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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无法解决火炮问题，除了种种常见的原因，还因为在这关头还养得起情妇的他，打算带着情妇冯·赖宁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罗尔度长假。他会离开维也纳整整三个星期（从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来参加内阁会议，然后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语称圣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妇的小屋，与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门度假的德国驻维也纳武官，从康拉德几乎停摆的办公室，无法得知奥匈帝国陆军究竟打算怎么做：要用火车运多少兵力对付塞尔维亚，要运多少部队到加利西亚。[35]由于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决定请假。克罗巴廷到乡间宅邸度假，就连最重要的参谋部铁路局局长约翰·史特劳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边达尔马提亚的葡萄园和海滩上优哉游哉。陆军十六个军，有七个军休他们的农民兵假，好让他们回家去帮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会回营。难怪康拉德的参谋部八月时会要被“技术性难题”搞得手忙脚乱，因为七月时没人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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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德军里有许多人渴望在法、俄的军备采购和兵力计划还未完成之际来场世界大战，但毛奇依然力主审慎，并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齐普的行径，至少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在世人都惊骇于此恶行而同声一气之际，如果奥匈帝国抓住机会，迅速入侵塞尔维亚，一举即打垮这王国，那会比较好。并非奥地利盟友的丘吉尔，也认为这一暗杀行径卑鄙，类似于发动“泛凯尔特计划以一统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并用“都柏林兵工厂所供应的武器”暗杀威尔士王储的爱尔兰。[36]就连俄罗斯人都觉得很难响应，德皇预测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站在弒君者那一边”参战。柏林的决策者，就如麦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干完了之后就完了，那还是快一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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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维也纳得利用这场危机正热的势头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动手。动员要三个星期：后备军人向团报到要一星期，团加入军要一星期，军加入位于边境的集团军又要一星期。每个人都笃定奥地利人不会干傻事，因而在其他诸大国里，只有少数人取消夏季长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诉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如果像现今这样有利的时机还不好好把握，（他）会很难过。”那是毫不掩饰地煽动战争之语。隔天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澜，敦促奥地利人动手，即便“出手对付塞尔维亚会导致世界大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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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战云之后，德皇即搭船出海展开三个星期的挪威峡湾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泡温泉，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和陆军部、参谋部重要部门主管纷纷奔往湖边、温泉疗养地、海滩、山上度假。[38]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甚至同意，只要维也纳的讨伐迅速展开，没有必要照三国同盟的规定知会罗马与布加勒斯特。毛奇从其位于卡尔斯巴德的疗养地写道，“奥地利必须击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缔和，要求以奥塞结盟为缔和的唯一条件，”且颇不识趣地写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德皇已向奥地利大使瑟杰尼表示奥国可自主行事，并认定奥地利人会快速了结对手（越过多瑙河，包围塞尔维亚陆军，攻占塞尔维亚首都），然后造成令世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只能干瞪眼的既定事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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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快速”是个从来与奥匈帝国军队扯不上关系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对决竟迅速升级为世界大战一事，与奥匈帝国政府决策的拖沓和哈布斯堡军队部署的缓慢有很大关系。在七月七日（暗杀事件十天后）的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匈牙利总理蒂萨仍主张向塞尔维亚人施加纯外交性的压力，不愿支持蓄意羞辱塞尔维亚人而对方肯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这位总理的意向，因为大部分马扎尔人基于三个理由不愿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缩减匈牙利的国土和武力；在布达佩斯，没人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这个君主国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并吞巴尔干或波兰为目标的战争，在他们眼中并不明智。最后，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场大国战争，结果很可能不是俄国宰制中欧与巴尔干，就是德国宰制这些地区；而不管是上述哪个结果，都不利于布达佩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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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对奥匈帝国作战计划的检讨结果，也未提振蒂萨的信心。这位参谋总长太自信，以为只要俄国的意图“在动员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办法压得住塞尔维亚，并在需要时顺利将兵力调到对俄战线上。蒂萨最担心的事，乃是罗马尼亚人可能趁奥俄交战时入侵、并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兰西瓦尼亚，但康拉德不把这放在心上。[41]内阁会议上似乎无人理解俄国所带来的存亡威胁。只有德国也出兵攻打俄国，才有可能打败罗曼诺夫王朝，但施里芬计划要求先打法国，也就是说俄国大军一旦出击，奥匈帝国将首当其冲。