夏季里破灭，原因不只出于蒂萨的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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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热窝，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并受审问。有一人自称“塞尔维亚英雄”，但要说塞尔维亚政府是这场暗杀阴谋的共犯，再怎么说证据都不够确凿。米兰·奇嘎诺维奇（Milan Ciganovic），是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自家公寓衣橱里存放了炸弹制造原料的政府雇员，他认为这些刺客与他们的军事训练员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卫社有关联。但这些塞尔维亚官员是我行我素的无赖，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只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此重大差异视而不见。[24]波蒂奥雷克从萨拉热窝警示道，如果维也纳不下重手反击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在幕后资助他们的国家，就会治理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亚的线人，告诉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责从操控维也纳政局的“波兰外交官和宫廷顾问”手里拿走，交给军方。有人告诉他说：“该是时候拿起铁扫把把这里清扫干净了……这里的塞尔维亚人至少有六成是国家的敌人。”[25]就连主张以和为贵的贝希托尔德都改变立场，六月三十日主张与贝尔格莱德“清算总账”。[26]同一天，柏林德皇劝奥地利人开战：“机不可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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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皇帝原希望于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来维也纳参加斐迪南大公葬礼时与他商议因应之道，但德皇担心塞尔维亚刺客行刺，也担心奥地利安全措施不足，决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约瑟夫的来信，信中斩钉截铁说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尔维亚、俄国两地泛斯拉夫主义分子所为。这一推断使德国得以向其优柔寡断的盟邦施压加温。德国记者和特使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于七月一日在与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亚历山大·奥约斯（Alexander Hoyos）会晤时，告诉奥约斯此刻已该向德国请求大力支持其“消灭塞尔维亚”。瑙曼被德国政府找来当中间人，七月头几天向维也纳传达了这一明确的信息：“奥匈帝国愈早开战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贝希托尔德“受惑于军方的魔力和武力，且着迷于军方恐怖机器的隆隆声响和耀眼夺目”（丘吉尔语），兴高采烈地同意，并告诉德国外长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维也纳得“扯断敌人用来织成网子包住我们的绳索”。[29]德国的响应不会让贝希托尔德失望；德皇震惊于同是皇族成员且与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据这一点，德皇就应该会同意让奥地利全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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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瑙曼会晤四天后，奥约斯以贝希托尔德特使身份来到柏林。他先到德国外交部见了次长阿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齐默曼扼要说明了维也纳的目标：由奥地利和其巴尔干半岛诸盟邦将塞尔维亚瓜分，基本上将它“从地图上抹除”。这场暗杀事件将被用来“编造与塞尔维亚算账的借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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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所需要的，不是消灭塞尔维亚，而是让它继续扮演骚扰奥地利且与俄国结盟的角色，但要削弱它的国力。在波茨坦，当德皇正为他隔日要动身的一年一度北海之旅做准备时，奥地利大使拉迪斯劳斯·瑟杰尼（Ladislaus Szögyeni），传达了较奥约斯、贝希托尔德温和的主张，承诺不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抹除，只会“使塞尔维亚无法在巴尔干政局里兴风作浪”。[31]这一宣示使德皇愿意放手让奥地利自主行事。维也纳可以放手攻打塞尔维亚，德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即使俄国介入，“引爆大战”亦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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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在维也纳的西火车站（Westbahnhof），为将送往阿茨特滕（Artstetten）安葬的弗朗茨·斐迪南灵柩送行时，康拉德与奥芬贝格附耳交换了看法。康拉德断言这一次绝对得教训塞尔维亚，奥芬贝格同意这看法，但指出入侵塞尔维亚几乎肯定会升级为牵连更广的战争。康拉德说或许会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奥芬贝格提醒他，奥匈帝国炮兵战斗力一如以往的不足，而在任何“生死搏斗”中这都是陆军非常显眼的罩门。哈布斯堡陆军，每个军只有九十六门火炮，而俄国有一百〇八门，法国是一百二十门，德国是一百四十四门。奥匈帝国火炮也较老旧、射程较短、准度较差、口径较小。[33]康拉德有气无力地同意：“那我很清楚，但此刻我没办法解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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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无法解决火炮问题，除了种种常见的原因，还因为在这关头还养得起情妇的他，打算带着情妇冯·赖宁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罗尔度长假。他会离开维也纳整整三个星期（从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来参加内阁会议，然后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语称圣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妇的小屋，与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门度假的德国驻维也纳武官，从康拉德几乎停摆的办公室，无法得知奥匈帝国陆军究竟打算怎么做：要用火车运多少兵力对付塞尔维亚，要运多少部队到加利西亚。[35]由于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决定请假。克罗巴廷到乡间宅邸度假，就连最重要的参谋部铁路局局长约翰·史特劳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边达尔马提亚的葡萄园和海滩上优哉游哉。陆军十六个军，有七个军休他们的农民兵假，好让他们回家去帮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会回营。难怪康拉德的参谋部八月时会要被“技术性难题”搞得手忙脚乱，因为七月时没人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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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德军里有许多人渴望在法、俄的军备采购和兵力计划还未完成之际来场世界大战，但毛奇依然力主审慎，并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齐普的行径，至少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在世人都惊骇于此恶行而同声一气之际，如果奥匈帝国抓住机会，迅速入侵塞尔维亚，一举即打垮这王国，那会比较好。并非奥地利盟友的丘吉尔，也认为这一暗杀行径卑鄙，类似于发动“泛凯尔特计划以一统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并用“都柏林兵工厂所供应的武器”暗杀威尔士王储的爱尔兰。[36]就连俄罗斯人都觉得很难响应，德皇预测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站在弒君者那一边”参战。柏林的决策者，就如麦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干完了之后就完了，那还是快一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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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维也纳得利用这场危机正热的势头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动手。动员要三个星期：后备军人向团报到要一星期，团加入军要一星期，军加入位于边境的集团军又要一星期。每个人都笃定奥地利人不会干傻事，因而在其他诸大国里，只有少数人取消夏季长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诉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如果像现今这样有利的时机还不好好把握，（他）会很难过。”那是毫不掩饰地煽动战争之语。隔天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澜，敦促奥地利人动手，即便“出手对付塞尔维亚会导致世界大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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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战云之后，德皇即搭船出海展开三个星期的挪威峡湾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泡温泉，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和陆军部、参谋部重要部门主管纷纷奔往湖边、温泉疗养地、海滩、山上度假。[38]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甚至同意，只要维也纳的讨伐迅速展开，没有必要照三国同盟的规定知会罗马与布加勒斯特。毛奇从其位于卡尔斯巴德的疗养地写道，“奥地利必须击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缔和，要求以奥塞结盟为缔和的唯一条件，”且颇不识趣地写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德皇已向奥地利大使瑟杰尼表示奥国可自主行事，并认定奥地利人会快速了结对手（越过多瑙河，包围塞尔维亚陆军，攻占塞尔维亚首都），然后造成令世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只能干瞪眼的既定事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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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快速”是个从来与奥匈帝国军队扯不上关系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对决竟迅速升级为世界大战一事，与奥匈帝国政府决策的拖沓和哈布斯堡军队部署的缓慢有很大关系。在七月七日（暗杀事件十天后）的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匈牙利总理蒂萨仍主张向塞尔维亚人施加纯外交性的压力，不愿支持蓄意羞辱塞尔维亚人而对方肯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这位总理的意向，因为大部分马扎尔人基于三个理由不愿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缩减匈牙利的国土和武力；在布达佩斯，没人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这个君主国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并吞巴尔干或波兰为目标的战争，在他们眼中并不明智。最后，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场大国战争，结果很可能不是俄国宰制中欧与巴尔干，就是德国宰制这些地区；而不管是上述哪个结果，都不利于布达佩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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