这也说明蒂萨为何不肯轻易附和出兵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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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蒂萨争辩，又耗掉整整一个星期。蒂萨坚持认为战争不仅未能改善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反倒会“引爆”那些问题。[42]匈牙利人拖延不决，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干脆以此为借口，不定案作战计划，乐得延长他们的夏季假期。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痛斥这一延宕，呈文贝希托尔德，表示塞尔维亚人正利用这一空当“完成他们的作战准备，为将会让我们吃不消的俄国介入争取时间”。[43]正在度假的奥芬贝格将军，七月十日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奥匈帝国财长舍瓦利耶·莱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尔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长假。虽然身为奥匈帝国财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政长官，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君主国就要转入战争状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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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萨的马扎尔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顾问伊斯特万·布里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对塞尔维亚的恶行丝毫不予制裁，将只会使罗马尼亚人更加敢于在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罗马尼亚人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制作乱生事，蒂萨这才转而支持多数人所赞同的开战立场。蒂萨主张勿并吞塞尔维亚领土，以免君主国的民族问题更为棘手，与会众人匆匆同意此议。康拉德私下告诉克罗巴廷：“等着瞧！巴尔干战争前，列强也讲要维持现状；战后，没有一个大国担心现状不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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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修润最后通牒至定稿，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贝希托尔德终于把最后通牒定本带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别墅，给正在该处避暑的弗朗茨·约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岁且绝不是英明统帅的皇帝，过目且批准。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勿再反对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然后列出十项羞辱人的要求：要贝尔格莱德审查其报纸报道“以移除反奥文章”，移除学校教育中反奥的教材，撤掉反奥的官员和军官，逮捕可疑的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停止运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解散民族自卫社之类的秘密会社，以及最贬损国格的，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境内）主导调查“颠覆运动”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阴谋”，等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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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早个一个月，行刺事件刚发生后，提出这份最后通牒，大概会受到国际支持，但这时，暗杀事件已过了数个星期，这一外交手段拖了这么久才出炉，奥地利已失去了其在这场危机之初的优势。义愤已消。行刺事件已过了一个月，在这同时，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已从萨拉热窝运到海岸，搬上一艘无畏级战舰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上火车运到维也纳举行葬礼，再转运到位于上奥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并在那里长眠已将近三个星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驻军司令官阿佩尔将军满腔悲愤：“我们已失去两名为奥地利的荣耀丧命的烈士；我们是受辱的帝国；我们的武力随时可将他们打垮，但至今连个动员令都没有！我们希望动员令尽快下达。”[47]更糟的是，德国人将奥地利要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轻率地透露给意大利人，从而已使整个行动曝光。在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时，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还说奥匈帝国欲使这场战争限于局部的企图不会得逞：庞加莱严正表示，塞尔维亚“有朋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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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乌拉基米尔·吉斯尔（Wladimir Giesl）将最后通牒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奥地利报纸同时刊出通牒内容，而由其内容可清楚看出，发通牒者不希望塞尔维亚人接受，也不认为塞尔维亚人会接受。塞尔维亚人有四十八小时考虑，而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答复时，令人跌破眼镜的是，竟同意奥地利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是不接受让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境内调查这一项，并提出转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作为其替代方案。[49]塞尔维亚人欲争取国际支持，因此努力营造讲理的形象；但奥地利在德国人和受损尊严的催促下，显得蛮不讲理。吉斯尔看了塞尔维亚人的解释，认为无法接受，于是断绝外交关系，离开塞尔维亚，搭渡船越过多瑙河，来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尔维亚语称泽蒙/Zemun）镇。这就是战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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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地利政策（最后通牒）与行动计划（动员）的落差之大，令人震惊。不久后将接掌一集团军的奥芬贝格将军，仍在上奥地利度假。有个亲人突然骑着脚踏车出现，手里挥着报纸大喊“引信已经点燃；是最后通牒！”时，他正和姊妹共进午餐。后来，奥芬贝格忆起他当时的惊讶：“自萨拉热窝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已过了四个星期，我因此以为这场危机也会是虚惊一场。”[50]哈布斯堡将领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但仍振奋于终于有机会打一仗。驻因斯布鲁克的奥地利第十四军军长维克托·丹克尔（Viktor Dankl）收到这消息时，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谢天谢地，要打仗了！”他把驻地乐师叫来，要他们办场音乐会庆祝。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奥地利首都有“大批民众游行直到凌晨”，还有在俄国大使馆前带敌意的示威。邦森表达了他对维也纳战争狂热的惊愕：“民众明显认为这会是一场与塞尔维亚人交手的战争……对萨拉热窝所发生之罪行的迅速报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个大国强行介入巴尔干半岛，必然会招来其他大国插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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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间的冲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该防微杜渐却未防微杜渐的不测事件。康拉德理应利用暗杀事件后那一个月时间，做好迅速进攻的准备，以在其他大国还未能插手时把塞尔维亚打得无力还手，而非在阿尔卑斯山与情妇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拟的诸多作战计划，奥地利人都强调必须迅速动员、迅速部署、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人，因为战事一旦拉长，俄罗斯八九不离十会介入，而必须强行渡河（渡过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或三条河全部）才能入境塞尔维亚，意味着战事只会旷日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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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撤出贝尔格莱德，把中央政府迁到尼什。由于塞尔维亚把中央政府迁离边境，且把陆军集结于科卢巴拉河（Kolubara River）后面的瓦列沃（Valjevo）、阿兰杰洛瓦茨（Arangjelovac）周边，这时入侵塞国，结果几乎肯定是陷入泥淖，而非迅即得胜。在奥地利人犹豫不决时，塞尔维亚人已速速完成其初步动员（三十万兵力和五百四十二门火炮）。[52]这说明了当时人为何那么惊愕于奥地利迟迟才响应皇储遇刺事件：维也纳已给了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整整四个星期来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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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始终主张，若与塞尔维亚摊牌，时间因素会攸关成败，但尽管他夸夸其谈，事实表明他太被动，未预先因应可能状况。[53]他批准让现役士兵放假回去帮忙夏收，允许数万士兵于六月回老家帮忙收割。军官也放暑假。因此，当塞尔维亚人对最后通牒给了令奥地利不满意的答复，皇帝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动员时，康拉德没什么兵力可动员。皇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奥地利军方毫无动静。后来，一九一五年接替贝希托尔德出任外长的布里昂伯爵，以这一被动消极的姿态为理由，反驳外界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指控：他以猜测的口吻表示，“事实表明奥匈帝国陆军完全未做好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幽暗的作坊里谋划出这场战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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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作坊照理应有更好的准备。这位参谋总长已在七月七日向贝希托尔德保证，只要于动员起的五日内清楚俄国的动向，他就应付得了两面作战。[55]然后他的确知道俄国的动向：就在塞尔维亚人不接受最后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华沙、基辅、敖得萨诸军区局部动员。法国总统则从俄国首都向奥地利警告，塞尔维亚“有朋友”。显而易见，此刻该R计划，而非B计划上场，但康拉德就是听不进道理，仍想打塞尔维亚人。但这么做越来越没有胜算。奥地利陆军费力局部动员（只动员四成兵力）时，塞尔维亚人已忙着部署他们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已征召到四十万人，且已开始集结三个野战集团军。俄国人已开始加快动员脚步，英国人则已开始向德国人施压，要他们逼奥地利人在贝尔格莱德停住（即只教训塞尔维亚但不将其瓜分），透过谈判解决七月危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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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刻意淡化来自俄国的威胁，仍认为“拿起铁扫把横扫”塞尔维亚较为可取。[57]他的一味昧于形势，令人吃惊。奥匈帝国的参谋部始终想当然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打，只是与俄国开打的另一场更大战争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举的严重性。[58]康拉德把头埋在沙里，看不见周遭情况狂挥乱打。这样的人不只他一个。七月二十八日夜，奥芬贝格将军与皇帝的亲信顾问暨前驻圣彼得堡武官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Alexander von üxküll）会晤，当听到于克斯屈尔把俄国的作战准备说成“虚张声势”时，惊讶不已。于克斯屈尔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不会插手”。[59]贝希托尔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么。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队十二个师开赴塞尔维亚边界，而非加利西亚，异想天开地认为俄罗斯人会在面临德国具体威胁时打退堂鼓。[60]奥芬贝格忆道，“把我们的军队分割为两部，并非我所乐见”，康拉德打算只以二十三个师对付俄国（兵力太少）、十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太多），并以七个师作为总预备队在这两部之间机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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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奥地利在各个战线都要吃败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后获皇帝任命为总司令的弗里德里希大公，识见不足，无法修正康拉德的决定。与五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里茨尔——见面后，奥芬贝格觉得他乏善可陈：“我们简短聊了些琐事；一如这类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这位仁兄让人觉得无可救药的平庸；由他统领两百万大军，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条出路可避掉这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英国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拜访贝希托尔德，表示愿意帮忙，并提醒这位外长绝不可再“漠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争吵的）欧洲层面”。如果贝希托尔德继续漠视，会有一场把所有大国都卷入的世界大战。贝希托尔德告诉英国大使，俄国人不会插手，“因为我们会（向俄国）保证我们无意扩张领土”。[62]贝希托尔德如此谨慎之人，对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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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为开战推了最后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约瑟夫同意以“贝尔格莱德或其他要塞”的控制权为担保，确保塞尔维亚与维也纳合作调查暗杀阴谋，一时之间似乎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这条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场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都发出最后通牒。“勿接受英国为消弭战火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毛奇指示康拉德，“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愿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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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奇应该还要补充一句，欧洲全面战争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因为贝特曼已严正表示，“未来是俄国的天下，俄国越来越壮大，像越来越深沉的噩梦重重压在我们身上”。[63]只有战争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国壮大，或者说柏林是这么认为。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这些意见的交换，证实德国和奥地利是掀起这场战争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事，则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毛奇写信告诉贝特曼·霍尔维格，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诸大国会“相互厮杀”，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几乎整个欧洲的文化会毁于一旦，数十年无法恢复”。[64]但不要紧。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觉得他们现今享有的军事优势，会在两或三年内被俄国、法国的大规模军事整备计划压倒。那些计划将使俄法两国拥有更多兵员、火炮、基础设施，使靠着一九一三年的庞大军事支出计划而这时仍占上风的德国，将得在公平的立足点上与他们较量。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告诉康拉德：“拖得越久，我们的胜算就越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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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也苦于国内的政治乱象。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德国首相已有五年，却从未能在国会掌握可靠多数；他的职责已沦为让国会通过庞大的陆海军预算，抵御社会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法兰西万岁！”），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盘上每个说德语的学校和官员的波兰人。推动战争的势力太强，贝特曼想挡可能也是螳臂挡车。这位总理抱怨，“在军事活动方面”，他未“得到充分告知”，“开战的决定是在德皇周边的封闭小圈子里做出的”。[66]后来奥地利人忆起柏林这些焦虑万分的决策者“害怕、紧张、迟疑、神经质”的特质。他们先后于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国、法国鲁莽宣战，缺少了“俾斯麦审时度势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国不情不愿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个西欧为单一强权所宰制”时，德国人的反应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个敌人，只是多了一个紧密团结、战斗到底的理由。”[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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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宣战行动，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这种心态。奥匈帝国八月六日才不情不愿、有气无力地向俄国宣战，而其理由，一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鉴于俄国在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里摆出的威胁姿态”。康拉德满怀悲观——将伤害他对整场战事之运筹帷幄的一种悲观——严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胜算大概还不小，但如今，我们是va banque”。[68]这番宣示完全未能稳住民心士气，因为va banque是赌徒术语，意指拿庄家的所有赌本对赌，“赢则全拿，输则赔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现得好像他是整个情势的无辜受害者，而非情势的主要推手。蒂萨继续阻挠，主张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路线，坚持要贝希托尔德“打消（奥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为时已太迟。在申布伦宫安静的房间里，老皇帝已无奈接受侵略路线。他一语不发地坐着，如他的副官所说的，相信“我们名正言顺的目标”可成。这位副官，阿瑟·博尔弗拉斯将军，对未来颇为乐观。他在写给人在萨拉热窝的波蒂奥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再次高呼‘许多敌人，好多荣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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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弗拉斯不会欢呼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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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bara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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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riegsarchiv，Vienna（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 and 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77-78；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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